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信用融资对缓解企业风险的作用机制研究

为考察商业信用融资能否缓解企业风险,以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从规模与周期双重角度实证检验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风险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商业信用融资规模通过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和库存持有,对企业风险产生非线性影响;立足市场交易角度,商业信用融资周期与企业风险呈现负相关关系;并且企业所有制不同会使商业信用融资规模和周期对企业风险的影响产生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供应商集中度越高,商业信用融资规模对企业风险的影响越明显。     

经济周期与企业金融化

当前中国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现象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企业金融化是否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有待检验.本文以2005年—2019年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经济周期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情境因素差异.实证分析发现，在经济上行期，企业金融化程度提高，表明当前中国上市公司配置金融资产的“投资替代”动机较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管理者面临业绩压力越大的公司，经济周期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作用越强，而在低高管持股比例、高融资约束和低行业竞争的公司，经济周期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效应被削弱.本文从宏观经济层面验证了企业金融化的“投资替代”动机，不仅丰富了经济周期和企业金融化相关领域的研究，而且对政府和监管部门引导企业适度配置金融资产、防范金融风险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中国实体企业的金融化分层与投融资决策影响机制

本文将金融资产划分为流动型和投资型两大类,引入传统的三期动态投融资模型并拓展到无限期框架,系统考察了金融资产配置如何影响企业投融资决策.理论表明,流动性金融资产有助于降低企业杠杆率并促进未来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即扮演着“蓄水池”功能;而投资性金融资产在提升企业杠杆率的同时会挤出未来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即扮演着“替代品”功能.特别地,流动性金融资产的“蓄水池”功能在不同期限保持一致,但投资性金融资产的“替代品”功能在长期将发生反转,资金池增加会降低企业在未来时期的杠杆率并促进固定资产投资.随后,本文基于2007年～2019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半年期数据,以金融资产持有份额和金融渠道获利分别作为流动性金融资产和投资性金融资产的度量指标,利用多项式逆滞后(PIL)框架实证检验了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投融资变动的时变影响,结果证实了上述理论推断.     

收入风险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CHFS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研究构建了包含金融市场摩擦和背景风险因素的家庭资产配置模型，深入探究了收入风险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关系，发现收入风险的增加将显著降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并且市场摩擦和其他背景风险的上升均将加剧收入风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负效应.同时，本研究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对理论模型的结果进行实证检验，以分组收入方差衡量家庭收入风险，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收入风险对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信贷约束、社会互动与金融素养等金融市场摩擦因素均显著增强了收入风险对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负向效应；在健康、住房及工商业经营和负债等其他背景风险越高的家庭，收入风险对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企业金融化与盈余管理——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证据

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为研究目标,分析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应计盈余管理、分类转移盈余管理、联合盈余管理的影响。得出结论：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程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U”型关系;分类转移盈余管理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企业金融化会促进企业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程度;联合盈余管理程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仍存在“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金融化对应计盈余管理和联合盈余管理的“U”型影响更加显著。提出建议：优化金融机构资源配置效率,拓展企业融资途径和效率,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企业管理层应合理支配企业剩余资本,平衡好经营性资产与金融资产的比例;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加强对管理层作出金融化决策行为进行管控,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政府应完善企业会计准则修订,减少企业过度金融化行为。     

电力企业产权结构对微观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考察国有产权框架下产权结构对企业微观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产权集中度与与发电企业效率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国有产权集中度越高,企业的效率越低,再次验证了国有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在产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中的弊端。     

产融结合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随着金融市场投资收益高企,制造业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突破主营业务向金融领域渗透和扩张,产融结合程度不断加深。本文选取2006—2018年国际微观制造业企业数据,基于B-样条展开的非参数分位数模型及条件概率密度函数,结合理论机理分析,探究了制造业企业产融结合对研发投入强度的非线性异质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产融结合带有不同类型国家宏观金融发展与创新投资之间关系的趋同特征。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企业产融结合影响研发投资主要表现为“U型”促进效应;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则主要表现为“倒U型”挤出效应,且存在最优产融结合水平。(2)随着企业研发水平提升(对应分位点提高),发达国家产融结合水平的影响拐点向左偏移,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拐点向右偏移,同时研发投入强度对产融结合变化的敏感程度变大。(3)中高等研发密度的高科技企业产融结合主要表现为研发促进效应,中低等研发强度的非高科技企业则主要表现为研发挤出效应。借鉴本文研究,中国企业产融结合程度应与自身研发投入水平及宏观金融发展相适应,为通过选择合理产融结合水平达到提升研发投入目标提供决策依据。     

