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省际人口迁移因素的陕西省人口发展趋势预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变动,我国省际人口迁移规模急剧增长。省际人口迁移已成为影响区域人口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陕西省为例。了解陕西省的省际迁移人口的规模大小和年龄分布特征,分析在引入省际人口迁移因素时,陕西省人口老龄化进程将如何变化。研究结果发现：陕西省迁入人口呈现年轻态特征,多为处于就业初期的年轻人口,减缓了陕西省人口老龄化速度。     

资本形式、国家政策与省际人口迁移

文章运用条件罗吉特模型(CLGT),从省际迁移人口迁入省份选择性的角度,分析了省级社会经济因素和个体因素对不同性质的省际人口迁移行为的影响作用;讨论国家与政府在控制和引导人口迁移流向与流量时的政策问题。作者认为,国家宏观投资对中国的人口迁移与流动的宏观调控是部分失效的;三种资本由于各自目的不同,对人口迁移与流动的引导作用也不尽相同;省际迁移者对迁入省份的选择是个体在自身特征的基础上,对宏观经济状况的调整与适应。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

文章通过对2000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比较分析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区域模式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但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局部性变化。如人口迁出和迁入的分布都呈一定集中趋势,且迁入集中趋势尤为明显;人口迁出呈"多极化",迁入则更加集中化;一些重要的人口迁出地和迁入地的迁出和迁入强度表现出强者恒强、强者更强的特征。人口迁入重心北移,长三角都市圈取代珠三角都市圈成为21世纪以来省际人口迁入的主要地区。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及其变化,主要是迁入地城镇收入水平等经济因素的吸引作用明显增强所致,并与空间距离等恒定因素的影响相对弱化有关。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及其变化

本文主要根据人口迁移选择指数 ,系统考察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省际人口迁移的区域模式及其变化趋势。发现经济体制改革以来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单向梯度东移”模式 ,已开始出现东强西弱非对称“双向”迁移的变化 ;在人口迁移流向继续主要向东部地带“集中”的同时 ,迁移吸引中心也正发生着量的不断扩大的“多极化”和质的持续提高的“强势化” ;已逐步形成对塑造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具有重要影响的北京、上海两大全国级强势吸引中心和广东、新疆两大地区级强势吸引中心     

中国不同职业省际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选取1990年("四普")、2000年("五普")、2010年("六普")的人口普查资料,首先对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职业组成及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其次,本文也分析了不同时期省际人口的迁移原因变化以及多个因子对省际迁移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半数以上的省际迁移人口所从事的职业为生产运输类,且从事此类职业的省际迁移人口更愿意迁入高收入的东部沿海地区.此外,迁入地的社会经济因素(城镇化水平、收入和消费)、就业结构(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和人文发展指数的"拉力"作用是影响省际人口迁移的最主要因素.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省际人口迁移重心演化考探

文章引入人口迁移重心的概念,并以此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区域模式及其变化。作者通过考察人口迁移重心与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位移的联动变化,发现相对人口分布,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更密切的相互作用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的省际人口迁移,对中国实现人口与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认为,促进西部地区人口向东部地区迁移,仍然是未来中国实现人口与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目标的有效途径。     

建国以来新疆人口的省际迁移状况分析

新疆人口总数中。省际迁移人口占有重要的地位。文章分析了建国以来新疆人口迁移特点,结果表明：新疆人口迁移活动主要表征为国家有计划的迁移和人口自发迁移。迁移过程具明显的时间阶段性;迁入人口以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村男性青壮年为主：人口迁入地区主要为开发程度高、经济发展快、交通便利的地区;人口迁入主因是国家政策及大量土地资源的吸引．人口迁出主因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调整,祖籍亲缘关系、户籍管制的放松;省际人口迁移促进了新疆的经济发展以及新疆与其他省区的交流,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刺影响。     

我国人口省际迁移空间模式分析

文章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采用人口迁移选择指数法确定我国省际人口迁移吸引中心及人口外迁中心,并归纳出人口迁移吸引中心吸引作用的空间模式及人口外迁中心的外迁空间模式.发现省际人口迁移活跃区域为南方及沿海地区.京津地区及南方沿海地区是人口迁移吸引中心,秦岭-淮河以南的内陆省份是人口外迁中心.强势人口吸引中心上海、北京的吸引作用分别具有"聚而强"和"广而均"的特点.强势人口外迁中心安徽、浙江两省具有"沿海导向型"的外迁空间模式,强势人口外迁中心重庆则具有"平衡型"的外迁空间模式.     

