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政策下生育质量研究

生育质量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起点和基础。本文基于国内首个出生队列追踪调查——武汉出生队列追踪调查（WBCS）数据,以生命早期1 000天理论为基础,从孩子出生时和成长发育过程中的生理性和功能性两个方面构建生育质量指标体系;运用投影寻踪模型测度3 049个同一年份出生婴幼儿的生育质量指数,重点从养育模式、父母特征、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四个维度分析其影响因素。数据结果显示：城市家庭生育质量大多处于中等水平,但分化较为明显。城市家庭一孩、二孩的生育质量相差较小,随着孩次由二孩向更高孩次增加,生育质量明显降低。随着母亲年龄的增加,生育质量呈下降趋势,且这一趋势在母亲35岁以后更加明显。母亲受教育水平从初中及以下提升至高中/中专/技校对生育质量的边际效应更大。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家庭生育质量与养育模式、父母特征、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密切相关。随着婴幼儿成长发育环境向外的不断扩展,养育模式、父母特征、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对生育质量的影响逐渐减弱。进一步研究发现父母特征是影响婴幼儿生理性方面的重要因素,养育模式对功能性方面的影响贡献最高。     

少子化背景下生育质量研究：一个分析框架

生育是生命历程的开始,生育质量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起点。文章在生命早期1 000天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医学、人口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对生育质量的相关研究,总结凝练了生育质量的概念内涵,创新性地提出生育质量的分析框架。生命最初的几年是孩子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身体生长发育迅速,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同时,更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具有较强的脆弱性。在孩子的这一时期进行投资,可以使其获得更高的生育质量,为孩子将来学习能力、健康状况和职业发展等方面创造更多有利条件。生育质量是对孩子出生结果的一个综合性考量。深入考虑个体成长发育所特有的不均衡性和阶段性,我们将生育质量划分为生理性特征和功能性特征两个维度,即出生时的一系列生理性特征和成长过程中最早表现出来的功能性特征。生育质量贯穿于母亲从出生至分娩的整个过程,尤其是备孕、受精、怀孕和分娩的全生育过程。这一过程嵌套于父母特征、家庭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多个圈层环境系统中,不同圈层环境对生育质量的影响以父母特征为核心向外逐渐减弱。该分析框架不仅对于应对当前面临的低生育问题、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而且为理解家庭、社会以及文化传统的变迁提供了一种新的视...     

婚姻与人口优生

婚姻与人口优生关系重大。做父母的人都希望生下一个又健康又聪明的可爱的孩子,这样健壮的下一代又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的标志。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严格防止携带各种遗传病的婴儿出生,逐渐杜绝遗传病。这个关键是科学地选择终生伴侣,健康地婚配和适龄生育。 适龄结婚和生育 晚婚、晚育和少生是控制人口增长的战略性措施。从优生学角度来看,晚婚、晚育和少生也是人口优生的重要保证。     

家庭对其子女性健康和生育行为决策的影响

本文运用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作的“未婚先孕及其结果选择”调查的数据,选用了被调查者母亲的文化程度,职业类别,所处家庭的子女数,从14岁起是否同父母居住在一起以及是否同家人谈论性的问题等变量,用两因素的交叉和多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别检验了这些因素与被调查者性成熟——初次月经来潮年龄和未婚先孕结果选样——赶紧结婚或作人工流产的关系。结果表明家庭对其子女性生理发育和生育行为决策的影响是存在的,但有时这种影响途径不是直接的。结果还告诫我们要重视生殖健康教育,克服社会进步和发展过程中家庭对其子女性健康和生育决策带来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提高我国妇女生殖健康水平。     

家庭因素对育龄群体生育的影响研究

中国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持续下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家庭各项因素在其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文章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利用泊松回归分析家庭因素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家庭因素对育龄群体的生育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家庭规模和家庭人均收入对育龄群体的生育行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家庭住房面积和兄弟姊妹数量对育龄群体的生育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2）家庭住房面积和兄弟姊妹数显著提升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并进一步显著促进该群体的生育行为,即生育意愿作为中介变量促进家庭住房面积和兄弟姊妹数对生育行为的影响;（3）通过分性别、户口和出生队列的分组回归发现,家庭因素对不同组别的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表现为家庭规模对女性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家庭规模和家庭人均收入对农业户口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家庭生育代际传递对生育行为的促进作用随出生队列增加而增强。基于此,从积极发挥家庭因素对育龄群体生育的正向效应,努力提升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加强性别平等引导与宣传教育,缩小城乡家庭发展差距等方面提出促进生...     

