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中国家庭结构及其社会功能的变迁

20世纪末期中国的家庭结构和功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家庭规模持续缩小;核心家庭仍占中国家庭模式的主导,三代及以上的大家庭基本保持不变,空巢家庭异军突起;隔代家庭呈现增加趋势;单亲家庭日益增加;家庭生育功能降低;家庭生产功能有复归的趋势;教育功能提高;消费功能大大增强;养老功能削弱。     

打工经济背景下农村家庭关系的变迁与留守儿童养育模式研究——以湖南潭村为例

文章以湖南潭村为田野点,探讨了该社区在打工经济背景下留守儿童的养育模式。由于抚育留守儿童的功能需要,潭村的家庭结构由以核心家庭为主转变为以主干式家庭、扩大式或者联合式家庭为主。家庭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迁,婆媳关系趋向陌生或融洽,妯娌关系变得淡漠或利益化,家庭的“抚育性社会化”功能弱化导致了亲予亲密关系日益疏远。在此背景下,潭村为解决留守儿童养育问题,形成了五种养育模式,即祖父母养育模式、单亲养育模式、外祖父母养育模式、叔伯养育模式以及母系亲属养育模式。     

中国丁克家庭的社会学透视

丁克家庭的出现是一个社会现象,它的发展体现了一种新兴的文化,它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深远。我们用传统的眼光来审视它,用新兴的观点去接受它。我们应该探索这种以核心家庭为主,以丁克家庭为辅助和补充的家庭模式,使核心家庭与丁克家庭形成一种动态的良性循环关系。     

人口流动对家庭结构影响的统计研究

人口流动使完整家庭分离为结构不完整的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其程度需要定量分析。本文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家庭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我国家庭结构类型中核心家庭仍然占主体地位,近半数家庭是核心家庭;三代直系家庭和一对夫妇家庭所占比重比较接近,各占约五分之一;单人户和隔代家庭比重有所上升。人口流出即家庭成员的外出使得家庭结构类型向更小更简单的家庭结构类型转变。     

城市家庭功能发展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研究——以南京为例

21世纪的中国家庭面临着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家庭形式多样化,家庭功能社会化趋势明显,夫妻关系进一步平等和家庭成员老龄化等发展趋势。南京家庭也呈现出相近的变化态势,家庭人口规模已由五普的2.92人/户降至目前的2.77人/户,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由＂五普＂的8.24%升至9.20%,达73.61万人,列副省级城市第5位。吴帆、李建明等人指出,在这样的家庭变迁背景之下,家庭需求与家庭功能的对应结构失衡,家庭功能供求的自我均衡机制失灵,家庭能力建设比以往更加依赖外部的支持。周全德、冯庆林指出中国家庭发展面临结构失衡、功能弱化、关系松散和制度环境制约等困境。因此,各级政府更应聚焦家庭核心功能,了解家庭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并据此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环境和制度支持,全面促进家庭发展能力的建设。2012年,     

农村分家类型与三代直系家庭的变动趋势——基于对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本研究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笔者已有关于农村分家类型数量模型的分析,对家庭结构再生产过程中的分化因素与组合因素进行了归纳,揭示了家庭结构再生产的内在逻辑,构建分家类型对家庭类型的微观作用机制．进而据此解释1990—2000年三代直系家庭的历史变动,并预测未来独子家庭结构再生产的变动趋势。结论是：（1）家庭结构再生产的过程中,家庭结构的分裂因素对组合因素的优势日益明显,无论是在独子家庭还是在多子家庭都是这样。（2）自1990年以来三代直系家庭比重上升的内在原因是多子分家类型的急剧减少．由此而减少了大量核心家庭,而相对提升了三代直系家庭的比例．三代直系家庭本身的演变趋势是走向日益瓦解,特别是在日益增加的独子家庭中,分裂因素日渐强势并占据主导地位,三代直系家庭在未来将会顽强坚持的判断可能是靠不住的。文章最后回应了学界关于中国家庭结构问题的争论。     

代际关系、价值观和家庭养老－－关于家庭养老的文化解释

本文从宏观的社会变迁的角度考察了家庭养老的变化问题,作者指出:代际关系、价值观和家庭养老内在一致。随着代际关系、价值观的变迁,家庭养老的内涵、形式、特点及功能都发生了变化。文章指出在做家庭养老的研究时应该将家庭养老视为一个不断变化的与传统的家庭养老不同的概念而不是相反。     

由传统到现代——中国家庭结构变迁特点及原因分析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家庭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家庭结构核心化趋势加强、婚姻趋向自主,家庭关系趋向民主化,家庭功能社会化。这些变革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方思潮的涌入和我国传统的家庭观念衰微。     

