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掉公职人员“啃农”之牙

正针对公职人员参与村级分红等"啃农"行为,浙江玉环县近日发布《公职人员不得享有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分配权利的暂行规定》,规定公职人员不得具有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不得享有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分配权利,不得从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获取资金、资产、资源。截至8月底,共有557人清退分红款564万元。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

随着我国“小政府,大社会”治理格局的逐步形成,非政府正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参与和协作力量。然而要实现公共危机的多元共治,必须正视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现实困境,通过政府和非政府双方的共同努力来提高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能力。     

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土地补偿费的法律机制

为保护农民的集体收益分配权,构建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土地补偿费的法律机制极为必要,应确立尊重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利益原则与民主议定原则,并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财产权逻辑确定分配主体为集体成员会议,分配对象为集体经济组织和成员,分配标准需区分所征收的是否为承包到户土地,并由集体成员会议选举产生分配委员会以执行分配决议,同时建立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的前置程序,以为农民个体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     

浅谈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良方”

村级集体经济问题是新农村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由于我国村级集体基层组织力量薄弱、村级集体经济来源有限、制度不够健全、外部扶持力度不够等原因致使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面临困境。因此,应健全村级集体经济的组织领导、拓宽来源渠道、健全管理制度、加大扶持力度等方法,提高村级集体经济的市场竞争能力,加快新农村建设进程。     

河长制:流域整体性治理的样本研究

河长制是整体性治理理论在水环境治理领域的探索实践,该制度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但在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存在行政分包的制度困境、考核机制的逻辑困境以及公众参与不足的机制困境。要以河长制实现河长治,助力生态环境绿色发展,关键在于构建统筹整合的整体责任制度,完善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合作共治治理结构。     

从哲学的视角审视管理的本质——对《再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质疑》的回应

从系统论的视角,从管理的起源、管理的基本要素(主体)、组织结构(主体秩序)和管理过程(主体活动)等方面探讨了管理的本质,并指出管理是以组织为载体而存在于世的生命体的意志过程,通过适应和积极面世的实践活动以界定和实现自身;从管理活动的界定、管理价值的内在性和秩序性、组织道德层次等方面论证了管理的目的论价值;从管理的方法论、原则和管理艺术等方面论证了怎样管理.从而说明了管理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     

网络化治理理论与社区治理路径创新

网络化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在互信互惠的伙伴关系上做到共享资源,共同实现公共价值。这一理论对突破传统治理模式造成的主体缺失困境、资源不平衡困境、信任困境和合作困境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为此,可借鉴网络化治理理论的合理内核,结合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的要求,重构社区治理主体,明确社区治理价值导向,构建协作治理机制,坚持依法治理以实现社区善治。     

基于“数源”建设与应用的数字政府治理新生态研究

高效、高质、高值的公共数据作为数字政府运行的重要载体,是推动数字政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基于上海市公共数据“一数一源”建设路径研究和应用路径实践,可以构建集“以场景促供给、以应用促治理”的创新型公共数据治理体系、“以权威主体供数、多元主体共享获取”的集约型公共数据共享体系、“高效安全、用而不存”的智慧型公共数据应用体系“三大体系”为一体的数字政府治理新生态。基于“数源”建设的公共数据治理新生态,通过权威供给主体和关联责任主体的认定,可以设定闭环管理路径,有效推进多源异构、多元主体的公共数据供给融合和应用保障,全面提升数据供给侧的治理能力、数据管理侧的服务能力和数据应用侧的创新能力。     

公众参与: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困境破解的新探索

外生性困境和内生性困境造成了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现实窘境。以管理主体多元化为切入点,将公众参与制度引入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是破解困境的突破口。南京市公众参与城市管理机制的构建是一种可资借鉴的破解城市管理困境的有效经验。     