论家庭变迁与人口的生育行为

家庭变迁与人口生育行为的变化呈动态关系和密切的相关关系。随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进步,我国的家庭规模与结构、家庭关系、家庭经济生产功能、家庭生活方式和养老保障功能等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对人口的生育行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以及政策的制定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审视家庭与人口生育的关系,考察家庭变迁与人口的生育行为,分析和确定家庭因素对人口生育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间隔生育现象的成因及对家庭生活影响的案例分析

大间隔生育现象以人口的自然生育间隔为基础,在现代社会的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下,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本文根据在某省农村H地区进行的27个个案访谈,发现了大间隔生育现象主要发生在父母于1965到1975年间出生的家庭,且大间隔生育的产生受到经济条件改善、农村养老缺乏保障、独生子女亲属支持网薄弱、邻里家庭生育选择带动、"以大带小"养育方式减轻负担、性别偏好推动、情感需求需要得到满足7方面的作用。同时,大间隔生育会加重家庭预期经济压力、对父母和一孩与二孩的关系产生双向的影响。     

高等教育对婚育行为影响的历时演变——兼论原生家庭社会阶层的异质性影响

人口负增长形势下,考察育龄人群婚育行为的影响机制及其潜在变化,对于全面理解当前年轻人的晚婚和低生育行为、制定有效的家庭支持措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06～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了高等教育对初婚和生育行为的影响及其随时间变化趋势,重点检验了高等教育扩招以来原生家庭社会阶层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接受高等教育会显著推迟个人的初婚年龄,减少其生育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高等教育对个人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在年轻队列中明显增强,但对生育数量的抑制效应有所减弱。在原生家庭社会阶层较低的群体中,高等教育对生育行为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不过,相应异质性并未随时间扩大。在年轻的出生队列中,较高社会阶层出身的高等教育学历者实际生育的数量显著更低,反映了家庭成长环境及价值观念对高学历年轻人生育行为的重要影响。基于此,文章强调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建构应当重视不同群体生育状况的异质性,有针对性地设计政策干预,为育龄人群的家庭构建行为提供更有效的支持。     

江苏农村夫妇与父母同住情况及分析

在研究婚姻、节育、生育及婴儿死亡情况时,可发现父母对子女的婚育行为均起着重要的作用。父母在择偶上具有一定的决定权,父母的文化程度影响着婚后妇女的节育知识及避孕措施的选择与使用,婚后与父母同住还影响着夫妇的生育子女数及婴儿死亡率。因此,有必要对夫妇与父母同住做一初步探讨。本文从夫妇是否与父母同住及持续时间出发,描述夫妇与父母同住的现状,并初步分析影响与父母同住的一些主要因素,以利于今后对家庭人口规模、生育水平等问题的预测与控制。     

家庭子女数量对儿童教育过程的影响--基于教育投资稀释效应的分析北大核心

家庭生育子女的数量和质量存在替代性的关系。随着生育政策的放松,有不少家庭会生育更多的子女,这会造成多子女家庭教育投资的稀释并扩大教育的不平等,扩大儿童未来教育获得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研究发现:更多的兄弟姐妹数量会减少儿童获得的家庭教育投资,这种教育资源稀释效应对女孩影响更大,对非农户籍人群、较高收入家庭的影响更大。教育期望是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中介机制,更多的兄弟姐妹降低了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教育投资有所减少。进一步研究表明兄弟姐妹数量多对孩子的学业成绩、升学机会具有不利影响,这种不利影响部分是由教育投资的稀释效应导致的。在教育储蓄、父母对儿童教育发展的未来打算与对子女教育的关注等不同方面,家庭中子女数量更多都表现出不利的作用。此外,兄弟姐妹数量对儿童教育投资的稀释作用在儿童早期和学龄前就开始显现,这对儿童长期性的发展成长会产生持续性的影响。为了避免家庭生育变化对儿童教育发展的不利影响,需要在调整生育政策的同时完善教育政策,重视儿童的教育发展。积极探索公共部门和社会部门的应对策略。     

生育行为对中国女性健康人力资本维护的影响——来自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的证据

当前极低生育率下如何提振人们的生育意愿具有重要意义，更好理解女性在生育过程中所付出的“隐形代价”，可以为三孩生育政策下的生育支持措施完善提供研究支持。基于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文章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生育行为对我国女性健康人力资本维护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未生育女性，中国已育女性减少了身体检查和体育锻炼，但在饮食健康方面有所改善。这一结果与女性生育后从生产劳动转向再生产劳动的过程密切相关。其中，生育后退出生产劳动降低了女性身体检查概率，但对促进体育锻炼和改善饮食健康有一定帮助；而生育后再生产劳动参与的增加则会抑制身体检查和体育锻炼行为，但促使女性采取更健康的饮食习惯。此外，与祖辈共同居住加剧了生育行为对女性身体检查和体育锻炼的负面影响，且消除了对健康饮食的改善作用。而女性参加办公室工作也会加剧生育行为对体育锻炼的负面影响，并削弱对健康饮食的促进作用。基于此，从拓展孕产健康服务边界，实施儿童照料和体育锻炼兼容性政策，完善家庭和社会侧生育支持政策，推动健康知识普及工作以及规划女性全面发展等方面提出维护和发展女性健康人力资本的若干建议。     

关于现行生育政策微调的思考——兼论“单独家庭二孩生育政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现行城乡二元生育政策对社会与家庭全面发展存在严重不利影响 ,政策约束下的非意愿性独生子女家庭大量出现 ,对父母养老和新生代健康成长存在不利效应 ,其家庭发展的脆弱性已不容忽视。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微调十分必要。今后 1 5年采取“父母中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可生育 2个孩子”的微调方案 ,既可减少非意愿性独生子女家庭大量出现 ,又能缓解城乡与东西部人口发展不平衡 ;既符合社会发展“以人为本”价值取向 ,又符合公共政策“公平合理”原则 ;既满足今后一个时期稳定低生育水平要求 ,又易于为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接受 ;既有利于生育政策平稳过渡 ,又在操作上简便易行。     