流动家庭的现状与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家庭规模、代数、结构和居住安排等方面,描述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特征.结果表明,家庭规模为2.46人;平均1.54代人;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占68.6％),单人家庭次之(占27.0％),主干家庭和其他家庭各占3.3％和1.1％;2/3的子女与流动父母同住.但是,全国的平均水平掩盖了较大的地区性差别:中部地区和跨县流动者的家庭规模最大、代数最多、家庭结构更复杂、子女更易与父母团聚,而在东部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带跨省流动者中,家庭规模最小、代数最少、结构最简单,团聚更不易.这些特点透视出,各地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对家庭团聚设置的门槛不同,同时也折射出流动人口的自选择性.     

中国老年人口家庭结构的主要特征分析

据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与有关的调查资料,中国的家庭变迁,无论从其类型或规模来看,都显示出大的联合家庭解体,主干家庭与核心家庭增加。这一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讲,反映家庭权力结构的变更,这对老年人的家庭主宰地位无疑是个冲击。目前全国大多数的老年人仍与儿孙们生活在一起,并     

社会转型视角下的家庭结构和代际居住模式——以上海、浙江、福建的调查为例

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我国家庭结构和居住模式正在发生显著变化。本文从社会转型出发构建的研究框架将影响因素归纳为思想观念和生命历程,思想观念的传统性和现代性互相制衡,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交织的代际居住模式。本文利用"家庭动态调查"数据,构建序次Logistic模型,分析社会转型视角下的思想观念转变对当前中国家庭结构和代际居住安排的影响。结果显示,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结构正发生显著变化:核心家庭比例下降;直系家庭、单人家庭、空巢家庭比例提升。从代际居住模式来看,传统性使得父母依然倾向于跟儿子居住,但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变远;现代性(都市化生活和受更高教育)又使得父母与子女的居住距离远离;父代和子代的需求使得不同生命阶段的代际居住距离缩小。总体来说,家庭结构和代际居住模式的变迁使得家庭功能减少,家庭养老正因此面临着危机。     

人口流动家庭化及其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文章基于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考察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家庭模式及其流动家庭化的影响因素。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家庭化率已达到60%。流动人口家庭模式是以一对夫妻户和一对夫妻加孩子户为主的核心家庭为主导,以一代户和二代户为主。3/4的已婚流动人口携带了配偶,有孩子的流动人口中有一半携带了孩子,这些孩子中有近20%是在北京出生的。流动人口的平均家庭规模为2人,明显小于全国农村的平均家庭规模(3.4人)。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及在京居住地显著影响人口流动家庭化,同时还发现非经济因素成为比经济因素更为重要的人口流动家庭化影响因素。     

论家庭变迁与人口的生育行为

家庭变迁与人口生育行为的变化呈动态关系和密切的相关关系。随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进步,我国的家庭规模与结构、家庭关系、家庭经济生产功能、家庭生活方式和养老保障功能等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对人口的生育行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以及政策的制定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审视家庭与人口生育的关系,考察家庭变迁与人口的生育行为,分析和确定家庭因素对人口生育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家庭变迁背景下的中国家庭政策

在人口转变和经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中国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结构逐渐简化、传统家庭功能趋于弱化。这对维系社会正常运作的各项社会政策带来巨大冲击,并由此将家庭政策的完善与改革提上议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家庭政策在影响人口发展、提供家庭保障和促进性别平等等方面有所建树,但仍未脱离含蓄型和补缺型模式的囿限。文章认为,中国的家庭政策体系应实现向明确型和发展型转变。首先应创建专门的家庭政策机构,在此基础上明确将家庭整体作为基本的福利对象、以发展家庭能力为目标进行家庭投资、推进家庭政策的适度普惠性,并尽量避免其他政策安排与家庭政策的相互制约乃至冲突。     

