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韧性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 ——基于CLHLS(2011-2018)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11-2018年追踪数据,本文以Cox回归模型探究心理韧性与老年人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控制社会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基线健康状况与健康行为的前提下,心理韧性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显著,即:相对于心理韧性水平较低的老年人,心理韧性水平越高的老年人,其死亡风...     

社会经济地位对我国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

本文以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2002年和2005年数据连接生成的面板数据,应用Cox等比例风险模型就社会经济地位对我国老年死亡风险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是否享有养老金,对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有显著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只有在控制了家庭的代际经济支持与是否享有养老金的交互效应的条件下才是显著的。同时,居住地的社区类型对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有显著的影响,这一点与以往此类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本项研究中,受教育水平对于我国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没有显著的影响。     

中国老年人的躯体功能对死亡风险的影响

健康受到生理的、心理的以及社会的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世界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的背景下,研究老年人特别是研究老年人口众多的中国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死亡风险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分析全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调查(CLHLS)2002-2011年纵向数据,建立Cox等比例风险模型,研究发现了中国老年人的躯体功能对死亡风险有显著的影响,ADL、IADL和LOA/LOM好的老年人比差的老年人的死亡风险分别低了25%、18%和5%;另外,慢性病、性别、年龄、民族、城乡与区域、职业地位和主要收入来源、活动参与和生病照料者也对死亡风险有显著的影响。     

子女离婚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CLA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婚姻稳定性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预示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会经历子女离婚,然而子女离婚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老年父母健康尚缺乏研究。本文基于生命历程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从老年健康的角度出发,强调来自家庭层面子女离婚的影响,并从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等方面分析子女离婚如何影响老年健康及其发生的机制,探索家庭内部影响因素间的作用与联系。本文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分析子女离婚对老年父母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当前我国老年人而言,子女离婚仍是少数,但子女离婚会对老年父母健康带来冲击,表现为有离婚子女的老年人更可能自评身体不健康、慢性病患病数量显著更多、精神健康水平更低;子女离婚对老年父母的健康负面影响具有持久性;相较于儿子离婚,女儿离婚的老年人更可能自觉身体不健康;子女离婚对父母健康的影响具有性别异质性,离婚更易影响女儿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水平是一个重要原因。     

儿童时期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中国高龄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

文章应用中国老年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1998、2000、2002和2005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儿童时期社会经济地位对高龄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结果发现,儿童时期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部分通过成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的中介作用,而健康行为并没有在儿童时期社会经济地位对死亡风险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而在控制成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行为后,父亲职业仍对死亡风险有显著的直接影响.     

宗教参与对我国高龄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分析

根据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跟踪调查数据(1998～2005年),利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考察宗教参与对高龄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机制,深入分析人口学特征、肌体健康、心理健康、健康行为及社会经济支持这五类因素在宗教参与和死亡风险关系中的交互作用,以此对西方文献中相关的4种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宗教参与对死亡风险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控制其他因素则会削弱这种影响,其中肌体健康因素所代表的"替代性机制"能够将两者关系的显著作用完全消除。     

养老金收入与收入不平等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文章利用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和2007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养老金对中国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作用。结果显示,2002～2007年,随着养老金收入水平的提高,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越来越好,相比其他家庭人均收入,养老金对保障老年人健康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养老金通过家庭内部老年人口之间的再分配,发挥的作用更明显。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城市贫困问题的凸显,不平等对老年人的健康影响开始显现;对于单独居住老人,养老金的健康保障作用越来越重要。     

中国老年人虚弱指数与死亡风险及队列差异

利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 CLHLS ）2002－2011年跟踪调查数据,通过多种健康指标构建中国老年人虚弱指数,运用增长曲线模型和Cox等比例风险函数的研究方法,对中国老年人虚弱指数和死亡风险及其队列差异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女性虚弱指数比男性高,增长速度也比男性快,但是死亡风险比男性低;出生较晚的队列与出生早的队列相比,虚弱指数会更高,他们的增长程度更快;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虚弱指数低,但是其增长速度却比受教育程度低的老年人要高。     

丧偶对老年人孤独感的影响:基于家庭支持的视角

文章运用2002年至2014年五期"中国老年健康长寿因素追踪调查"(CLHLS)数据,探讨中国老年人晚年丧偶和孤独感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家庭支持在老年人的丧偶和孤独感之间所发挥的调节作用。文章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清除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从而降低模型估计的遗漏变量偏误。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无论对于老年男性还是老年女性,丧偶都会显著提高其孤独感水平,丧偶对于年纪更轻的老年人具有更严重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丧偶对老年人孤独感的影响会相应减弱。第二,在丧偶之后,再婚有利于降低老年人的孤独感水平。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再婚老年人的孤独感水平显著低于近期丧偶和长期丧偶的老年人,而与初婚老年人相比没有显著差异。第三,与子女、孙辈同住有利于抑制丧偶老年人的孤独感。从长期来看,"三代同堂"的居住格局最有利于降低丧偶老年人的孤独感。第四,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会提高近期丧偶老年女性的孤独感水平,而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对于丧偶老年人孤独感的作用不显著。文章揭示了重建和改善家庭支持对于保护丧偶老年人精神健康的重要意义,指出再婚、与子女同住和减少子女的"啃老"行为等可能有助于降低丧偶老年人的孤独感。     

