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建设能否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来自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随着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的爆发,智慧城市建设已成为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手段。基于2008—2017年我国22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以2012年智慧城市政策试点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智慧城市建设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1.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约为1.62%;2.智慧城市建设效应存在明显异质性,在人口规模适当、经济发达以及财政支持力度大的城市智慧城市建设效应尤为显著;3.智慧城市建设能够依托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产生创新效应、治理效应以及消费效应,从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其中消费效应最为显著。因此,各城市应当因地制宜进行智慧城市建设,充分发挥消费的拉动作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多维影响：作用机理与经验证据

基于线性加权法对2010—2019年我国30个样本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进行测度,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工具变量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总量、结构和质量的影响以及存在的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全国层面数字经济对就业总量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但显著促进了就业结构的升级和就业质量的提升;分地区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就业总量的影响具有地区异质性,在东部地区具有抑制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则具有促进效应,而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及就业质量的影响在所有地区均表现为显著的促进作用。由此建议,中国应建立适应数字经济及产业转型的就业预警监测体系,通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入融合拓展就业空间,加大数字经济人才的培养力度以优化人力资本的供给结构。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村贫困缓解：作用机理与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并逐步向农村地区及贫困人口渗透的背景下,综合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贫困缓解效应,对于构建和完善相对贫困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线性加权法对2010-2019年中国30个样本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进行测度,理论阐释和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及效应,结果表明: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以稳步提高,但省份之间的差距却逐步扩大;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以贫困发生率为表征的农村贫困缓解,随着数字发展水平的提升,减贫效应呈现出微弱的先增大后逐渐缩小的倒U型规律;数字经济发展的减贫效应具有地区差异,东部地区最强,其次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城镇人口消费结构升级,但对农村居民的影响不显著.     

数字经济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机理及异质性分析

数字经济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传统生产方式对资源的过度耗费,为提升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契机。基于2011—2020年我国28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分组回归模型,验证了数字经济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积极效应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但其生态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与财政收入较高的城市相比,数字经济对财政收入较低城市的生态环境改善作用更为明显;绿色技术创新仅在财政收入较高的城市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因此,对于财政收入较高的城市,应以企业绿色工艺创新与产品创新为抓手,引导企业加大绿色技术创新投入,才能有效改善生态环境;而对于财政收入较低的城市,应利用有限的财政资源,重点增加数字化转型投入,进而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     

生态财富如何促进旅游经济发展——来自中国286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生态财富在旅游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关于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基于2007—2019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测度生态财富和旅游经济发展的综合水平基础上,从效果和机制两个角度实证分析了生态财富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生态财富在总体上显著促进了旅游经济发展,构成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2)生态财富对旅游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上中游和东部平原丘陵生态旅游片区以及大小城市、较高的生态财富城市中更为显著;(3)生态财富能够通过推动信息技术渗透和激发旅游市场活力进而促进所在城市旅游经济发展;(4)旅游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时空依赖效应,并且生态财富对旅游经济发展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主要以短期效应为主,长期效应还不明显。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生态财富效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建议。     

债务异质性视角下货币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经验证据

现阶段,我国超过1/3的家庭负有债务,家庭债务异质性特征明显,已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从微观家庭的债务视角出发,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货币政策对债务异质性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在家庭群体中具有相当大的异质性效应,负债家庭和无负债家庭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不尽相同;城镇家庭的消费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程度明显高于农村家庭,且负债家庭的城乡差异明显高于无负债家庭。另外,无论何种类型的家庭,货币政策对食品、衣着和居住消费的影响都要大于其他消费,对文化娱乐消费的影响最小且不显著。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5—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创新,但对低质量创新没有显著影响,且在考虑内生性、替换关键变量和固定效应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研发投入扩张效应、沉淀冗余扩大效应和人力资本升级效应提高了创新绩效。进一步地,相较于企业单独的创新行为,数字经济对企业间的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企业资本密集度越高,数字经济对创新的促进程度越大;数字经济对拥有海外市场的企业的促进作用低于只拥有国内市场的企业。研究揭示了数字技术在企业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丰富并扩展了数字技术的效应研究,同时对进一步深化数字经济与促进企业创新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数字经济、创新创业与生活质量研究——来自中国220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理论上,通过推动创新创业,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实证上,基于我国220个城市2011-2020年数据构建了数字经济、创新创业和生活质量综合指标,也进行了多维度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进行工具变量和“宽带中国”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后,数字经济依然明显地增进民生福祉。作用路径分析显示,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数字经济积极作用于生活质量的重要机制。最后,门槛模型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生活质量的边际效用存在非线性递增的特点,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数字经济与生活质量的内在联系,为进一步改善民生福祉提供了理论依据。     

环境污染对城市技术创新影响的异质性研究——来自中国城市的证据

环境污染不仅影响社会公众健康和生活质量,而且给城市绿色发展和技术创新带来巨大挑战。鉴于此,环境污染与城市技术创新之间的影响机理一直是学界争论焦点,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本文基于中国285个城市2013—2022年面板数据,创新性使用逆温作为缓解环境污染内生性的工具变量,聚焦环境污染是否影响城市技术创新以及它们之间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显示,环境污染显著抑制了城市技术创新,且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作用机制表明,产业集聚和财政分权是环境污染抑制城市技术创新的重要传导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2018—2022年间环境污染对城市技术创新的抑制程度显著低于2013—2017年间;此外,中国内陆城市环境污染对城市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显著高于沿海城市。     