中国三代直系家庭变迁:年龄、时期、队列视角的观察

发掘中国社会特有的家庭结构变迁模式是理解中国家庭变动特征的关键,也是许多研究所关注的焦点。本研究基于9期的中国营养追踪调查(1989-2011)数据,利用分层交叉年龄、时期和队列效应模型观察我国三代直系家庭在三个时间维度上的演变趋势。研究发现在年龄维度上婴幼儿以及老年阶段仍然拥有较高的三代直系家庭比例,这体现了直系家庭在抚幼和养老方面发挥的重要功能。在时期维度上三代直系家庭比例并没有展示出显著的变化趋势。相较于时期,嵌入社会变迁中的队列趋势是三代直系家庭结构变迁更为重要的驱动力。队列的三代直系家庭比例在整体上呈现出U型趋势,较老的队列处于直系家庭的可能性逐渐下降,而幼儿队列处于直系家庭的可能性不断上升。该趋势代表了老龄群体的"去直系化"与幼儿群体的"直系化"倾向。研究结果表明,在私人领域,经济的发展和观念的转变这些现代化因素仍然在促成家庭的小型化;在公共领域由于家庭职能(抚幼和养老)在向社会职能转变过程中的波折与分化,个体家庭会调整结构形态以应对不同阶段社会资源与风险的变化,从而塑造出了我国三代直系家庭结构的变迁模式。这不仅仅代表了传统和现代的博弈与融合,更是代表了一种家庭的实用主义倾向。     

延边朝鲜族地区人口迁移家庭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利用2011年流动人口及影响因素的调查数据,对延边朝鲜族人口的家庭迁移状况进行统计分析,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国内迁移及跨国迁移中家庭特征和个人因素对家庭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朝鲜族地区人口流动已有明显的家庭化趋势,这种现象在跨国迁移中比较显著。家庭迁移主要形式为核心家庭(一对夫妇流出)迁移。跨国迁移中,家庭规模和代际关系以及家中是否有小孩对朝鲜族地区家庭迁移行为有显著性影响;国内迁移中,家庭规模对整个家庭迁移影响显著。个人特征方面,婚姻和年龄对国内家庭迁移和跨国家庭迁移均有较大影响。     

人口素质的家庭影响因素分析

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家庭背景、家庭结构、家庭关系以及家庭教育等方面对人口素质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在当前家庭发生巨大变革的背景下 ,家庭变迁与人口素质呈动态关系 ,优化家庭因素对提高人口素质具有实践意义。     

家庭结构、代际关系与老年人赡养——以安徽薛村为个案的考察

本文以薛村为个案。认为当代中国农村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小型化特别是老年空巢家庭或者单身老人家庭的核心化带来了家庭养老的困境,家庭结构核心化趋势是代际关系变迁的某种外在表现形式。原有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变迁成为家庭结构与老年赡养变化的主要原因。短时间的理性的代际平衡并不是建立在代际双方共有认同基础之上的．老年人仍然以长时间的道德与感情的互惠模式考虑与子辈之间的关系。但是子辈却愈发用现代的理性方式考量代际关系。赡莽老人的动力不是来自于生我养我的父子之恩情。而是一种与市场交换形式相类似的有来有往的给予方式。家庭养老模式的内涵和原则产生的变化使得农村老年人生存状况下降．在此之中国家成为老年人所期盼的救济对象,但国家的有限资源无法对老年人实施全面的救济。改善老年人生活仍然应以原来的家庭养老模式为基础。并且对之加以外部制度建设和内部社会化机制的完善。     

资产负债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我国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呈上升趋势，同时，家庭返贫问题也成为学术界日益关注的热点。在此背景下，将资产负债纳入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研究范畴，采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以Probit模型作为研究工具，实证研究家庭负债对其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并厘清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家庭负债规模的扩张可以通过损害户主健康水平、减少家庭应急储蓄等方式加剧家庭的经济脆弱性。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不同的家庭资产负债结构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持有的资产中金融资产占比越高，越不利于家庭抵御风险，因为金融资产本身风险更大，容易使家庭陷入亏损；家庭负债中住房负债的增加则能够减弱其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因为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抵消了部分影响，此外，房屋贷款的增加对应着家庭资产的增加，家庭在面对风险冲击时可以将房屋进行变现。基于此，从家庭自身和社会保障方面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引导居民控制合理的负债规模，避免因过度举债陷入债务风险，引导居民根据家庭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合理配置家庭资产，避免因金融市场波动造成较大损失，并且保有适当的应急储蓄；此外，社会应建立更完善的健康服务体系、教育补助体系、住房...     

中国城市家庭结构变迁及其对婚姻家庭的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家庭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城市家庭结构受到的冲击尤为突出。因此，笔者拟从分析城市家庭结构变迁的的特征入手，对现阶段我国城市家庭结构的现状、引起这些变迁的原因及其对婚姻家庭的影响做一些初步的探讨。一、全方位的家庭结构变过及原因分析当前家庭结构的变迁趋势主要表现为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结构层次的简单化，即大家庭逐渐衰亡，小家庭日渐兴起；家庭中的代际层数、夫妻对数、家庭人数减少；家庭生命周期中的生育期（从第一个子女出生到最后一个孩子出生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