政策不连续性与财政效率损失——来自地方官员变更的经验证据

"中国特色联邦主义"、"晋升锦标赛"从财政分权和政治晋升的角度解释中国的增长奇迹,然而无论在哪种机制下,地方官员的更替都会造成地方经济政策的不连续,进而导致资源配置扭曲与财政效率损失。本文首先建立了一套财政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随机前沿法对1999~2012年31个省份的地方财政效率进行测算,然后搜集了同时期各个地级市党政领导的简历资料,采用地级市官员变更比例作为政策不连续性的代理变量,考察了政策不连续性对财政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由地方官员变动导致的政策不连续性显著降低了地方的财政效率,这种影响以地级市市长变更最为显著。每有一位市长更替,将导致该省份财政效率下降约0.15个百分点。(2)市长任期对财政效率有U型影响,新市长上任1年内,官员任期对财政效率产生负影响,因为换届过渡时政策不连续最明显,1年后地方财政效率逐步回升。(3)新任市长为快速做出政绩,短期内会实施大量新政,致使政府消费扩大、财政赤字扩张,引致财政效率损失。     

内部控制与研发补贴绩效研究

在万众创新盛行、政府补贴备受关注的背景下,本文分析企业内部控制对政府研发补贴绩效的影响。通过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的政府补贴附注明细中区分出研发补贴,再分别以研发投入、专利申请、营业毛利率衡量研发补贴绩效,本文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研发补贴均与企业创新和绩效显著正相关。内部控制能够对政府研发补贴绩效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产权、制度、市场和企业自身的因素均会影响内部控制与研发补贴绩效的关系。本文的研究不仅拓展了有关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有助于澄清政府补贴与创新政策的争议,丰富了学术界关于内部控制、政府补贴与创新关系的研究,对进一步深化中国式创新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风险投资后期进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选择效应抑或增值效应?

由于上市带来的财富效应高于培育创新型企业的增值效应,中国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高,知识产权保护较弱,现阶段中国风险投资主要集中于创新型企业后期进入。本文首先用描述性统计揭示了中国风险投资后期进入创新型企业的特征;其次,阐述了中国风险投资后期进入对企业创新选择效应和增值效应的影响机理;最后,以创业板2009-2014年上市企业为例,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验证风险投资后期进入对创新型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后期进入的风险投资进入创新型企业前,对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选择效应,但对专利申请量的选择效应不显著;后期进入的风险投资进入后,对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量的增值效应均不显著。     

官员晋升压力与企业创新北大核心CSCDCSSCI

以2000年~201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地方官员晋升这一独特视角,实证考察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并分别从企业产权性质、地区市场化程度和企业政治关联三个维度对这一影响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多角度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官员晋升前期,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都会显著降低,这种抑制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更低和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扩展检验发现,企业在官员晋升前会通过慈善捐赠而非寻租的方式与政府建立联系,从而进一步挤出创新.本文研究不仅从微观层面为揭示官员晋升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而且对我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清晰的政策意义.     

官员晋升压力与企业创新

以 2000 年 ～ 2012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选取地方官员晋升这一独特视角, 实证考察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并分别从企业产权性质、地区市场化程度和企业政治关联三个维度对这一影响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多角度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官员晋升前期,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都会显著降低,这种抑制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更低和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 扩展检验发现,企业在官员晋升前会通过慈善捐赠而非寻租的方式与政府建立联系,从而进一步挤出创新． 本文研究不仅从微观层面为揭示官员晋升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而且对我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清晰的政策意义．     

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与绩效:战略和环境的影响

本文基于397家中国企业的样本数据,对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着重考察了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的内部匹配关系以及这两类创新行为与企业战略和环境的外部匹配关系。结果表明,两类创新行为分别对企业绩效有直接的正向影响,两类创新行为之间的内部匹配对绩效无显著影响,两类创新行为与企业战略和环境竞争性的外部匹配关系对绩效有显著影响。     

责任式创新的多主体演化博弈研究——以新冠疫苗研发为例

责任式创新需要多主体的共同参与,探索企业、消费者、政府等多主体的演化博弈规律,对于推动以新冠疫苗研发为典型代表的责任式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新冠疫苗研发为例,构建了企业、消费者和政府三方在实施责任式创新行为中的演化博弈模型,并通过MATLAB进行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在责任式创新过程中,三方最终的演化稳定策略是企业实施责任式创新、公众参与责任式创新,但政府弱干预(消极提倡)责任式创新;企业的收益和成本、政府补贴均影响企业和消费者的演化结果,而对政府决策影响较小;利益相关者的初始状态对三方演化收敛速度有显著影响。     

融资约束、研发投入和我国制造业企业价值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研发投入是制造业价值升级的重要动力。选取2016—2020年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在原有研发投入和企业价值的研究基础上,加入了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分析,分别验证了高、低两组融资约束条件下,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的不同调节程度。研究结果显示：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正向影响企业价值,但是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会负向影响对研发的投资,这是基于信息不对称原理的结果;融资约束会对研发投入带来企业价值提升的正面效应有抑制作用,特别是在高融资约束组,企业的筹资难问题会加大这种显著的负面调节作用。     

