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背景高管、权力分布与企业环境责任履行

在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新发展理念下，企业作为环境治理的主体力量，如何推动其履行环境责任成为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利用手工收集的高管职能背景和高管排名数据，借助最新的权力测度方法，基于2006—2019年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环保背景高管及其权力分布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背景高管显著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环保背景高管在高管团队中的权力越大，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水平越高；环保背景高管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影响在采取不同环境战略的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环保背景高管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正向影响在采取防御型环境战略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且环保背景高管权力越大，该差异越明显。     

激励还是辩护?——基于内外监督视角的社会责任与高管薪酬契约

选取120家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数据回归分析探究社会责任与高管薪酬契约之间的具体关系,得出结论:社会责任与高管薪酬正相关,社会责任辩护假说得到验证,高管更多地将社会责任作为高额薪酬辩护工具;产权性质不同,独立董事比重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重的调节作用也存在着差异。企业管理层应增强社会责任的战略性地位,强化社会责任的激励功能,通过内外部监督来规范和制约高管辩护行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社会责任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2010—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实证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越高。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这一关系在内部控制水平较低和盈余波动性较大的企业更加显著,在国有企业、有政治关联和政府干预程度较高地区的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影响企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进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研究结论表明,面对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一方面,企业可能会根据自身经营管理的风险,将社会责任履行作为应对风险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政府有动机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以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更好实现政府目标。     

"安则兼善天下":董责险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北大核心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公司管理层的核心任务,故构建促进管理层履行社会责任的机制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验证董责险是否是管理层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管理层"安则兼善天下",具体表现为:第一,董责险可提升管理层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积极性,且公司所在地区法治环境越差,董责险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作用越显著;第二,董责险主要通过提升管理层乐观度来促进其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研究发现,董责险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员工、供应链和环境责任;国有企业和大规模公司购买董责险更能促进管理层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为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促进机制提供了新视角,也为资本市场全面认识董责险功能,进而借力董责险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     

高管团队稳定性与企业ESG责任履行

ESG已成为推动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但有关ESG责任履行影响因素的研究仍方兴未艾。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为样本，考察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ESG责任履行的具体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稳定性正向影响企业ESG责任履行；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高管团队稳定性可以通过降低管理者的短视，进而促进企业ESG责任履行；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高管预期任期、股权激励水平、媒体关注度会正向调节高管团队稳定性与企业ESG责任履行之间的关系。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

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以2008-2012年深沪两市石油化工塑胶塑料行业上市公司组成的面板数据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履行股东、债权人、员工、政府和环境责任与企业价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履行社会捐赠责任与企业价值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与利益相关者建立互信关系、获取竞争优势、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入的宏观背景下,具有海外背景的管理者在企业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已有研究探讨高管海外背景对海外融资、对外投资、跨国并购等的影响,尚无研究关注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从高管个体特征视角研究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选取2010年至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结合手工收集的高管背景特征信息,使用OLS回归、倾向评分匹配法和Heckman两阶段回归方法检验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社会责任间的内在联系。        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海外背景显著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相对于无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拥有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其社会责任评分更高、评级更好;当企业高管团队中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人数越多、在高管团队中的比例越高时,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当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更大时,高管能依赖用于理性判断的信息更少,此时作为高管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念代理变量的海外背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更强。在解决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偏差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将高管海外背景的经济后果拓展到企业社会责任领域,为高管海外背景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从个体层面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作用机理提供新的证据。从现实意义上,研究结论为国家海归人才引进政策、企业高层次海外人才招聘和选拔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     

制度背景、公司价值与社会责任成本——来自沪深300指数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4号——社会责任”,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产权理论,将社会责任成本信息评价指标分为三个层次,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成本信息评价体系.以382家沪深300指数上市公司2008-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从样本总体和分行业两个角度,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成本与公司价值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当期是否发生安全生产支出、销售费用支出率、纳税贡献率与公司价值显著正相关,当期是否发生环保支出、欠款未偿付率与公司价值显著负相关,而其它评价指标代表的企业社会责任成本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并不显著;各行业回归差异较大,应充分考虑不同行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差异.本文的研究发现为监管机构制定相关政策、上市公司完善社会责任报告和投资者优化投资决策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政治关联、高管薪酬与企业未来经营绩效