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来自中国数字创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模型,利用2012-2018年数字创意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使用GMM动态面板方法,从融资约束视角实证检验了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错配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投资增长;企业创新投资活动普遍存在外部融资约束,金融错配的提高会加剧企业创新投资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进一步区分企业产权性质和地区市场化程度分析可知,金融错配对创新投资面临的融资约束加剧作用对于非国有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数字创意企业更为显著。     

区域经济的集聚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在引入了内生增长的新经济地理模型框架下考察了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了检验这种理论预期,利用省级和地级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使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考察了集聚对中国省级区域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990年以来,集聚对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影响作用不仅显著,而且强度较大。这种经验分析结果更加突出了空间平等与空间效率的矛盾问题,区域政策可能会陷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与通过集聚促进增长的两难境地。     

贸易开放对异质性劳动力集聚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集聚呈现出明显的核心(东部)—边缘(中西部)空间分布特征。随着中国阔步迈进全面开放的新时代，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异质性集聚日益显现。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中国各大城市正在抢抓构建人才集聚新优势，异质性劳动力集聚势必呈现新局面。作者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下，利用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匹配到城市的面板数据与城镇住户调查数据，首先，检验贸易开放影响异质性劳动力集聚，基准结果显示，贸易开放能够显著促进高、低技能劳动力集聚，但是对高技能劳动力集聚的影响更大，经内生性检验、样本选择偏误检验以及其他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仍然成立。其次，检验贸易开放影响异质性劳动力集聚的时空差异发现，从不同地区看，贸易开放对异质性劳动力集聚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东部和南方地区；从不同时期看，加入WTO后的贸易开放提升，对异质性劳动力集聚的积极影响增大，但2010年以来，对高技能劳动力集聚的影响持续增强，对低技能劳动力集聚的影响却呈现下降趋势。再次，检验贸易开放影响异质性劳动力集聚的中介作用，表明：一方面，贸易开放通过促进工资上涨，进而吸引高、低技能劳动力集聚；另一...     

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城市收缩的理论探源与经验启示——基于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城市普遍出现了以经济衰落、人口流失和建筑空置为特点的城市收缩现象。这些工业城市的收缩既伴随着去工业化带来的制造业产业转移,又涉及到全球化、新自由主义背景下资本流动与工业生产格局的全球重构,是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依托马克思空间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基于时间—空间的双重维度,通过对传统工业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分析,更为深入地剖析资本主义传统工业城市收缩的根源与本质,力图丰富并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现实的指导力,并为我国传统工业地区当前所面临的收缩困境,提供有益借鉴与启示。     

口碑效应、外生冲击与城市入境游需求——来自上海的经验证据

基于上海入境游市场6个主要客源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004—2018年的季度数据,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实证研究口碑效应和外生冲击对上海入境游需求的影响,并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预测未来6个主要客源国赴上海入境游的潜在客流量。研究发现:口碑效应、大型节事会展活动和客源国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城市入境游需求;上海入境游市场将呈现出稳步快速增长的趋势。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塑造良好口碑效应、兴办节事会展活动、实施合理定价策略、推进多方主体合作等,以促进上海入境游市场持续繁荣发展。     

中国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分异及收敛性研究

文章采用东中西三大区域以及南北两大区域的双重划分视角,在用熵值法测算全国总体及各大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应用Dagum基尼系数和核密度估计探讨区域的差异来源及分布动态,进一步利用变异系数与空间计量模型揭示区域数字经济的收敛特征。研究发现：2012-2020年,全国总体及各大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稳定增长势态,但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异常突出,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且各区域的核密度曲线表现出不同的分布特点与极化特征。同时变异系数表明全国总体及南方和北方区域存在明显的σ收敛。引入空间计量模型后,全国总体及东中西部、南方区域存在显著绝对β收敛;纳入区域因素后,各大区域均存在条件β收敛,但收敛速度均不同步。文章通过对我国数字经济的空间分异与收敛特征的概括性总结,为决策者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政策提供了相关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普惠金融走上了数字化发展之路.因此尝试从实证方面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这对促进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长三角2011-2018年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效应,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呈正向影响作用,且对于长三角农村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长三角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升级;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长三角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降低.最后,基于相关研究分析,针对发展策略,提出相关建议.     

数字基础设施对就业变动的影响 ——来自制造业的证据

当前数字化浪潮方兴未艾,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高质量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算了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并基于企业数据检验其对制造业就业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改善总体上能够显著提高就业创造率,并降低就业破坏率,耦合作用下对净就业增长率产生积极效应,即表现出“创造”效应;分样本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对中部地区、三线及以下城市、内销型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创造效应最为明显;数字基础设施主要通过市场进出提升就业创造率,并通过企业调整和市场进出降低就业破坏率。基于主要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