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治理：县级融媒体创新乡村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媒介化治理亦即治理的媒介化,是媒介化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体现为一种媒介技术和制度化与社会治理体系互构的过程,其实质是媒介提供并控制治理资源配置。作为乡村媒介化治理的新阶段和基础设施,县级融媒体创新乡村媒介化治理的逻辑主要表现在公共空间生产、制度性力量供给以及基础设施化三个层面。循此逻辑,面对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大力发展乡村“新基建”、提升乡村社会媒介化进程,加快县级融媒体平台的用户和文化建设,创新县级融媒体内容生产、构建乡村新媒介公共空间,是县级融媒体发挥媒介化治理作用和功能的必然路径。     

全连接世界的融传播

智媒体技术为各种传播形态的信息提供了“全连接”的技术支撑,人类社会自此从有信息传播边界的传统媒体时代的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的社会生活场域,进入到信息传播边界消逝后的全连接世界。在互联网场域,信息从人际传播到群体传播再到大众传播,为此从媒介环境学角度提出“融传播”概念,分析智能媒体时代熟人社交的失控,无边界控制的赛博空间对人的多元身份确认的困惑,智媒技术对人的“监控”等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的诸多影响,并反思拟真世界中的人际沟通。     

论融媒体形态演进与智媒时代的开启

在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打造一种以技术聚合为特征的融媒体形态,是媒介形态演进的需要,也是新兴媒介技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融媒体传播的时代性趋势,决定了智慧传收、关系偏向、形态多元化和技术驱动等融媒体传播特征的存在。以生态位视角考察融媒体形态演进,则其内在的竞争正让位于合作,进而形成媒介聚合演进的生态优势,媒介系统也不断趋向平衡与稳定。融媒体传播实质是泛化的智慧传播,强调收受者感官体验。人性化的智媒体验也带来了人际关系重构及人"去社会化"的生存体验。     

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政策演进与措施匹配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取得了明显进展,但现阶段仍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表现在如何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半截子城镇化,真正提高人的城镇化,等等。从整体上来说,城乡一体化建设既要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社保问题及其他新出现的问题,又要通过财税、用工、体制等各项改革,重点解决城镇的承载力与产业支撑问题。     

主体性与连接性：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

县级融媒体的角色定位、关联逻辑及行动方式,是其参与乡村治理时必须厘清的核心问题。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属于“服务型参与”,它不仅是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还是动员和组织其他主体结成治理共同体的特殊主体;连接县域内一切要素的超越媒体属性使得县级融媒体具备了参与乡村治理的多重能力。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包括：融媒体+信息服务,建设乡村“数据库”和智能化乡村治理系统;融媒体+政务服务,重建基层,搭建多元主体“公共话语场”;融媒体+商务服务,实现乡村与市场高效对接,拓展乡村振兴的行动空间;融媒体+生活服务,增加县级融媒体的用户黏性,增强乡村居民的地方认同。     

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农村信息化建设问题研究

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对于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当前,农村信息化建设面临着一系列问题:社会对农村信息化建设存在认识误区、农村信息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有待提高、农村信息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难度大、农村信息化服务队伍建设滞后、农村信息化建设的体制机制不顺等。因此,应通过强化对农村信息化建设的统筹管理、优化管理体制机制、夯实农村信息化公共基础设施、促进农村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加强农村信息化服务队伍建设等途径来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以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农村弱势群体的媒介话语权非弱势发展研究

城乡二元式结构和社会阶层分化,使农村弱势群体在话语权分配模式中处于弱势地位。应发挥大众传媒社会公共平台传播职能,增强大众媒介的社会责任感,以构建农村弱势群体媒介话语的表达空间,杜绝媒介传播领域在强势群体领域的极化;应通过对农村弱势群体受众进行旨在提高其参与媒介传播的素养的教育,以拓展其政治参与能力,并加快农村弱势群体"个体化自媒体时代"的到来。     

媒介境遇下的乡村生活

随着社会媒介化进程不断推进，媒介生活逐渐成为乡村日常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理解乡村社会中的媒介生活可以从媒介境遇角度、从最广泛意义上的媒介——口语与书面语在城乡“分割”中所呈现的历史维度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阐释城乡叙述方式的改变。可以看到，其改变体现在：媒介景观已经成为一种无形的围墙，存在于城市，也存在于乡村，媒介景观同时也是信息中心。城乡叙述的部分权利从城市转移到了乡村，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信息传播生态系统发生了位移和游离；媒介地方感有反向依附感和泥土依附感等属性。因此，媒介境遇下的乡村属性是以地缘和血缘共同属性为基础的、具有层次性的、从抽象的村落意识到具体而微的村民个体的行为与实践过程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在上述种种行为和实践中蕴含着丰富而生动的地方生活场景，而这些生活场景也促进了地方属性的固化与创新。     

县级电视台传播生态位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县级电视台的外部环境与内在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乡村网络的扩张,域外媒体的涌入,使得县级电视台面临着功能减退、"营养"不足、需求下降的局面。面对这些挑战,县级电视台不能简单模仿、被动追随城市电视台的做法,政府一味地单向投入也不利于乡村传播生态系统的长期稳定与健康发展。借助媒介生态理论,通过传播生态位的融合、分离、交叉,实现县级电视台的整合与优化,不但有利于完善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对农传播体系,而且可以弥补央视、卫视中乡土信息不足的缺陷,拓展城市居民的文化认知空间,形成新的传播生态位。     

乡村振兴视域下县级融媒体中心传播发展对策研究——以茂名市三县市为例

县级融媒体中心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在舆论宣传引导、信息共享、助农服务等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目前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着创新发展乏力,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兼顾不足、内生发展动力较弱等问题。对此,本文尝试从乡村振兴视域下,针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如何抓住乡村振兴战略机遇,发挥其优势与作用,借乡村振兴反哺三农政策之机,促进其自身传播发展进行路径探讨。     