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模式——基于江苏省的经验研究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正处在婚育阶段,与此同时,他们的父母也在逐渐步人老年。文章利用2007年江苏生育调查数据,从代际关系角度考察了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婚后居住模式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子代需要亲代帮助照料年幼孙代的需求、亲代需要子代提供照料的需求显著提高了独生子女婚后与父母同住的可能性,代际交换关系显著影响了居住模式;与非独生子女家庭相比,独生子女家庭更可能与夫妻一方或双方父母同住;城市独生子女比农村独生子女更可能婚后与父母同住：独生子女的性别属性对居住模式有显著影响,独生子与自己父母同住的比例明显大于独生女同她们的父母同住的比例。     

中国现行制度和政策对农村人口增长的影响

本文以家庭生育决策为理性行为作为分析前提，阐述了影响生育率的主要因素。认为中国现行的一些政策和制度对生育有刺激作用，如定期根据家庭人口变化重新分配土地、对城乡提供不同的养老保障制度、限制城乡间人口迁移等。本文提出一组替代政策和制度，以克服现行政策的缺陷，并可最终导致生育率水平下降。本文还认为人口规模对人均粮食供应、人均收入，从而对人均福利水平基本上无不利影响。     

中国家庭代际功能关系及其新变动

家庭代际功能关系是由义务和责任履行、权利享有、需求交换和情感沟通所组成的体系.社会转型之下,亲代对子代的教育义务增大,子代赡养亲代义务减轻;高龄和生活不能自理父母对子女尚有照料依赖.随着独生子女一代的长大,女儿在代际功能关系中的作用提高,甚至具有不可替代性;人口预期寿命提高,直系成员存世代数增加,4代存世家庭大幅度上升,可能加大子代的照料负担.整体看子代“回馈”亲代的功能下降,直接影响育龄夫妇的生育行为.子代代际功能关系履行降低有社会福利制度的替代、客观条件制约的作用,也有主观意识弱化的因素,还有约束性制度环境欠缺的问题.政府和社会组织应推动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新的代际功能关系的建立.     

理性与非理性的家庭生育行为

人口控制的关键是对家庭生育行为的控制。家庭生育行为控制除了受社会、经济、文化、节育技术等因素的支配和影响外,同时也取决于家庭夫妇双方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接受程度,对各种生育因素影响作用的反映弹性和行为态度。在接受程度、反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的原始数据,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研究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2011²013年的重复测量,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6左右;育龄人群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59,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终身生育水平也仅为1.68,都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20142013年的重复测量,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6左右;育龄人群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59,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终身生育水平也仅为1.68,都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2014²020年每年多出生人口规模也不超过324万。     

出生性别比失调对中国未来男性婚姻挤压的影响

对中国2000年-2050年因出生性别失调对男性婚姻挤压的影响进行的测算结果显示,现在的出生性别失调将造就大批无法婚配的单身男性,这将对未来的婚姻市场、家庭安全、社会稳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出生性别比失调是人们的生育意愿、国家的生育政策、以及育龄夫妇从家庭角度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我们应该采取综合措施包括完善生育政策来应对这一挑战。     

中国出生人口月度模式及其特征研究——基于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生育不仅是人类的自然行为，也是复杂的社会行为，人们的生育行为选择受诸多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本文利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提出了“标准月”的概念，并将其用于校正两次人口普查前一年12个月的出生人口数，然后计算中国出生人口的月偏移度，并进一步从省区差异、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的维度分析中国出生人口月偏移度的基本特征。结果发现：中国出生人口的月度模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独特性。总体上，普查前一年11月至后一年3月出生人口明显偏多，4月至10月出生人口明显偏少。中国出生人口月度模式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天津、黑龙江、山东、陕西4个省（市）月出生人口离散系数明显偏高。出生人口月偏移度的城乡差异较为明显，城镇高于乡村。中国出生人口的月偏移度的性别差异并不明显，不存在男孩或女孩出生高峰月，男孩与女孩的出生月份分布模式几乎完全一致。基于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以下两点建议：一是教育行政部门调整小学生入学年龄的计算日期限制，建议调整为从入学当年8月31日至12月31日期间年满六周岁，这样能够保证让同龄学生可以在同一年入学；二是建议育龄夫妇在备孕过程中避免刻意通过各种手段预知胎...     

以人为本广泛开展“五关爱”活动

吉林省在探索人口自身发展规律、计划生育工作规律的实践过程中,突破原有的工作定势,在总结基层“三结合”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关爱新生儿健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关爱女孩,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平衡;关爱独生子女成长, 强化生育政策导向;关爱育龄群众生殖健康,建设文明幸福家庭;关爱计划生育困难家庭,推进创业致富工程”以下简称“五关爱”新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模式,并在全省城乡广泛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