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支持对职业女性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 ——基于中山市二孩生育需求调查的实证研究

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背景下,本文利用中山市二孩生育需求调查数据,重点考察了家庭的经济支持、 照料支持和精神支持对职业女性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当丈夫对家庭经济的贡献较大或者夫妻双方的经济贡献差不多时,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可能性相对较高;若生育二孩,家庭成员提供的照料支持、 精神支持的可能性越大,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可能性越大;而且,家庭照料支持可获性的增加能够提高所有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可能性.文章认为,在目前家庭规模不断缩小的情况下,"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政策的有效落实还需要相关配套措施尤其是家庭支持政策的完善.     

生育理性和生育决策与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的转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人口生育率水平出现了迅速的转变 ,特别是 1 992年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改革以来 ,生育率水平更是进一步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如果说 ,生育率的迅速转变是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干预下启动的 ,那么 ,在 1 99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应该主要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已经为稳定我国城市地区人口低生育率水平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同时 ,制度、技术和文化等因素的变革已经为我国个人生育决策理性化创造了条件 ,低生育水平的稳定机制已经开始从政策控制为主转向群众自我控制为主的转变     

中国农村居民家庭的生育决策模型与实证分析

根据"五普"和"六普"资料,人口总和生育率显著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这表明中国人口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发展阶段。关于这一问题的合理解释是除了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外,农村家庭生育决策的变化可能是内生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生育决策模型及实证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土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农村居民家庭的生育决策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和抚养子女的成本。农村居民家庭可能会依据"量质权衡"减少生育子女,这可能是导致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下降的根本原因。     

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意愿影响研究——基于2015年追踪调查数据的发现

文章利用2015年生育意愿追踪调查数据,分析"单独两孩"政策出台后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变化情况,单独一孩家庭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为39.5%,普通一孩家庭为32.2%,较以前有所下降.前续调查对于是否生育二孩表示"说不好"的人群中,追踪调查显示大约60%倾向于不打算生育,政策目标人群由"打算生"到"不打算生"是生育意愿转变的主要趋势,经济压力大是影响生育二孩的首要原因,政策敏感人群所占比重在地区间存在差异,政策落地对优生筛查、孕产服务、幼教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需要做好各项公共政策衔接,确保实施效果.     

个人所得税改革、家庭间接税负与家庭生育决策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2018年全国投入产出表》数据,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联立方程模型,从全面的家庭税负角度出发,对个人所得税减免、家庭间接税负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受到个人所得税改革冲击的家庭生育二孩的概率比未受冲击的家庭高19.4%,个税改革对家庭生育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家庭个税减免额度越高,个税改革的生育促进效应越强,并且高孩次相对于低孩次对个税减免更敏感;家庭间接税负对家庭生育行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生活必需品间接税率应进一步降低以增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生养能力。研究表明,推动税收政策改革是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的重要环节,在税改过程中应充分重视税收制度调整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     

对新型生育文化效应的实证分析

新型生育文化是一种与传统生育文化既有联系又有根本区别的现代生育文化 ,它的效应的产生和发挥对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十分突出的意义。本文对我国新型生育文化效应发挥情况进行了初步的实证研究 ,主要涉及到新型生育文化效应的指标设置、运用、问卷调查分析以及促进效应有效发挥的模式特征。     

夫妻生育分歧对家庭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解释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偏离的新视角北大核心

家庭是冲突与合作并存的地方,家庭成员之间往往具有不同的偏好和效用,最终在决策上产生分歧。生育行为不是个体的独立行为,夫妻双方对于生育同样具有独立决策权,当夫妻任何一方否决生育决策时,夫妻双方生育决策的合作被打破,最终导致生育行为暂时延迟或一方妥协。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夫妻间关于生育决策的分歧逐渐由生育时机分歧向生育数量分歧转变。本文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在新家庭经济学讨价还价的生育决策理论框架下,分析夫妻关于生育数量存在的生育分歧及其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机理,为低生育率陷阱提供了新的对策,同时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偏离的现象提供新的理论依据。研究发现:夫妻生育分歧普遍存在,相比之下,生育过1个孩子的家庭分歧程度更大。实证结果显示生育分歧对家庭生育行为具有显著负向作用,生育分歧越大,发生生育行为的概率越低。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丈夫和妻子同样具有生育否决权,但在决定是否生育一孩和二孩时,男性否决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更大;随着家庭中子女数量的增加,妻子否决对于生育行为的负向效应逐渐显现并增强。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女性承担较重的育儿负担会强化生育分歧对生育行为的抑制作用。     