浅析自媒体时代媒介伦理问题及其对策

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自媒体逐步革新人们信息交流的方式,成为重要的舆论传播工具。但由于自媒体自身固有属性等众多原因导致利用自媒体进行信息传播活动时出现了网络舆论导向偏失、信息传播价值缺失、网络侵权、网络技术加剧道德危机等一系列媒介伦理问题。本文立足问题产生、发展形式及生成机制,相应提出系统提升受众的媒介素养、完善自媒体行业机制和道德秩序、探究舆论引导有效机制等解决对策。     

县级融媒体中心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县级融媒体发展正式提上议程以来，各地县级融媒体中心纷纷开始建设，目前，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已在基本完成了基础建设与运营的基础建设的1.0时代，迈向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的2.0时代。新阶段县级融媒体中心需要立足现状，认清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从体制机制、人才建设、内容生产、平台运营等方面积极探索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助力县级融媒体中心更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     

关于我市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思考

“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是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反复提到的关键词。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科学发展观认识和实践的进一步深化,也预示着工农业关系、城乡关系调整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而农村信息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的技术手段,有利于推进农村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从信息化对促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意义入手,着眼于我市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现状,提出了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努力方向。以信息化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提升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从而进一步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     

新型主流媒体与性别平等文化传播

融媒体时代的深刻变革为性别平等文化的广泛传播带来崭新契机。新型主流媒体是我国弘扬性别平等价值观的重镇。使用联合国“媒介性别敏感指标”对《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的新媒体平台进行性别状况评估,辅之以对青年网民和主流媒体工作者的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新型主流媒体能多角度展现当代女性的社会风采,为女性媒介形象注入新的时代精神;能有意识使用新闻事实和科学数据破除性别角色定型。同时,一部分主流媒体的受众具备良好的媒介性别素养,对性别歧视和性别定型现象积极发声。但是,女性在新型主流媒体报道中的可见度和话语位阶仍明显偏低;单方面强化女性的观赏性和家务职责仍是新闻传播中的常态。这些问题都亟待从法规政策、媒体管理、新闻实务等角度推进变革。     

大众媒体社会责任缺失及根源探究

科学传播系统是一种信息和知识传播系统,对于大众媒介的科学传播,既要遵循媒体的传播规律,又要符合科学本身的特点,才能实施有效传播.但是今天大众媒介在科学传播过程中已经出现众多的问题,由此便使科学技术信息在从拥有者向接受者传递的过程中,产生了科学技术信息的失效现象,影响了科学技术信息的传递和扩散,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而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大众媒介社会责任感的缺失.     

自媒体视阈中的媒介素养教育探析

自媒体的出现使信息传播发生了重要变革.面对信息传播变革,媒介素养教育也要与时俱进.当前媒介环境中媒介素养教育应注重培养公众自主处理信息的能力、正确运用话语权的能力以及运用自媒体进行社会交往的能力.实施媒介素养教育可通过学校、社会、家庭等途径进行.     

信息交流介质的演化与选择偏好

即时通信社交媒体用户对语音或者文字作为信息载体有不同的选择,人们对信息交流介质的选择呈现习惯性的分化趋势。文章回溯了传播交流介质的演变过程,从传播心理角度对用户交流介质选择行为予以剖析,从人口学范畴分析了即时通信媒介用户的职业、年龄等特点差异对介质选择的影响,探究传受双方深层次的媒体社交礼仪认同,发现网络社交礼仪作为现实社交礼仪在网络上的延伸,潜移默化地影响用户对交流介质的选择偏好。解决现实社交礼仪与互联网交流平台的配适问题,可以使传受双方的社交礼仪认同更加契合,进而取得正向有效的信息传播与内容沟通效果。     

大众媒体互动式传播效果控制论

传统媒介时代,大众传播效果控制的研究,主要以单向式传播运作模式为出发点。随着社会进步和媒介技术的发展,互动式传播已经越来越普遍,由于传播方式的变化及新媒体技术带来新的传播运行特点,以往的传播效果控制理论已不再完全适用,需要重新审视它的规律。新媒体互动式传播的交互性、实时性、网状发散性、无限循环性使传播效果的控制趋于更复杂、更困难的局面,突出表现在媒体“把关人”弱化、实时交互的难以应对、网络传播的失控等方面。这些问题的解决,依赖于构建和谐社会,营造平等、自由、开放的信息环境,通过促进信息资源的共享、加强自觉传播意识的控制、努力形成互动传播中的协作与共识以及智能数字技术的支持来实现。     

重构大众媒体在科学传播中的社会责任

在大众媒介的科学传播过程中，有诸多负面现象，其中问题的根源也趋于复杂化，如媒体特性和科学特性的冲突、科学符号的不正确解读、大众媒介的自身问题等。解决大众媒介在科学传播中的问题，必须重构大众媒介在科学传播过程中的社会责任。它不仅需要传媒界的努力，同样需要科教界的积极参与。     

建设用地制度改革的逻辑——以成都市城乡统筹实验中的土地制度改革为例

成都市是全国城乡统筹建设实验区,成都市设计了以土地制度改革来带动城乡统筹、减少城乡差距的实验方案,并试图借用市场化手段来筹集城乡统筹资源.从成都市城乡统筹实践来看,通过城乡统筹,成都市农村建设发生了很大变化,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均等化.但是,本质上,成都市城乡统筹实践只是以土地制度改革为媒介,实现了城市利益向农村的输送,这种利益输送与市场化无关,而只与再分配有关.目前有理论将成都城乡统筹实践理解为建立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甚至成都市政府也是如此理解,但从成都市的实际情况分析,这种理解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