大股东代理问题与IPO募集资金的使用

本文在单一股东价值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第一大股东的代理行为,并对IPO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进而提出研究假说。用中国股市A股IPO数据对假说进行检验,发现IPO募集资金的使用受到第一大股东代理行为的影响,第一大股东政治级别越高和财务杠杆越小的上市公司的募集资金投入程度显著越低。IPO募集资金的使用也受到股东价值驱动因素的影响,上市后三年平均营业利润率越高的公司,IPO募集资金投入程度显著越高。     

融资约束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本文构建了纳入融资约束的实体企业投资组合选择模型,以刻画融资约束下实体企业的金融和实业两类资产的投资组合选择决策． 理论模型表明,实业投资的相对风险大小、金融资产收益率与负债利息率之差以及固定资产收益率与负债利息率之差均会影响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占比,前两者表现为正向推动,后者表现为负向抑制,并且金融资产收益率与负债利息率之差的正向影响大于固定资产收益率与负债利息率之差的负向影响． 本文使用1998年～2009年中国非上市实体企业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模型相一致． 本文理论模型和实证结果都表明,金融资产收益率的上升比固定资产收益率的下降更能够推动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化．     

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倒u型关系——双调节效应分析

政府补贴对制造业优化升级有着重要意义。那么,政府补贴的政策效果如何？它促进了我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提升吗？为回答以上问题,运用OLS和两步法系统GMM,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实证分析了政府补贴对我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并探讨行业集中度及其与全要素生产率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实证研究发现：（1）政府补贴通过激励效应和扭曲效应对出口国内附加值产生倒U型影响;（2）行业集中度对倒U型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行业集中度越高,政府补贴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倒U型影响越小;（3）全要素生产率会强化行业集中度对政府补贴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倒U型关系的调节作用。     

金融科技赋能下供应链金融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发展供应链金融对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战略意义.本文通过对2007年—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全部320.8万篇公告的文本数据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发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供应链金融在短期可以促进企业股价的上涨,在长期可以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并且上市公司采用的供应链金融业务越多,公告中提到供应链金融词汇越频繁,这种提升效果越显著.发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可以通过信号传递效应、风险承担效应、系统管理效应促进企业价值提高.在供应链金融相关公告中提到金融科技词汇的词频越高,上市公司获得的企业价值提升效果越强.金融科技可以为股票流动性较低、风险承担较弱的企业发展供应链金融业务起到更强的赋能效果.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文不仅为中国公司发展供应链金融业务提高企业价值,提供了基于公开市场数据大样本的实证证据,也对国家和地方政府支持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具有现实启示.     

实体企业金融化、分析师关注与内部创新驱动力

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背景下,实体企业金融化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实体企业将资金投资于金融类资产而对研发投入造成的挤占效应,较少从企业内部创新驱动力角度关注跨期金融化投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 ????????鉴于此,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分析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入的跨期影响,结合委托代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探讨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入的交互效应对研发投入持续性和研发投入转化率的提升作用,并检验分析师关注和是否拥有资格资质认定等因素对上述关系的影响。以2010年至2016年中国A股非金融业和非房地产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 15.0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内生性检验,对内生性问题的缓解和其他稳健性检验保证了研究结果的一致性。 ????????研究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入在当期呈负向关系,但在滞后期呈显著正相关;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入的交互作用弥补研发过程中的资金短缺,平衡创新知识转化过程中的调整和失败风险,缓解管理者面对的短期业绩考核和股价波动压力,进而显著提升企业的研发投入持续性和研发投入转化率。分析师关注对上述作用产生负向调节效应,即分析师关注使管理者投资决策的目的和动机从关注长期创新发展向追求短期利益倾斜。在无高科技等资格资质认定的实体企业中,金融化与研发投入的交互效应对研发投入持续性和研发投入转化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 ????????研究深化了微观视角下企业金融化与创新活动的关系研究,丰富了金融化蓄水池效应的研究证据,揭示了资本市场冲击和企业异质性特征的间接影响,有助于理解企业金融化现象背后折射的投资决策和战略意图,对于提升实体企业创新驱动力、促进政府实施高效的监督和激励政策、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数字时代下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的证据

中央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之一是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以数字技术驱动金融的高质量供给，使资金更多流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本文运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创业概率，其中信贷业务对创业的促进作用最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渠道是缓解个体融资约束，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和传统金融发展落后地区中表现尤甚.但是上述作用影响存在地区间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只集中在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其次，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人们之间信任程度越低、风险偏好越高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促进作用越弱.此外，本文还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存在“数字鸿沟”现象，其对受教育程度低和年老的个体创业的促进作用影响更小.上述发现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境，但是其经济效应存在局限性.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政策时，要完善地区政策配套实施，因地制宜，推动金融同经济的均衡发展，为畅通国内国际大循环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大股东控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