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已经长期处于低生育率状态,国民生育意愿低迷,新生人口规模缩减。基于2012～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以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简称“民生三感”)为参照构建指标体系来测度主观福利水平,从意愿生育倾向和理想生育子女数两方面衡量生育意愿,探究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民生三感”看,幸福感侧重影响理想生育子女数,安全感主要作用于意愿生育倾向,而获得感对两方面均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最大;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主观福利对意愿生育倾向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对理想生育子女数的正向影响却在逐渐增强。     

生育保险可以促进二孩生育吗?——基于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

三孩生育政策下,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已成为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生育配套支持措施和优化生育政策的重要内容,然而我国对现行生育保险制度与生育的关系缺乏足够的研究和关注。因此,本文基于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Mlogit模型对影响非农就业女性享受产假和生育津贴的主要因素进行初步分析,进一步使用Logit模型探讨“全面两孩”政策下生育保险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生育保险覆盖比例仍然较低,生育津贴享受水平不高;学历越高、就业单位性质越稳定、所在城市越发达的女性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可能性越高;生育津贴和产假均未能显著促进二孩生育意愿,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PSM)分析后结果仍然稳健,但就业单位性质、城市类型、祖辈的照料支持等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远超生育保险。当前我国生育保险制度所提供的生育津贴水平和产假时间长短对家庭生育支持的作用极为有限,企业层面因女职工雇佣成本增加,导致减少女职工数量等现象的发生,政府对此直接监管难度大。基于此,建议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提高生育津贴支付标准;探索建立促进育龄女性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用人单位创造生育支持的工作环境;大力推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弥补代际支持的不足。     

土地流转、农户创业与多维相对贫困缓解——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之后,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远大目标,如何有效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是后扶贫时代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土地有序流转是后扶贫时代防止返贫致贫、助力农户实现多元增收的有效路径,对驱动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缓解具有重要价值。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微观数据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采用A-F双界限法测度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实证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农户创业的机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土地流转有助于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未流转户相比,流转户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概率明显下降。进一步分析发现东、西部具有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但中部不显著;此外,土地转出的多维减贫效应明显强于土地转入。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土地流转能够通过影响农户创业实现多维相对贫困的缓解。鉴于此,提出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精准做好多维相对贫困的识别工作、因地制宜制定相关创业扶持政策等对策建议,这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提供参考。     

性别偏好如何影响家庭生育数量?——来自中国城市家庭的实证研究

家庭生育数量会受到性别偏好的影响,但影响方向和作用机制还未达成共识。文章利用全国城市青年调查数据,对性别偏好和家庭生育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偏好并不等同于男孩偏好,其内容呈现出多元化特点;无性别偏好在城市已婚已育青年中所占比重最高。不同性别偏好对家庭生育数量的作用方向和强度有所差异:性别数量双偏好会显著提升家庭生育数量;与无性别偏好相比较,单性别偏好也会提升家庭生育数量,但女孩偏好对家庭生育数量的提升作用更强也更显著。     

经济增长、生育政策与生育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不同发展水平、采取不同生育政策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十个国家1970—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生育政策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对近年来部分学者提出的经济增长与生育率之间的U形关系,采取选择不同样本、加入政策变量和其他与生育率相关的重要经济指标如妇女的教育程度、城镇化率、工业化率等进行再检验,结果支持该假说,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程度整体较低的阶段与生育率呈现较高的负相关,但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时,收入效应取代替代效应对生育率起主要推动作用,如果再辅之以相关的激励政策和措施,生育率会出现轻微的反弹。因此,对于已采取生育控制政策的国家,可以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权衡利弊,适时调整政策。     