老年失能的配偶溢出效应及性别差异研究

由于健康预期寿命增长滞后于预期寿命增长，中国老年失能问题严重，特别是女性老人的失能比例更高。但现有研究对老年失能性别差异的社会机制认识不足。家庭小型化、人口老龄化和年轻人口外流使越来越多的老年夫妻与子女分开生活。以往对失能老人的研究集中在个体或者代际层面，少有以老年夫妻为主体的研究，忽视了老年夫妻日常生活中可能存在的失能性别分化。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5年和2018年数据分析老人失能情况对其配偶存在的溢出效应以及该效应在机制和结果上的性别差异。结果表明丈夫失能会显著提高女性老人的失能风险，而男性老人的失能风险却未显著受到妻子失能的影响。受照料的性别文化影响，尽管女性老人失能比例更高，但其在失能配偶照料上投入的时间要比男性老人长。此外，丈夫失能会对老年夫妻家庭经济水平造成负面影响，妻子失能则没有显著影响。总体而言，性别要素贯穿老年失能分化过程中，并通过照料和收入两种社会机制导致女性老人比男性老人更易受到配偶失能的影响。因此，失能老人相关的家庭安排和政策设计有必要考虑老年夫妻间的依存关系，特别要关注老年女性可能因老伴失能而面临的一系列生存困境。建议以长期护理保险和家庭照料补贴...     

社交活动对老年人口健康状况影响的量化分析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老年人口健康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日益成为政府、社会和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5年数据,针对老年人口社交活动难以量化的问题,构建"社交活跃度"指标,利用OLS回归和IV-regress二阶段回归模型分析社交活动对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我国老年人社交活动水平整体呈现低活跃型特征,社交形式比较单一。第二,社交活动确实会对中国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产生影响,老年人健康状况在各影响因素不同水平下表现出显著差异,尤其受教育程度较高、经济状况较好以及较高的社交活跃度会对老年人健康产生积极正向影响。第三,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交活动能够显著改善其健康状况,参与多项社交活动且参与活动频率高对老年人口健康状况的优化作用尤其明显。因此,我们应提升中国老年人口的社交活跃度。老年人应积极主动参与丰富多彩的社交活动,社区、基层政府及社会企业应构建并完善与老年人社交活动及健康保障相配套的产品和服务体系,国家层面则应更加积极地完善相关的老龄化政策、制度。     

养儿防老和母以子贵:是儿子还是儿女双全?

了解养儿防老、母以子贵等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对中国稳定低生育水平至关重要。使用2008年中国老年人健康因素跟踪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子女性别对老年父亲、母亲生活质量(包括生活满意度和婚姻满意度)、家庭地位(包括经济决策权和自我决策权)的影响发现,儿子的作用大大下降,儿女双全除了增加老年父亲的婚姻满意度以外,并没有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养儿未必能防老;生育儿子或儿女双全并没有提高老年母亲的家庭地位,甚至有儿子的老年母亲的经济决策权还更低;老年人自身的社会经济因素显著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家庭地位。养儿防老、母以子贵等传统生育文化影响逐渐减弱,这对中国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中国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对死亡风险的影响

运用全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调查(CLHLS)2002-2011年纵向数据,采用主成份分析,把社会参与分为文化组织活动和家事个人活动,分全国、城镇、乡村建立Cox等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总体上中国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显著影响死亡风险;在全国和城镇范围内社会参与程度高的老年人死亡风险显著低于参与程度低的老年人,分别低7%和15%;在乡村文化组织活动参与程度较高显著降低死亡风险,相比参与程度较低的降低8%。无论全国、城镇、乡村,健康状况较好、女性、年龄较轻、去年家庭人均收入较高、单独居住或居在养老机构、生病时的照料者是家人的老年人死亡风险显著较低,患有慢病显著增加老年人的死亡风险。     

代际互动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基于CLHLS 2002～2014年数据

我国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老年人与后代存在千丝万缕、割舍不断的联系,但目前学界关于代际互动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缺少定量方面的分析。本研究利用2002²014年的CLHLS跟踪调查数据,采用Frailty Cox方法,分析代际互动对我国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作用。结果显示,代际精神互动和物质互动显著减少了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发生,那些经常和子女有联系、在过去一年中和后代有物质互动的老年人死亡风险更低。因此,为了使老年人更加健康长寿,应该对代际互动行为加以必要的重视。     

