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体之争与诗体重建——“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热点话题论争综述

诗体是诗的文体规范。在人类诗歌史上,诗歌形成了两种诗体——定型诗体和准定型诗体。汉语诗歌的“新诗革命”是在“诗体大解放”的口号下产生的,百年新诗历史正是新诗诗体的格律化与自由化多对抗、少和解的历史。新诗是否应该重视诗体建设？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重点建设格律体还是自由体？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新诗研究者。在2009年8月的“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上,不同学派的新诗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诗体之争”,出现了多种观点：新诗应该建立定型诗体,新诗应该建立准定型诗体,新诗应该无诗体;新诗应该是格律诗,新诗是自由诗,新诗应该偏向格律诗,新诗应该偏向自由诗;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重音乐形式,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向视觉形式;诗体建设是伪话题,诗体建设是当务之急……透过学者们的争论,不仅可以了解新诗研究及创作的现状,特别是新诗研究界的热点话题;而且可以弄清新诗的文体特征和文体价值。     

白话新诗之争——论学衡派的诗歌观

在新文化运动白话诗歌的论争中,学衡派对白话诗歌批评集中在白话可否入诗,以及格律可否偏废这两个主要方面。学衡派认为诗歌语言应是工具和本体的统一,反对白话入诗;认为格律为诗之本能,诗歌必须坚持格律;坚持"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诗歌改革观点。学衡派的诗歌观与其文化思想有内在逻辑关系,与新人文主义思想中的古典主义"一、多"学说有渊源关系。     

不应忽视无韵诗的价值--与张中宇先生商榷

韵律在中国传统诗歌中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但这种价值在现代诗歌中却出现了变化,韵律不再是诗之为诗的必要条件.无韵诗、散文诗创作出现了如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等大批优秀作品,国外如惠特曼、艾略特、波德莱尔、纪伯伦等也是公认的巨匠.本文针对张中宇关于韵律与中国诗歌繁荣的对应关系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并对中国新诗中的韵律与诗歌繁荣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墨人“知命观”与新作《红尘心语》──与墨人博士隔海问答

问一：墨人先生日前收到您的赠书《红尘心语》，并认真拜读了您的又一部新作力作。这是与您以往的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大不相同的人生“心语”，很难归类；是一种似散文非散文、似杂感非杂感、似随笔非随笔的“心语”文体，是一种超越自我的艺术创造。我注意到：您把巨著长篇取名《红尘》，又把新著取名为《红尘心语》，还把自己的家庭住所也取名“红尘寄庐”。请问您钟情的“红尘”是一个什么样的内涵？红尘与微尘、无尘是什么关系？墨人答：据《辞海》解释：“红尘”谓尘埃也，亦指热闹繁华之地。盂浩然洛阳诗：“酒酣白日暮，走马八红…     

评论创作莫分家──与墨人博士隔海问答录

问一：墨人先生，前年与去年，我们曾就文学观、诗歌现问题隔海相问，感谢您热情作答。真知灼见迭出，使我们受益非浅。《九江师专学报》将之刊出后，收到良好社会反响。我俩以“两岸诗人与诗”为题的隔海答问，还被今年第二期《新华文摘》转载。现继续就评论观请教几个问题。您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活动中，先写诗、写散文，后来又主攻o说创作。但我注意到，您早在1941年刚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时，就在报纸上发表（n伯阳》等书评。二十岁刚出头的诗歌青年，怎么会对评论感兴趣？您能回忆早期的文学评论冲动的诱因吗？里人答：您这次的问题是我最…     

时空维度的戏剧化探索——论穆旦1940年代诗歌的现代主义追求

1940年代中期,袁可嘉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的观点,并称穆旦为"最彻底"的新诗现代化的追求者。从袁可嘉的诗歌理论入手,可讨论穆旦1940年代诗歌的现代主义追求。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理论建立在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与文学相一致的非线性时间观上,可谓在新诗创作中追求一种"戏剧性综合"(drama-tic synthesis),而穆旦的诗歌则充分体现了他在时间与空间维度进行诗歌戏剧化探索的努力。在穆旦的诗歌中,"戏剧性综合"首先表现在他对于诗歌结构以及情感的戏剧化表现的追求,使得诗歌呈现一种多层次的表现方式,也可以说是让诗歌获得了一种"空间形式"。以艾略特的《荒原》作为参照,可进一步讨论穆旦诗作中对于个人内心世界、心理空间的探索。在时间维度上,穆旦诗歌的戏剧性追求还表现在其颠覆线性时间观的历史反思上。穆旦有循环性的历史观,但抱着如尼采所推崇的"爱命运"之肯定的人生态度,穆旦在诗中表现出对"被围"命运的肯定以及对于冲出重围的决心。     

刘震：态度决定一切，实力创造价值——专访光耀天润传媒集团总裁刘震

《品牌传播》：品牌传播是品牌文化沉淀、扩散、流转的过程。创新的广告内容与合理的媒介方案，是品牌时效传播的重要保证。您认同这个观点吗？光耀天润是如何执行的？     

新诗现代性建设要处理好五大社会生态关系

新诗现代性建设的终极目标是把新诗建设成采用现代诗体抒发现代情感,直面现代生活唤醒现代意识的诗,现实任务是培养现代人和建设现代国家。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五大社会因素决定着新诗的“中国特色”,影响着百年新诗的现代性建设。新诗现代性建设是系统工程,要激进又保守地处理与时代的关系,介入又疏离地处理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热情又冷静地处理与文化科技的关系。要适度利用政治赋予新诗特有的批判精神来产生反现代性的力量,来加强对现代性的反思甚至批判。不能再让商业诗歌和艺术诗歌、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极端对抗。要弄清纸质诗歌和网络诗歌的差异,高度重视网络诗。新诗不能极端现代,现代主义诗歌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现实主义诗歌和浪漫主义诗歌的现代性转移而被中国化重构的境况之中,现实主义诗歌的保守带来的对现代性的“反动”是新诗现代性建设的动力。     

歌诗在诗歌与歌词之间——论新诗与歌诗

在对现代诗歌与歌词关系的认识中,长期流行着两种对立的观点,它们都忽略了“歌诗”的存在,都失之片面.“歌诗”自古就是中国诗歌的组成部分和一贯传统.由于新诗的产生省略了“民间歌诗”的阶段,一开始就是文人的参与与自觉创造,再加上现代出版业的影响,使得新诗在人们心目中长期表现为一种书面化的存在,“歌诗”似乎消失了.其实这是一个认识的误区,“歌诗”在理论上不会消失,在事实上也依然存在.在现代语境之下,“歌诗”在诗歌与歌词之间.有必要从理论上提出“现代歌诗”的问题,而其中包含有对当今中国诗学的、音乐的、文化建设的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思考.     

柳暗花明话新诗--试论新诗的出路

新时期以来,诗坛的形势喜中有忧。诗歌如何走出低谷? 值得探讨。首先要克服诗歌中的大白话、大黑话与大黄话这三大弊端,还要继续在诗歌形式与内容这两方面努力进行探索。许多诗人、诗评家与诗社为探索新诗形式作出了积极贡献。而努力使诗歌内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与贴近群众这“三贴近”应是当务之急。倘若我们有坚定不移的探索精神,又能从传统与外国的诗歌中吸取营养,努力做到“三贴近”,新诗定会柳暗花明,有一个美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