平台主关系断裂情境下价值支持型企业再创业过程研究

作为平台生态系统一类特殊参与主体,价值支持型企业通过进行大量平台专属性投资以“借势成长”,但企业的发展与壮大也极可能引发“与平台主关系断裂”的危机,亟须通过再创业来维持其生存和发展。然而,价值支持型企业所面临的“现存资源的平台专属性”及“协同伙伴的平台锁定性”两大再创业困境,挑战了传统情境下对于企业再创业的分析思路。本文以蘑菇街为样本对象,通过分析其在与淘宝平台关系断裂后8年间的关键战略行动,发现价值支持型企业再创业的关键在于降低协同价值型资源专属性、构建并提高独立价值型资源差异性,具体通过“资源置换—资源筛选—资源拓展”的一系列资源编排行动予以实现,而且再创业过程中呈现的“身份脱离—身份塑造—身份强化”是价值支持型企业采取不同资源编排行动的核心动因。由此,本文构建起平台关系断裂情境下价值支持型企业基于“身份需求导向—资源编排行动—价值活动目标”逻辑链条的再创业过程模型,以期对平台生态参与者异质性、生态参与者战略等研究领域有所贡献,为高度嵌入特定平台的参与者群体提供应对“大树下不长草”困境的指导。     

“80后”官员面临的四重困境与出路

“80后”官员现象正越来越受到公共舆论的关注.“80后”官员具备的个性化优势给官场带来了新气象.“80后”走进党政机关甚至被委以要职已不足为奇.对这个社会“准主流”群体的关注与关怀,应该成为政府人事管理的新课题.“80后”官员是在中央政府的政策推动、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实践和“80后”新生代逐渐发展成熟中产生的,但这一官员群体面临着包括身份质疑、能力质疑、内部排挤、自身不足的四重困境.须坚持内因和外因相结合,完善公开透明的选拔机制、建立能力本位的用人机制和培养机制、营造公平宽容的竞争环境以及“80后”官员自身强化综合素质,以突破其困境,促进我国政府活力的增强和民主政治的改革与发展.     

治理体系现代化与构建公共文化服务现代运行机制——基于盐城市的调查与思考

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形成共生性的多元主体联动态势,实现政府、企业、非营利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良性互动格局,是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的迫切需要。盐城市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的成功之路,给我们带来深刻启示。针对当前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存在的突出问题,应加快构建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的文化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开放多元的供给机制、激发内生动力的群众参与机制、文化人才培养使用机制、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机制等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运行机制。     

宅基地改革：制度逻辑、价值发现与价值实现

宅基地改革是一项复杂且长期的任务。试点地区在开展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时,应关注“价值发现”和“价值实现”两个维度。既要解决价值的“欠账”,提供对新增农村人口的居住保障,延续宅基地制度的福利功能;又要回应乡村的实际需要,探索过去并未发现、或已发现但无法实现的价值。试点地区在“三权分置”探索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发现价值和实现价值的经验,下一步,建议继续充分给予地方灵活制定宅基地政策的空间,引导地方探索有效的价值实现路径;更加注重保护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益,进一步合理把握宅基地改革与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的衔接关系。     

领导班子“多手问题”治理与责任机制优化

领导班子"多手问题"是指领导班子成员在管理工作中的责任难以精准界定的困境,其产生与科层制的集体议事和网状运行具有密切联系。领导班子"多手问题"往往伴随着责任场景复原困境与事件问责追究困境,会诱发领导班子成员责任推脱,损害责任担当的公平正义性。为此,应对领导班子"多手问题"进行积极治理,实现责任机制优化。在责任主体方面,要提升领导干部的责任担当意识,树立客观性理念;在责任制度方面,要完善责任界定与责任追究机制,保障精准问责;在责任监督方面,要强化监察部门的监督权力,减少领导班子成员责任推脱现象;在责任开放方面,要引入社会监督主体,以开放决策治理"多手问题"。     

论我国非营利组织绩效评估体系中的价值原则和主体选择

非营利组织绩效评估的最终目标是引导非营利组织树立以“公共精神、公共利益、社会责任”为中心的绩效观,从整体上提升组织运作绩效,真正实现“公益组织,公众受益”。我国非营利组织绩效评估体系不完善,构建和完善非营利组织绩效评估体系迫在眉睫。本文立足于当前我国深化公共治理结构变革的宏观背景,对非营利组织绩效评估体系中的价值原则和主体选择进行分析,以期解决现实当中存在的问题。     

