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变法与大一统帝制形成的理论逻辑

法家兴起于传统礼制秩序的衰落,以“世异事异”的历史变迁论为变法改制的正当性进行学理论证.总的来看,法家思想的最大特点在于最大限度地进行社会军事动员,其政策以战争为导向,改变了传统的战争人力资源结构,增强了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并把由军事纪律衍生出来的法律规定转变成组织管理手段.法家变法以集权动员的高能效,创造出了中央集权的皇权大一统结构,而法家的变法措施既依赖同时又巩固这种权力结构,最终为中央集权的皇权大一统专制铺平了道路     

大一统再认识

大一统包括政治体制和政治观念两方面的内容。它发轫于夏，发展于商，至西周达到了王权政治下大一统的鼎盛时期。春秋是王权政治下大一统的衰落和解体时期，战国是王权政治下大一统向皇权政治下大一统的过渡、转化时期。因此，大一统应分为王权政治下具有初级特点的大一统和皇权政治下具有高级特点的大一统两种形态     

刍议日本飞鸟时代对外来文化的汲取

日本飞鸟时代是日本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社会和政治交流发展时期,日本通过对大陆隋唐时期文化的摄取,尤其通过对中国儒家法家等先进文化思想的吸收,巧妙地运用到日本的君臣秩序中,并不断地完善了社会体制,得以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长足发展,实现了由古代日本国家体制向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过渡,同时,为今后的中日文化交流奏响了迈向世界舞台的有利前奏和创造了成就日本同世界交流的有利条件。     

地方分权制在近代中国的植入与重构

通过对近代中国地方制度从西方植入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在传统“大一统”文化的作用下,这项制度的本土化过程背后,发生了价值内涵和制度内容的“中国化”重构.在对这种重构的文化机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就可以进一步理解这段历史:虽然近代中国有过地方均权等中国式地方分权制的探索,但中央集权的“党国体制”仍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所采取的权力体制,地方分权只成为具文.反思历史是为了指导当下和未来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地方制度建设,剖析“大一统”文化传统对地方分权制度进行重构的机制和过程,是揭示当代中国地方制度改革中关键突破点的前提.     

浅论汉武帝时期统治思想的转变

汉武帝以儒家思想作为西汉王朝的统治思想,并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实施一系列旨在维护皇权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建立“大一统”帝国的举措,由此带来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盛世的出现和迅速由盛而衰。这是历史的必然。     

社会转型汉代国家的历史地位

周革殷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实现了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第一次转型。而秦汉之际的历史巨变,以中央集权制度取代旧的封建制度,从而完成了中国历史的第二次转型。在转型过程中,汉王朝使中央集权制度完善并确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贵族土地所有制到"使黔首自实田"的土地私有化的完成;二是权力体制上的封建贵族政治到中央集权制的新型官僚体制的建立;三是在思想传统上,汉代在先秦以来"礼乐"思想的孕育中,实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奠定了以儒学及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思想。从而确立了汉代国家的历史地位。     

元代佛教文化与国家整合———以王权合法性构建为中心

有元一代,统治者对佛教文化大加利用,其藉由皇室仪式仪仗、君王名号赋予、帝师之制创立等路径,形塑出元朝皇帝为佛教“转轮王”的君主面相;同时亦借助皇权推动,促进了蕴含着强烈护国色彩与王权思想的佛教文献的弘播,继而从世俗与宗教两大领域双向强化了其统治合法性与政治领域中的“国家”“君王”观念。这不仅为论证元朝之正统性提供了重要的宗教理论基础与思想意识支撑,且对元代思想文化整合、多民族融合乃至大一统国家建构等皆发挥了重要意义。     

浅析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对宋代政治军事的影响

“杯酒释兵权”是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杯酒释兵权”的实施,大大加强了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巩固了皇权制度,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中国再次形成大一统王朝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军事保障,也为宋代文化科学事业的发达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但同时也产生了“冗官”、“冗兵”、“冗费”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国家财政开支增加,行政缺乏效率,军队缺乏战斗力,为以后的政治改革添加了阻力,最终使宋王朝陷于积贫积弱的局面。     

武则天与文化中国

认同华夏与中原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是中华大一统文明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即使如南北朝纷争割据的各政权也以争夺中华文化正统为荣,这正是隋唐得以实现大一统的精神支柱。“文化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和趋势,各个时代的历史人物都对文化中国的坚守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武则天是初唐时期文化中国的一个特殊文化符号。她适应南北朝以来文化中国大一统认同的潮流,以《周礼》为号召,推动隋唐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与改革,促进多元一脉的民族文化国家的发展,提升大一统的国家形象,继承有唐“以文治天下”的传统,亲撰《臣轨》,倡导“以道德化天下”,在中国官德教化史上留下了靓丽的一笔。她为文化中国的历史发展作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       

宫省制度与秦汉政治

本文通过分析宫省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探讨了宫省制度与秦汉政治的关系，揭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月关即国家”思想泛滥，家政、国政不分状况对秦汉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     

试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同其他上层建筑一样,是伴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监察机构的设置,监察官员的配备,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皇权统治。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证明,虽然古代监察制度是建立在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基础上且服务于以皇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专政,     

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

这是一篇通过比较中日传统政治文化，来分析中日政治文化结构性差异的历史学论文。论文从三个角度讨论这些结构性差异及其带来的影响。上篇《皇权与革命》从儒家“汤武革命”的理论说起，以历史上中国不断“改朝换代”与日本所谓“万世一系”,来分析传统中日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与政治权力结构上的差异，政治伦理中绝对性与相对性的不同，以及政治变革的路径究竟只能依赖改朝换代的“革命”还是可以依赖“维新”;在中篇《郡县与封建》里，则指出传统中国与日本在国家与地方关系上的差异，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国国家权力，借助郡县制、由科举提供的官僚制度，如毛细管全面管控地方，但日本尽管也有“公家”与“武家”,古代日本也曾试图建立律令制国家，但地方上却始终有着类似诸侯的强大势力，那么，这种国家结构的差异在中日走向近代过程中，导致了什么样的命运差异；在下篇《王权与神佛》中，则借用两国历史上的宗教资料，讨论传统中国与日本在政教关系上的差异，指出中国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只能是“方外”,而日本宗教则在历史中形成势力极大的“寺家”,并且对政治影响极大，从这一点继续延伸，文章进一步讨论走向近代过程中，这种有差异的政教关系，...     