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大股东控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上升有助于抑制企业金融化,支持大股东的“监督效应”和金融化的“投资替代”动机;在管理层持股比例低、盈余管理严重、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及分析师跟踪人数少的情况下,大股东控制对金融化的影响更强,表明大股东确实通过“监督效应”约束了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研究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金融化的负向影响,在非国有、经营风险高、融资约束大的企业以及金融市场收益高、金融投资风险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的环境中更加明显。     

客户年报风险信息披露对企业现金持有决策的影响研究

利用企业前五名上市客户及其年报风险信息披露的文本数据,实证检验客户年报风险信息披露影响企业现金持有决策的作用机制和经济后果。研究表明：客户年报风险信息披露越多,企业现金持有水平越高,表明客户年报风险信息披露具有供应链溢出效应;当供应链关系越紧密、企业自身融资约束水平越高时,客户年报风险信息披露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正相关关系越显著。进一步,客户年报风险信息披露能够反映其基础风险和未来风险;客户年报风险信息披露对企业现金持有的作用机制,在于提高企业自身风险水平。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客户年报风险信息披露越多,企业现金持有价值越高。     

企业与税务局为邻:便利避税还是便利征税?

根据地理经济学原理,企业与税务局之间在地理上的接近,既可能便利企业通过寻租进行避税(寻租成本的"距离衰减效应"),也可能便利税务局通过获取更多企业信息,强化税收征管力度(信息搜寻成本的"距离衰减效应")。利用上市公司数据,我们发现,与基层主管税务局之间距离越近,企业的避税程度越高,从而支持了寻租成本的"距离衰减效应"假说,即:与税务局之间的距离越近,企业的寻租成本越低,越有能力通过寻租获取避税收益。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当主管税务局为国家税务局或者样本公司为民营企业时,上述影响更大。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丰富了企业避税影响因素领域的文献,为地理经济学的"距离衰减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上下级关系对组织政治知觉与员工离职倾向影响的被中介的调节效应分析

以30家企业涉及行政、财务、研发等岗位的301名员工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上下级关系在组织政治知觉对离职倾向影响过程中的有中介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组织政治知觉对离职倾向的影响机制中,工作满意度起到中介作用,上下级关系对这种影响机制产生被中介的调节效应,即上下级关系质量越高,工作满意度在组织政治知觉与离职倾向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越弱.     

企业集群成本协同管理效应研究

本文旨在突破交易成本理论的约束,应用企业网络理论并结合企业集群协同创造价值的特点,来揭示企业集群上下游的成本协同管理需要考虑的问题.依据所揭示的问题和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提出了集群成本协同管理的协同效应假设,应用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和统计分析方法证实了所提出的假设,得到如下的结论:在企业集群中,成本协同管理的认同度和上游企业的配合程度越高,核心企业的作用越大,集群成本协同管理效应就越大;同时,研究也支持了企业网络理论的协同管理机制可保障增加协同效应.本文对成本管理理论的主要贡献是提出和证实了集群协同成本管理的协同效应假说,同时也为企业管理者如何利用集群的协同管理来创造企业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     

基金业绩与资金流量: 明星效应与垫底效应

利用 2005 ― 2010 季度基金数据,用部分线性半参数回归方法估计了基金业绩与资金流量的关系曲线,并在此基础上模拟计算并检验了基金经理投资的风险偏好．与之前的研究［1,2］不同,文章结果不支持“赎回异象”假说,并发现中国市场存在明显的“明星效应”和“垫底效应”,即 PFR 曲线随业绩的提高呈上升趋势,并在形态上表现为两头陡峭中间平缓．在委托代理框架下,这意味着基金经理在中期业绩较好时会倾向于承担风险以成为“明星基金”,而在中期业绩较差时则会通过规避风险以避免“垫底”．由于基金投资的风险偏好对于基金业绩有重要影响,该文的结论对于中国公募基金行业的发展和建设有一定借鉴意义．     

负债企业控制权转移的时机和均衡价格

应用实物期权博弈论和一般均衡理论,推导出了负债企业在信息不完美条件下控制权转移最优时机和均衡价格的解析解, 并对最优时机和均衡价格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敏感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目标企业的规模越大、兼并双方购买沉没成本越小、控股比例越高、购买者期望协同效应越大、息票率越高,税率越高, 则均会导致控制权转移越快, 转移的均衡价格越低。目标企业所处的产业增长率和波动率越高, 则控制权转移越快, 转移的均衡价格越低,并具有双重效应。控制权转移的时机和转移均衡价格不是控制因子的单调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