中国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之分析

经济因素,历来是影响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根据这一点,本文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应用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定量考察和分析了中国80年代后半期区域经济因素中经济收入与经济规模对省际人口迁移的影响关系及其特征。研究发现:经济规模因素对人口迁移(量)的影响比较大,经济收入因素的影响相对比较小;经济规模因素主要是影响人口的迁出,经济收入因素主要是影响人口的迁入;经济规模因素对迁出人口的供给及迁移量的大小具有决定性影响,经济收入因素对人口迁移的流向选择及其分布模式具有重要的导引、定型作用。     

中国省际流动人口流入地宏观选择机制的稳定性——兼论重力模型的理论扩展与实证检验

对流动人口流入地宏观选择机制及其稳定性的讨论有助于深入理解我国省际人口流动的空间模式及未来发展趋势。文章使用2000-2020年间历次人口普查、小普查及相关统计年鉴数据,结合迁移网络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宏观理论,在统计检验多种重力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分层泊松模型考察社会网络、劳动力规模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在省际流动人口流入地选择机制中的作用及其在时间上的稳定性;并在中国情境下对经典的存量重力模型进行理论扩展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流出地与流入地的迁移社会网络对迁移流的规模与方向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作用在历时变化中呈现出极强的稳定性;作为人口迁移流的源头,流出地劳动力人口规模对人口迁移流呈现显著且一致的正向影响;经济因素对人口迁移流的影响具有相对稳定性,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仍然是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的重要原因;流出地人口的流动强度对人口迁移流发挥着极强的持续稳定性影响,显现出流出地流动文化在供应端的决定作用。鉴于社会网络在流入地选择机制中的重要作用,传统的存量重力模型应被扩展为社会网络-重力模型;鉴于流出地劳动力规模在省际人口迁移流中的基础作用,我国省际人口迁移流的可持续问题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地缘效应与驱动机制:男女有别吗?

文章基于空间OD模型和“六普”人口省际迁移流数据,研究中国人口省际迁移流的地缘效应、驱动机制与男女差异.文章得出的主要结论:(1)中国人口迁移流内含显著的空间依赖,其中迁出、迁入地独立的空间自相关效应促进人口迁移,而迁出地-迁入地交互的空间自相关效应阻碍人口迁移.(2)总体上,中国人口省际迁移流受迁出地推力作用弱于迁入地的拉力作用,表明人口迁移更多是出于对迁入地的“美好预期”,而非对迁出地的“过度抱怨”.(3)人口迁移流的驱动机制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迁移流受驱动因子的影响强于男性,女性的失业风险、就业歧视更为明显;男性在人口迁移的空间选择上受空间依赖的影响强于女性,这与性别禀赋和社会环境有关.     

上海省际人口迁移与距离关系之探讨

距离是阻抗人口迁移的重要地理因素。一般地说,随着距离的增大,人口迁移量趋向减少。但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不同地域层次的人口迁移,由于所受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差异,距离因素影响的大小将有所不同。本文拟对上海省际人口迁移与距离影响的关系进行探讨。具体地说,即从迁入与迁出两个方面,分析距离因素对上海省际不同地域层次人口迁移     

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省际人口迁移比较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和第四次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主要根据罗杰斯年龄—迁移率模型,考察和分析了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省际人口迁移基本状况。研究发现,由于中国人口迁移受户籍制度等二元社会体制的强烈制约,省际人口迁移在很大程度上主要表现为年轻劳动者外出打工,年龄分布更高度集中于20～30岁组。另外,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对省际迁入人口的吸引力各有特点,珠三角地区几乎完全表现为经济吸引力,而长三角地区则表现出较强的社会吸引力。这与两地区的历史传统、经济结构、产业模式及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差异与人口迁移关系之研究