气候变化与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几次大起大落

本文对中国历史上气候变化对人口变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把这种影响分为直接的和间接的两个方面。所谓“直接影响”，即气候变化引起农业产量的增减、农业区域的移动，从而导致人口发生变化；而所谓“间接影响”，则指的是气候恶化通常激化社会矛盾、触发社会危机，引起原有社会结构解体，同时还会引起外来烈性传染病的传播，从而导致人口减少；反之则引起人口的增加。通过这个分析，作者指出：２０世纪以前的两千年中，气候变化是引起我国人口变化的决定性的因素之一。     

城乡因素在老年人抑郁症状影响模型中的调节效应

抑郁症状是衡量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有效指标。本研究采用2006年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追踪调查10%数据,运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考察中国老年人的总体抑郁水平,比较抑郁水平的城乡及年龄差异,并对老年人抑郁症状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索。结果显示,我国老年人抑郁症状较轻,心理健康处于良好水平。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较城镇老年人明显。健康水平、经济状况、社会支持可有效地预测老年人的抑郁症状。城乡在影响因素模型中起调节效应,健康水平和经济状况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作用受城乡因素的影响,对于农村老年人,经济状况的影响作用大于健康水平;在城镇老年人中表现出完全相反的模式。对于不同的老年人群,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方能有效减缓老年人抑郁症状,促进心理健康。     

中国老年人虚弱指数及其与痛苦死亡的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2002～2005年中国老年人口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收集的39个健康多个维度的变量生成了一个综合反映我国老年人口个体健康累计损失的虚弱指数,并基于死亡老人临终前的生活自理能力、卧床不起天数、死亡老人家属回答的死亡老人临终前痛苦表情数据设计了3个不同的测量痛苦死亡的变量。分析结果表明年龄越高,虚弱指数越高;男性虚弱指数比女性低。经济地位较高的老人的虚弱指数较低,但社会地位较高的老人的虚弱指数较高。虚弱指数越高,死亡风险越高。研究进而表明,在控制众多干扰因素下,虚弱指数越高,基于客观测量所反映的痛苦死亡的可能性越大。但虚弱指数与死者家属回答的基于主观测量的痛苦死亡之间无显著关系。     

中国老年人临终前 生活自理能力的衰退轨迹

本文以老年人为研究对象,以基本生活自理能力(ADL)为测量指标,使用"中国老年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分析在1998-2014年期间去世的老年人群临终前的生活自理能力的变化轨迹。作者利用组基轨迹模型对男性和女性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变化过程分别进行拟合,发现老年人在临终前的生活自理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并归纳出三种变化轨迹:生活自理能力完好型、快速发展型和缓慢下降型。研究发现生命历程早期阶段的经历、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年龄效应和队列效应都会对生活自理能力的衰退轨迹产生显著影响。增龄带来的生活自理能力下降使老年人临终前的失能风险及其持续时间增加,而较晚的出生队列在临终前出现长时间失能的可能性较低。在三类轨迹中,自理能力缓慢下降型轨迹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而该类型的出现概率是影响失能老年人照料负担的主要因素,由此也证明了除去年龄效应与性别差异之外,由社会经济状况、健康行为习惯、生活环境等因素合力产生的健康保护作用将会在失能老年人照料负担增长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研究还发现老年女性在临终前会面临更高的失能风险和更长时间的失能存活期,其生活自理能力变化过程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     

健康城市试点政策对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影响——来自CHARLS数据的证据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如何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文章利用2011～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以“健康城市”试点政策为切入点，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了“健康城市”试点政策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健康城市试点政策提高了老年人健康水平，政策实施后老年人自评健康水平提高、患慢性病的可能性下降、抑郁情绪得分降低、日常活动需帮助的可能性下降、医疗费用减少。异质性研究发现，健康城市试点政策对城镇老年人和低龄老年人的健康促进作用更强，在空气污染水平较低、行政等级较高、养老和医疗卫生设施较完善的城市健康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健康促进效应主要通过“设施适老化改造”和“服务适老化供给”等机制产生影响。据此，文章建议进一步扩大健康城市建设范围，采取差异化的建设方案，充分发挥健康城市创建对老年人健康的促进作用。     

基于地区和社区视角下老年健康与不平等的实证分析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老年健康成为学界关注的一大领域。探究老年健康不平等及其影响机理,准确理解老年人健康指标的变化趋势,对于实现健康老龄化的目标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运用分层线性模型考察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影响因素和群际差异。本文还利用SF-36量表,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涵盖主客观健康指标,在地区和社区层面重点探究教育程度、个人收入等因素对于健康不平等的影响机理。分析结果显示,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经济条件对于老年健康有积极的作用,物质资源越丰富的老人越健康;地区层面,经济发展给健康带来了正向的外部性,经济越发达老年人健康指数越高;社区层面,老年人生活的社区经济水平越高,其健康水平分化越严重。从受教育水平来看,老年健康体现为社区层面"低度平均,高度不均",个体层面"低度不均,高度平均",收入水平在个体层面和社区层面产生了相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