高管从政经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基于烙印理论的实证研究

官员"下海"经商使得企业高管团队中官员型高管普遍存在。从烙印理论视角出发,以2008—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在实证分析高管从政经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企业股权结构和产权性质以及管理层过度自信和短视等认知偏差的调节作用后发现:CEO的从政经历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尤其是利用式创新投入;企业股权制衡程度和非国有化程度越高,CEO从政经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越显著;CEO从政经历还对管理层过度自信和短视心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消极影响分别起到缓解和加重的作用。     

人事变更、法制环境和地方环境污染

本文利用2004~2011年我国287个城市市长和城市的匹配数据,分析了地方领导任期和法制环境对环境污染水平的影响。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之间的"政企合谋"是导致环境污染难以治理的主要原因。实证结果表明,地方官员的稳定性和较差的法制环境是导致"政企合谋"的重要原因:地方领导任期越长,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越容易建立"人际网"和"关系网",从而放松对于企业非法排污行为的监管;法制环境从制度层面制约污染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建立合谋,法制环境越差,合谋现象越普遍,非法排污行为越严重。地方领导职务变动会打破旧的合谋关系,从而改善生态环境。但是,这一治理效果受到当地法制环境的影响: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污染企业越容易和新任领导重新建立合谋关系,从而削弱人事变更的治理效果。因此,我们认为,加强污染治理的长效机制是法制建设和制度完善,而不能只依赖于领导干部的人事更换。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升、研发操纵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4—2019年科技型中小企业财务数据,运用断点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升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分析了政策实施过程中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实证结果表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升政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科技型中小企业存在研发操纵行为,且研发操纵降低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升政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投入激励效果。基于研究结论,从科技型中小企业指标认定的优化、研发费用归类标准的细化、建立相应的惩罚措施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家族治理、所有权变更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

 家族企业有非常普遍的家族股权一股独大、存在家族传承意愿等特点,这可能使家族企业更看重中长期发展从而支持技术创新活动,也可能为了保护家族社会情感财富而抵制需要大量投入并具有较高风险的技术创新行为,因此需要实证证据检验。同时,一部分家族企业由国有股权转换而来,“国退民进”的所有权变更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鲜有研究进行讨论。        运用2004年至2015年中国非金融类家族企业面板数据,基于Tobit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方法,从研发投入、研发产出和研发产出影响力3个维度实证检验两权合一的治理模式对家族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影响,同时检验管家理论是否存在于中国家族企业公司治理和所有权变更对企业研发的影响中。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家族企业两权合一的治理模式显著降低了家族企业委托代理问题,对企业研发投入、研发产出和研发产出影响力形成支持效应;所有权由国有企业变为家族的企业,其研发产出和研发产出影响力明显低于其他企业,表明承接国有股份的家族企业创新效率更低。研究结论支持管家理论,即由于家族企业的两权合一治理模式以及高管与控股股东更紧密的私人联系,家族企业高管能更忠于家族企业长期利益,从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创新水平。但是“国退民进”所有权变更之后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的变化并没有显著提高这些企业的创新水平。        研究结论支持家族企业两权合一治理模式对创新的正面影响,丰富了家族企业管家理论的内涵。实证结果表明“国退民进”的所有权属性变化不能促进企业创新,建议家族企业在承接国有股权时仔细甄别,并合理调整股权结构,以促进企业创新和发展。     

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企业金融化水平门限回归

本文选取1435家A股上市公司2011—2018年度的面板数据,以企业金融化水平作为门限变量,研究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金融化行为给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带来严重的时滞效应,研发投入对当年企业绩效不存在促进作用;(2)研发投入对未来一年企业绩效有双门限效应,二者呈倒N型关系,在第二区间内研发投入促进未来一年企业绩效;研发投入对未来二年企业绩效有单门限效应,在第一区间内研发投入促进未来二年企业绩效;(3)在适度的企业金融化水平区间内,研发投入才会促进未来企业绩效。本文指出上市公司金融化水平最优区间占比分布具有区域、行业和企业性质异质性,并进一步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有利于企业合理管理研发投入和防止企业脱实向虚。     

嵌入全球价值链会导致中国制造的“低端锁定”吗?