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组织机制分析 ——基于天津市X区L街道的个案研究

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对网格化管理存在的"泛行政化""服务供给有限性""社区治理主体协调困境"等局限的全面超越,从"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转型是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新趋势。从天津市X区L街道的社区网络化治理实践来看,其在纵向组织的构建上,实现了行政—党建复合网络架构和治理资源整合;在横向机制上,通过民主恳谈会实现了交流机制的设立,实现了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动员与组织参与。该个案给我们的启示在于:社区网络化治理必须坚持整体性治理思维,把社区网络化治理看成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把人放在系统环境中,不断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政府应在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并实现社区善治的框架内,致力于寻求各类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平衡点;要充分重视社区精英在社会合作和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重视社区精英吸纳工作。     

基于数字化技术共建“和而不同”动态能力--2011~2020年索菲亚与经销商的纵向案例研究

如何解决组织间管理认知对跨组织动态能力的负面影响,既是双元动态能力研究的前沿课题,也是管理实践的难题。本文以“和而不同”的中国哲学思想为基础,通过对2011~2020年索菲亚与经销商的纵向案例研究发现:(1)适度变化与高度动荡两种环境类型决定了合作组织间一致(“和”)或不一致(“不和”)的管理认知。数字化技术通过削弱跨组织异质性资源的不匹配,促进了一致的管理认知,即实现“和”;同时,通过强化跨组织异质性资源的互补与融合,促进了差异化的创新行动,即实现“不同”;(2)合作组织基于数字化技术构建了合作创新能力和协同变革能力,形成从跨组织异质性资源到跨组织“和而不同”动态能力的构建。据此,本文提出基于数字化技术的跨组织嵌套型双元动态能力模型,扩展了管理认知与跨组织双元动态能力的关系研究而形成理论创新,为管理实践提供了管理认知一致与不一致条件下合作组织共建跨组织动态能力的一种解决方案。     

淮北“说事”

诚然，“说事室”制度的逻辑起点是缓解基层矛盾、突破信访困境，但这项制度的实施，恰恰给了村民以前未使用过的权利——公开参与、表达。两年以来，烈山区的干群关系、基层管理、社会稳定、信访改革、上情下达等方面也因此发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参与

公共危机对社会稳定构成最直接的威胁,应对这些公共危机事件不仅需要政府的力量,更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如果在公共危机发生时,不注重依靠社会的力量,就不能有效地防范和控制公共危机的发生,或是及时摆脱危机所带来的困境,那么,国家将失去社会发展目标实现的基础条件。本文从不同社会参与主体阐述对公共危机管理的作用,并对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参与提出了一些个人见解。     

论“能力密集型”合作医疗制度的“自动运行”机制——中国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医疗保障是高度“能力密集型”的制度,现阶段我国“政府能力”和“民众能力”与这种制度要求存在差距,这种差距加剧了农村医疗保障的经济实力约束。所以,中国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性思路只能是:构筑“能力密集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自动运行”机制,建设“广义”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与“狭义”的医疗保障制度相比,覆盖所有人口的公共卫生免费服务、贫困人口基本临床服务救助、打破医疗服务市场垄断和药械流通扭曲、禁止商业保险逆向选择等配套内容的“广义”医疗保障制度,管理成本更低,更适应现阶段我国的公共机构能力和民众能力。“广义”医疗保障甚至包括一般发展政策:缓解贫困、提高低收入农民的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发展政策,有助于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和营养状况,从根本上防止健康风险的发生;经济实力约束保障范围和保障程度,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中应有农村社区“非正规”医疗服务和中草药的一席之地;广义医疗保障制度的构筑要充分发挥市场(模拟市场)机制的作用,凡是有助于提高医疗服务市场、药品生产流通,甚至保障机构/基金竞争性的举措,都是让广义医疗保障制度运行更有效的举措,这是衡量监管是否合理的标准。无论市场机制还是政府干预,都要确保广义医疗保障体系各利益相关方“成本”和“绩效”信息的“自动披露”,构筑“信息—制度—行为”架构,让各利益相关方相互制衡,由此形成行政纪律、市场纪律、受益人和社区参与和舆论监督等有效的、制度化的激励和约束,规范相关主体的行为,确保制度的持续、自动、低成本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