本文紧密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考察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政治关联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公司未来经营绩效的作用。以2001~2011年间的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影响高管薪酬的经济因素和公司治理因素后,不管是在国有企业还是在非国有企业中,政治关联公司的高管都获得了显著较高的薪酬。但是,在国有企业中,由政治关联导致的高管超额薪酬与公司未来的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而在非国有企业中,由政治关联导致的超额薪酬则与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显著正相关。这些结果表明,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高管获取了过度薪酬,是一种有损企业未来绩效的机会主义行为;而政治关联的非国有企业高管所获得的较高薪酬则是对其较强的寻租能力的一种补偿和激励。此外,本文进一步的检验还发现,在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中,以及在政府干预较强的地区,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高管的过度薪酬问题更加严重。     

外部薪酬差距激励了高管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市场与产权性质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为切入点,考察了企业高管所面临的经理人市场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正相关,但国有企业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说明了受管制的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无法对高管带来正向激励。外部薪酬差距对非国有企业高管的正向激励效应仅存在于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平均薪酬的样本中。本文发现,当企业上一年的高管薪酬低于行业平均高管薪酬时,为了使高管薪酬水平达到行业平均薪酬水平,其高管薪酬的增长幅度要高于行业的增长幅度,而且高管薪酬与行业平均薪酬基准的差距越大,高管的薪酬在当年增加得越多,意味着我国高管薪酬制定受行业薪酬增长影响很大,从而削弱了外部薪酬差距激励的有效性。当上一年的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平均高管薪酬时,国有企业高管的管理层权力越大,其薪酬在当年增加得越多,高管的管理层权力同样地削弱了外部薪酬差距的激励效应。     

医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因素组态与路径研究

以209家进行企业社会责任评分的A股医药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内外整合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究内部驱动因素（财务绩效、技术创新、高管薪酬、内部控制）和外部约束因素（政府干预度、法律环境）的匹配效应对医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复杂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企业内部驱动因素与外部约束因素的不同组合对医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起到“殊途同归”的效果;医药企业社会责任高履行路径有5条,分别是高管引领经济驱动型、内控强化经济驱动型、高管引领内控驱动型、法律保护能力驱动型和内控强化压力驱动型;导致医药企业社会责任低履行的路径有1条,且与社会责任高履行的驱动机制存在非对称性。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影响医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多重复杂因素间互动本质,并为医药企业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带来有益的实践启示。     

外部环境、内部资源与企业社会责任

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如何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11-2013年数据为样本,研究制度环境(舆论压力)和市场环境(竞争强度)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以及企业内部两种类型资源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舆论压力会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而竞争强度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呈"∩"形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资源(政治关系和冗余资源)正向调节外部环境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     

限薪令与企业创新:一项准自然实验

  创新是维护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手段,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但由于存在内生性问题,高管薪酬与企业创新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尚无定论。         以2009年出台并实施的针对国有企业的限薪令作为外生政策冲击,选取2007年至2015年全部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配对样本和双重差分回归分析的方法,实证检验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限薪令后国有企业高管货币薪酬是否降低;在此基础之上,检验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进一步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测量公司治理水平,考察公司治理水平对于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最后对比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风险承担水平上的差异,探讨高管货币薪酬的降低可能引起的负面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限薪令后国有企业高管的相对货币薪酬降低,限薪令发挥了预期的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国有企业的相对创新投入水平降低,证实了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外,公司治理越差的国有企业,其创新投入降低的越多;高管货币薪酬的降低最终导致国有企业整体风险承担水平下降。使用全样本分析和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         利用强制性降低高管货币薪酬这一外生事件,为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新的可靠证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实践意义上,高管货币薪酬的降低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的意愿,进而导致企业整体风险承担水平下降,长此以往将损害企业长期发展能力,同时有悖于现阶段中国倡导的企业走创新发展之路,对中国现阶段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政策启示。     

企业金融化与盈余管理——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证据

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为研究目标,分析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应计盈余管理、分类转移盈余管理、联合盈余管理的影响。得出结论：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程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U”型关系;分类转移盈余管理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企业金融化会促进企业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程度;联合盈余管理程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仍存在“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金融化对应计盈余管理和联合盈余管理的“U”型影响更加显著。提出建议：优化金融机构资源配置效率,拓展企业融资途径和效率,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企业管理层应合理支配企业剩余资本,平衡好经营性资产与金融资产的比例;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加强对管理层作出金融化决策行为进行管控,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政府应完善企业会计准则修订,减少企业过度金融化行为。     