本文基于2000～2006年的《中国知识产权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高度细化合并数据,考察制造业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研发创新行为的问题。研究发现: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研发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外资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以及高技术企业的作用尤其明显。进一步,本文从技术外溢的过度依赖、技术吸收能力以及发达国家的"俘获效应"等3个角度,探究企业嵌入价值链没有产生预期的技术升级效应的原因。同时,本文还以中国加入WTO的外生冲击构建因果识别机制,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不同价值链嵌入程度企业的自主研发行为,发现在考虑WTO冲击后价值链嵌入仍然对制造业企业研发行为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该效应对高价值链嵌入度企业的抑制作用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因此,实现中国制造的价值链攀升,需不断提升企业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引入外部竞争机制以及更深度地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全球治理。     

企业“领导者”变更、下属管理层团队重构与创新效率

在中国企业治理模式下,“领导者”变更是企业的重大事件之一,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战略及组织绩效。基于组织人际关系的角度,采用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企业“领导者”变更是否会引发下属管理层团队联动效应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企业“领导者”变更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顺推”与自下而上的“倒逼”两种路径,引发显著的下属管理层人事调整,管理层团队结构发生明显的联动“重构”效应。(2)在企业“领导者”变更情形下,下属管理层团队重构程度越大,对企业创新效率的负面影响越大,表现为研发投入减少、专利申请与授予数量下降;在考虑“领导者”界定标准、企业管理层人事制度、创新产出专利质量、排除替代性解释及缓解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稳健性测试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3)在进一步的分析中,考虑前任“领导者”离任预期、继任“领导者”来源类型及下属管理层人力资本结构三个角度的调节作用机制,发现前任“领导者”离任的可预期性越小、继任“领导者”属于内部晋升、下属管理层团队人力资本存量越差时,“领导者”变更引发的下属管理层团队重构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强,负面效应越明显。综上,本文基于企业“领导者...     

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地方官员变更的经验证据

以1999~2013年地级市官员变更为样本,本文实证考察了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官员变更所引发的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中,不确定性预期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更为突出。(2)官员变更对经济增长的财政影响总体上要强于其信贷影响,但财政政策渠道传导的主要是官员短视性政策行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而信贷政策渠道传导的则主要是官员变更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预期。(3)经济增长对官员变更有正向的刺激作用,但经济增长风险却是官员晋升体系中的一个负向考核指标。我们还发现,随着科学发展观对官员变更制度中的经济考核指标的弱化,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政策因素和政策风险显著减弱。     

外部投资者参与创新合作视角下研发补贴的最优边界问题研究

创新驱动战略实施过程中，提高地方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的效力至关重要。本文基于研发补贴对企业产生的双重“认证效应”,构建了地方政府、研发企业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随机演化博弈模型。通过模型求解，得出了主体策略演化稳定时研发补贴的有效边界条件。以2019年我国12个省份的601家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选取北京市作为研发补贴政策标杆区域，对其他省份研发补贴的效力进行了横向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发放的研发补贴对企业和投资者选择研发和投资策略不具有决定性作用，但研发补贴会显著影响两类主体策略选择概率的收敛速度和稳定性；以北京市作为标杆区域进行横向分析时，各省份均存在研发补贴的有效边界，且各省份研发补贴效力呈现方向性差异。三类区域具体如下：第一类如安徽省和四川省，研发补贴缺口大，仍可继续追加；第二类如广东省，其与北京市的研发补贴效力趋近；第三类如湖北省、山东省和河南省，存在研发补贴“冗余”现象。     

“营改增”、企业利润率与企业创新

本文选取研发和技术服务业、信息技术服务业两类行业186家上市公司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营改增"政策对企业利润率以及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营改增"政策能够提升企业利润率。规模越大的企业,政策的作用效果越显著。"营改增"对企业研发的作用效果不显著,规模越大的企业研发力度越小,企业以往的利润积累对研发投入也有抑制作用。     

地方官员“避责生存赛”的根源与治理路径

避责的本质是懒政怠政,源于风险社会、舆论传导和信任危机等多方矛盾。地方官员会通过找替罪羊、折中“最优”、控制议程、行为选择等参加到“避责生存赛”中,以转嫁和推卸责任。地方官员避责的危害在于地方治理蒙上官员主观色彩、协调功能缺失造成多元分化、目标替换导致政策传导偏差、行为结果严重偏离初心使命。为此,需要对地方官员避责进行积极治理,重塑地方官员心理机制,转变其消极价值认知;强化激励问责机制,为积极履责提供良好空间;完善选任管理机制,优化地方官员队伍;增强地方官员治理能力,提升国家治理成效。     

“面子工程”还是“真才实干”?——基于政治晋升激励下的国有企业创新研究

国有企业CEO同时具备"经济人"和"政治人"特征,这意味着仅从薪酬激励设计角度研究国有企业创新犹如管中窥豹,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代背景下,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激励可能是影响国有企业创新活动的另一机制。本文采用2007~2014年间国有上市公司CEO变更数据,研究了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政治晋升激励使得国有企业CEO更加专注有效的研发投入,在降低研发投入量的基础上,提高了企业创新产出。其次,我们探讨了国有企业政治晋升激励可能存在的"面子工程"和"真才实干"两种机制,发现政治晋升激励不仅提高了企业创新投入产出率,而且提高了创新产出的价值增值能力,支持了政治晋升激励下CEO创新"真才实干"假说。最后,我们进一步研究了薪酬激励、在职消费对创新的政治晋升激励有效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相对于低薪酬激励,高薪酬激励时国有企业CEO创新的政治晋升激励有效性更高;相对于高在职消费,低在职消费时国有企业CEO创新的政治晋升激励有效性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