经济因素，历来是影响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差异，又是经济因素影响人口迁移的两个重要方面。本文通过对中国不同收入水平、不同收入差距以及不同收入水平与差距地区之省际人口迁移状况的考察分析，发现在８０年代后半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差异对省际人口迁移也具有重要影响；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８０年代后半期省际人口迁移流向选择及分布模式的基本特征     

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的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分析

依据2010、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经济社会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近10年省际人口流动的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考察和分析。结果表明,2010～2020年,中国省际人口流动规模大幅增加,总体呈现非均衡“双向流动”格局,省际人口流动的主流是从中西部欠发达人口大省流向东部发达地区及邻近省份,省际人口净流入向东部发达经济圈“极化”趋势凸显。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分析发现,经济社会因素对省际人口流动具有显著影响,且中、东部各省份经济社会因素对省际人口净流入的影响较大,西部各省份经济社会因素对省际人口净流入的影响相对较小。2010～2020年,经济社会因素对省际人口净流入影响的东西差异依然显著,南北差异则有增强趋势。     

新疆省际人口迁移现状及效果评价

人口迁移对迁出地、迁入地双方均产生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因而人口迁移和流动一直受到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新疆一直是人口迁移活动频繁的地区。本文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对近年来新疆省际人口迁移的现状进行了翔实的描述,评价了新疆省际人口迁移的效果,指出了省际人口迁移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建立新疆人口省际迁移的协调机制、采用灵活人口政策吸引外省优秀人口和实现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三点政策建议。     

地区发展、经济机会、收入回报与省际人口流动

利用最新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本文考察了省际人口流动的空间模式,发现省际人口流动呈现明显的空间聚集态势.并进一步分析地区差异对省际人口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作为流出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人口流出具有显著的阻力效应,但经济机会的多寡和经济回报的高低并无显著的影响;作为流入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吸引人口流入并不具有显著的影响,其“拉力”主要表现为经济机会的多寡和经济回报的高低.因地区发展不平衡短期内难以改变、经济开放性会继续增强、收入地区分化仍将存在,加上更加自由的流动环境和不断改善的交通和通讯条件,省级人口流动在局部地区集中的趋势将会进一步被强化.     

长三角地区人口迁移特征及其空间差异

本文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从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角度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迁移的社会学特征,以及迁移人口对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发展的影响,此外还从人口迁移量的分布、省际迁入人口对迁入目的地的选择以及省内人口迁移流向选择等几个方面,系统考察长三角地区人口迁移的空间模式及其特征,为进一步加快长三角地区城市群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参考依据。     

中部地区省际人口流出对流出地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五普"、"六普"、2005年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从人口流出的角度分析中部各省人口流出的变动特征,结果发现21世纪以来中部总体流出人口规模增速虽有上升,但相对全国有所放缓,中部各省中流出人口规模大的省份有流出人口规模增速放缓的趋势,而规模小的省份有增速加快的趋势,中部省际流出人口的流向选择具有明显的区域聚集效应,流向分布以湖南、安徽和江西最为集中,以山西、河南最为分散。基于2002²012年面板数据建立中部省际人口流出对流出地经济影响的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发现中部省际人口流出对中部地区总体经济增长具有微弱负向影响;中部省际人口流出不利于缩小中部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此外,中部省际人口流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人口流出总体上降低了第三产业GDP产值比重,相对增加第一和第二产业GDP产值比重。中部地区经济水平的相对落后导致中部地区大规模的人口流出,而人口流出又进一步阻碍了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地方政府有必要加强对中部经济发展的重视,缓解中部大量人才外流现象,同时中部人口流出对各省的影响不一,政策制定还需因地制宜。     

基于嵌套Logit模型的中国省际人口二次迁移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主要根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 1‰抽样数据 ,采用嵌套Logit模型 ,考察和分析1 990年代后期中国省际人口二次迁移的主要影响因素。通过对一般迁移、再迁移和回归迁移的考察分析发现 ,无论是个人因素还是区域经济因素 ,都对其迁移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再迁移者明显受到潜在目的地区域环境因素的吸引 ;而回归迁移者对出生地的经济状况敏感程度较弱 ,但个人因素对其迁移选择有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