家庭结构对妇女生育水平影响的研究

本文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家庭结构对妇女生育水平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妇女的生育水平和家庭结构类型有关。家庭规模大小和妇女的生育和存活子女数量存在着明显的正向关系,大家庭中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高于小家庭,不同结构类型家庭的育龄妇女生育模式存在明显差别。     

农民家庭禀赋、社会保障与三孩生育意愿——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CSSCI

生育政策调整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如何有效激发农村育龄群体的三孩生育意愿是政策落地的关键。本文认为农民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具有较大的政策激励潜力,故而借鉴理性选择理论建立农民家庭禀赋与社会保障对三孩生育意愿的分析框架,利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相关数据,构建Bipr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分析框架。主要结论有:家庭经济资本与家庭人力资本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医疗保险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产生“挤入”效应,养老保险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产生“挤出”效应。主要建议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提升生育福利,提高家庭经济能力以降低生育成本,制定政策优化代际合作育儿人力资本,引导树立科学的人口资源生育观等。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的原始数据,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研究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2011²013年的重复测量,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6左右;育龄人群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59,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终身生育水平也仅为1.68,都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20142013年的重复测量,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6左右;育龄人群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59,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终身生育水平也仅为1.68,都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2014²020年每年多出生人口规模也不超过324万。     

家庭因素对育龄群体生育的影响研究

中国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持续下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家庭各项因素在其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文章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利用泊松回归分析家庭因素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家庭因素对育龄群体的生育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家庭规模和家庭人均收入对育龄群体的生育行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家庭住房面积和兄弟姊妹数量对育龄群体的生育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2）家庭住房面积和兄弟姊妹数显著提升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并进一步显著促进该群体的生育行为,即生育意愿作为中介变量促进家庭住房面积和兄弟姊妹数对生育行为的影响;（3）通过分性别、户口和出生队列的分组回归发现,家庭因素对不同组别的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表现为家庭规模对女性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家庭规模和家庭人均收入对农业户口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家庭生育代际传递对生育行为的促进作用随出生队列增加而增强。基于此,从积极发挥家庭因素对育龄群体生育的正向效应,努力提升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加强性别平等引导与宣传教育,缩小城乡家庭发展差距等方面提出促进生...     

户籍差异与婚姻质量——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地理空间距离对个人择偶选择的限制,伴随劳动力资源流动范围的扩大而逐步减小。本文使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6年数据,研究了户籍差异对婚姻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首先,异地结合的夫妻幸福感更强;其次,户籍差异对婚姻幸福度的影响因户口类型、东中西部地区及收入阶层而呈现结构性差异,具体表现在:非农户口的个人,嫁娶异地配偶,幸福感会增强;东中西部比较而言,婚姻的互补性对中西部地区的幸福感比较显著;而收入阶层越高,地域户籍差异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则越大,验证了双方事业、精神的互补性对主观幸福效用的增量作用。最后,文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加强了地域户籍差异影响婚姻幸福度结论的稳健性。     

符合二胎政策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差异——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对"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调查"的2007年基线和2010年跟踪数据中符合生育二胎政策妇女的分析,从社会心理学入手,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支撑,重新架构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的理论框架,从微观视角来研究当政策赋予人们生育二胎权利时,妇女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符合生育二胎政策的妇女中,四成妇女的生育意愿高于生育行为,六成妇女的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为,尚没有妇女的生育意愿低于生育行为。当的确面临是否生育二胎的选择时,妇女会进行理性考虑,生育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都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差异产生显著影响。同时,生育计划的制定是实现生育意愿的重要推动力。     

当代农村女性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农村女性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的调查 ,发现被调查女性的生育行为有以下特点 ,即生育率有了很大下降 ,但同时也存在进入孕龄的时间早、生育期比较集中、流产率高以及一定比例的性别选择等现象。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相比 ,显得更为“现代化”。文章还对生育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尝试性分析。最后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