中国古代社会制度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古代夏商两朝不是奴隶社会,而是王权专制的雏形氏族部落国家;中国的封建社会,应从西周起到战国末为止,秦统一后,秦始皇全面开创了皇权专制的政体,打破封建壁垒,这对于巩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所以两千余年的皇权制社会应叫它皇权社会,而不应称之谓封建社会.     

从尚书职权的变化看两汉中央集权制与外戚宦官专政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封建统一王朝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巩固和加强,无疑曾对历史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但是,这种中央集权乃是皇权至上,皇权独揽一切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它的不断加强便是皇权的不断提高。而在阶级斗争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发展中,皇权的不断提高则往往引起了内朝官的得势,外朝法定相权的被取代,正规宰相制度的被蔑弃,乃至外戚宦官专政,加剧政治混乱,动摇、瘫痪、瓦解中央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等等变化。历史事实表明,加强中央集权并非始终起着积极作用,而是在某些时候某些情况下也曾起过消极作用的。本文拟从两汉内朝官尚书职权的因革,对此问题,试作剖析,略申其说。     

论中国古代侦查制度的演变

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社会制度的中央集权和至高无上的神权、王权统治,形成集侦查、起诉、审判三大司法职能三位一体的侦查制度.在权大于法的人治制度下充分体现皇权威望的审判和刑讯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重视,其功能被人为地极度扩张,与之适应的讯问、拘留、逮捕等强制性侦查措施和唯心的"言证"制度得到高度的发展,野蛮的刑讯逼供取代科学的侦查方法,严重束缚中国古代侦查揭露、证实犯罪功能的形成和发展.     

西汉国家建构视域下的“承秦”“过秦”探析

“承秦”与“过秦”二者看似矛盾,却内存于西汉国家建构过程中。刘邦集团在秦末与群雄逐鹿以及随后的“汉制”构筑过程中,一方面据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另一方面,又对秦政的暴行酷施以及其官僚制度中所存在的组织结构缺陷予以指斥批判。探究其由,一方面,秦帝国所开创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皇权政体乃其时最适宜的制度,“承秦”可谓是刘邦集因应现实格局的最优选择。此外,秦制的核心在于确立了皇权的至高无上,“承秦”可以实现并满足人性中对于权力尤其是皇权的觊觎,故其亦成为刘邦政权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过秦”不仅旨在以秦为鉴,纠秦之偏,避秦之祸,而且还可以使得原本凭“力”而胜的刘氏政权由此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     

简论墨子“尚贤、尚同”思想的实质

墨子要实现兼爱交利的社会理想,采取的治理国家的主要方式是“尚贤”和“尚同”,而“尚同”是从社会制度上实现其“尚贤”思想。尚同的思想首先关涉社会、国家的起源问题,除了天子尚无法确定是由何种方式产生,其他各级官吏实际上都是由上而下任命产生的。中国古代的专制政体或中央集权制,是建立在家族等级制度基础之上的,而墨子的尚同原则,是同他的兼爱交利思想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与家族等级制正相反。它也可以被看作是集权或专制,但与中国现实社会的专制和集权还不一样,因为其根基不同。     

解读极端皇权专制下的明代监察制度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集权政治的愈益发展,对监察制度之依赖程度必然不断加深。有明一代,随着专制皇权统治向其巅峰状态发展,导致政府的运转对监察制度的依赖程度超过历代王朝,以各级官吏为对象的监察活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可以说,明代以分权制衡为基础的国家行政系统的有效运行,是以无所不监的双轨制监察体系的同步发展为条件的。监察制度为专制皇权服务的根本政治功能,更体现为皇权对监察权的严重制约,并随着专制皇权的空前强化变得更加绝对。明代监察官向专制皇权之附庸的急剧蜕变已不可抑制。     

婆罗门教对古代印度中央集权国家构建的阻碍作用

中央集权是政府为实践国家职能与公共权力,集中力量进行国家管理的一种形式.中央集权的形成需要国家权力的贯彻、君主发挥至高无上的统帅作用、行之有效的官僚体系以及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共同文化作支撑.婆罗门教产生于古代印度国家形成时期,它削弱了国家职能,抵制国家力量渗透,阻碍社会流动,影响国家官僚体制的构建,限制王权,阻碍军事力量的发展和共同文化的形成.婆罗门教对古代印度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产生了消极阻碍作用.     

论明清之际“复封建”旗号下的分权反专制思想

明末清初一些思想家提出的“复封建”论,冲破了传统王朝窠臼,超越传统“封建”与“郡县”的讨论,寓反君主集权专制思想于其中,而具有突破性的进步意义。同时代的英国即是以封建诸侯起而平衡君主权力,制定国会宪章,从而实现了制度创新转型。在政治“大一统”的传统中国,以“复封建”来分权制衡专制君权不具可操作性,制度创新历史转型的出口在哪里则仍需探讨。意识形态政治泛化的“封建说”,脱离中国历史实际解释不了历史而没有学术价值,蕴藏于“封建”制下的明清分权反专制思想,则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