完善电子商务中的税收征纳信用制度

目前我国法律尚没有作出时电子商务征税的专门规定,税务机关也没有实行对电子商务的严格征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电子商务征管的难度大、成本高。但是由于经济和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以及税制不断完善的要求,实现对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将是未来发展不可避免的一个趋势。为促进电子商务税收严格征管的实现并构建和完善我国的税收信用体系,特通过建立博弈理论模型,在对未来趋势进行预测情况下对征纳双方的行为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征纳信用对电子商务税收征管存在影响。通过完善税收制度、加大失信处罚、建立税收激励机制、改进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办法等手段,以促进电子商务严格、有效税收征管的实现。     

非控股国有股权与民营企业税收负担北大核心CSSCI

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在政策层“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的背景下,国有资本入股民营企业的“反向混改”案例逐渐普遍且呈增长之势。考察国有资本影响民营企业经营和治理的机理和路径,系统评价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的经济效果,对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混合所有制经济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国有企业引入民营资本的混改模式,关于国有资本入股民营企业的“反向混改”的研究较为匮乏,因此亟须更多的研究关注“反向混改”的模式、治理效应和经济后果。结合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的制度背景,基于企业税收负担视角,运用2009年至2020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企业的数据,研究非控股国有股权对民营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进一步探讨税收征管强度和高管政治关联对非控股国有股权与民营企业税收负担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从企业税收优惠和税收规避激进度两个方面考察非控股国有股权影响民营企业税收负担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首先,非控股国有股权能显著减轻民营企业税收负担。其次,相对于税收征管强度较低的地区,非控股国有股权对民营企业税收负担的减轻作用在税收征管强度较高的地区更显著;相对于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非控股国有股权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减轻作用在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更显著。最后,非控股国有股权主要帮助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税收优惠,而不是促使企业开展激进的税收规避行为减轻税收负担。民营企业通过让渡一定的股权给国有股东,能够建立一定的政治联系,从而在经营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政府优惠政策。研究结果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税收的相关研究,有助于理解国有资本影响民营企业经营和治理的机理和路径,为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混合所有制经济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和经验证据,对于减轻民营企业税收负担、促进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和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尚处起步阶段

日前,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和四川省工商局联合发布了《四川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2012》'以下简称《报告》),这也是四川省首次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国企、上市公司履责比例较高 本次发布的研究报告由一个总报告和四川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上市公司、外资企业、企业慈善公益事业等5个社会责任建设研究子报告组成. 从不同性质的企业来看,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比例较高,其次是民营企业,再次是外资企业.     

性别结构、管理层互动与上市公司市场价值

本文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高层管理者性别结构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发现女性董监高比例总体上提升了企业市场价值,但具体到各部门则只有女性高管与监事存在正向作用,而女性董事则存在负向影响.通过替代变量分析与工具变量回归,本文发现女性高管的正向作用最为稳健,女性董事次之,而女性监事的作用并不稳健.在对管理层相互作用的进一步分析中,本文发现企业并不存在"蜂后综合征",且当CEO和董事长同为女性时还会显著提升企业市场价值.此外,当董事长为女性时,较高的女性董事比例有利于提升企业市场价值;而当CEO为女性时,女性高管比例越高越不利于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最后,本文考察了性别结构对企业发展战略的影响,发现管理层女性比例较高的公司表现出风险厌恶倾向,且更善于控制营业成本、创新、进行市场推广以及履行社会责任,但非生产性费用的支出较多.     

提高我国纳税遵从度

纳税遵从，又称税收遵从，是指纳税人依照税法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包括及时申报、准确申报、按时缴纳三个基本要求。纳税遵从度是指纳税义务人纳税遵从的程度。较高的纳税遵从度表现为纳税人依法及时准确地缴纳税款，缴纳的税款近于法定的应缴税款，税收违法行为降到最低限度，有利于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确保国家财政收入，实现税法的公平正义和国家宏观政策。     

分散还是集中：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绩效

维护与主要客户的关系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和高额利润的重要来源之一,然而针对少数主要客户的财务依赖与资源分配可能会导致企业整体绩效的次优结果。本文利用2008—2017年期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及企业内、外部因素对两者关系的潜在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绩效具有负向影响;关系资产专用性投资和行业竞争度均加剧了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绩效的不利影响;通过将上市企业按照所有权性质划分为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研究进一步发现,客户集中度对非国有企业绩效的不良影响显著高于国有企业。研究结论为企业实施客户关系管理以及资源配置决策提供了理论杠杆和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