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情冲突及价值选择

法情冲突是司法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它主要表现为合法不合情、合情不合法两种情况。由于人性、价值观念、民族伦理道德传统的负面影响，以及司法环境和社会风气的不理想等因素，常常使司法人员面临“情”与“法”的冲突。努力抑制和排除人际私情对司法的干扰，发挥崇高的道德情感对法律刚性的灵活补充，在情理统一中实现司法公正，应是司法人员的最终价值选择。     

康德的同情理论

由于以理性与道德法则作为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康德一直被认为忽略甚至否定了情感在道德实践中的积极作用。为此,一些情感主义者一直针对这种"理性中心主义"提出批评,他们认为,应该以自然情感、尤其是"同情"作为道德行动的根据。然而,这种批评在于人们忽视了康德在其后期提出的重要的关于"同情"的理论。在康德看来,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只有理性才能提供真正的道德根据,而在实践上,理性比情感能够更加保证道德动机的有效性。相比于情感,理性可能是反应比较迟钝的,但它却能最大限度地达到道德判断的准确性。康德所谓的"同情"需要受到理性的规范与引导,从而成为一种重要的"道德情感"。基于义务论的框架,康德的同情理论拥有比一般的情感主义观点更加独特的优势。     

道德实践需要信仰的精神支撑——康德道德信仰观对我们的启示

信仰是一种对终极价值的关切。康德从理性出发,把信仰建立在理性本身对超验的渴望与追求之上,并认为只有在实践理性领域才能达到。康德认为借助于纯粹的实践理性,道德是自给自足的。但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人的道德现实又是非纯粹的,道德的最终目的在自身的纯粹性中不能实现,故必须超越道德的纯粹性而进入到道德的非纯粹状态,并尽力寻求人的现实与人的理想之间的某种统一。康德把纯粹道德导向道德信仰,是保证道德意志的最终目的——至善的实现。康德的道德信仰理论对解决现代社会人们的精神迷惘和道德危机、对我们的伦理道德建设都具有直接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法情冲突及价值选择

法情冲突是司法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它主要表现为合法不合情、合情不合法两种情况。由于人性、价值观念、民族伦理道德传统的负面影响 ,以及司法环境和社会风气的不理想等因素 ,常常使司法人员面临“情”与“法”的冲突。努力抑制和排除人际私情对司法的干扰 ,发挥崇高的道德情感对法律刚性的灵活补充 ,在情理统一中实现司法公正 ,应是司法人员的最终价值选择     

合理抑或合乎情理——论罗尔斯对实践理性的结构性诠释及其困境

罗尔斯将实践理性结构性地区分为实践的合理性和实践的合情理性。这一诠释不但为当代政治哲学提供了推理依据,也为传统契约论引入新的诠释路径。该诠释认为,霍布斯所构造的利益契约能够成立的根本原因是合理性优先于合情理性的实践推理结构,罗尔斯则通过对霍布斯式实践推理的结构性倒转为两个正义原则重新提供了新的证成依据,但罗尔斯对两个正义原则的先行认肯则使其理论陷入循环论证。     

论康德的道德主体理论

道德原则可否建立在人的经验和情感的基础之上？如果经验和情感不具有普遍必然性,那何种因素可以给道德原则提供普遍必然性基础？与功利主义者不同,康德认为道德原则应是先验的法则,这种先验法则由纯粹理性所订立,而作为有限理性存在者的人,是这一法则的立法者之一。因而要理解康德的道德哲学,就需要厘清作为人的道德主体与纯粹理性和道德法则的关系。     

论《大学》纲目之诠释——兼论朱王诠释之得失

对于《大学》纲目的诠释，朱熹开辟出宏阔的空间——既有道德伦理领域，又存知性领域，终因其体系恢弘广大，故颇难精要处理其间错综庞杂之关系，如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于本体如何勾通，道德理性（本体）能否开化知识，知识又如何彰显道德……王阳明立足于道德伦理领域对朱熹之诠释予以批正阐发，此不仅有其进步的理论意义，亦有匡救时弊的历史意义，然而阳明在强化道德的至上性过程中，轻视朱子所开辟的知识理性之路，未能提振知识理性。一言以蔽之，朱熹之诠释得于全实失于支离，阳明之诠释得于纯明失于偏驳。     

理性启蒙与现代性道德的重建——后形而上学视域下道德的“第三条道路”

人类理性的启蒙过程被康德诠释为个体从受监护的不自由状态中走出，进而恢复自我决断与规定他者之能力的解放过程。康德这里的假设十分清楚，那就是理性乃是人先天具有但却被蒙昧与懒惰遮蔽的能力。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经过语言学洗礼的现代性社会已然步入后形而上学语境，在此时代背景下，理性诉诸整体性诉求的人之能力观念不可避免地分化为不同领域的合理性论证，理性的宏大叙事再也无力肩负起为“良善生活”进行奠基的使命，圣者与智者的道德生活也因而失却其典范意义。但在哈贝马斯看来，这并不代表经验道德的渐盛与理性道德的式微。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下，理性依然可以凭借其超越能力为道德提供一个普遍性答案。只是，理性在这里再也不是那种自我设定以及规定他者的超验能力，如此一来，道德也就在改铸之后的理性概念之下重新回归生活世界，从而在共识意义获得一个基于语言沟通的、主体间性的后形而上学道德结构。     

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康德意志理论疏解

一般认为,康德的义务论主张道德行为的动机或者根据是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而非感性情感或者欲望,这一点决定着行为的道德属性。对此,情感主义者提出了大量批评,站在休谟主义的立场上,他们认为道德动机的根据应该是在以同情为主的情感而非理性之中,而康德的“理性中心主义”将导致认知与行动上的诸多困难。情感主义者们并未真正理解康德伦理学中“意志”以及“理性”的复杂含义。实际上,康德并未将理性与情感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将二者结合于更加具有统一性意义的“意志”或者“理性”概念之中,或可将其称为意志Ⅱ或者理性Ⅱ,与仅仅包含纯粹理性及其法则的意志Ⅰ和仅仅具备认知能力的理性Ⅰ不同,它们已经蕴涵了以“敬重”为核心的情感要素,即康德所说的“实践性情感”。同时,在围绕康德的“道德动机”问题上,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解——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其真实的分歧并不那么大。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是理论意义上的根本性动机,而作为“尊重”的道德情感是其现象性反映,在现实运作中理性与情感是同时发生的,但在逻辑意义上,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确实是在先的。     

评价的情感标准与理性标准

评价的标准大致有两类,一是情感,二是理性,两种标准各有所长,情感标准主要用于对事后价值的评价,理性标准主要用于对事前价值的评价.以情感为标准的评价,直接而自然,简单且可靠,但其运用范围有限;以理性为标准的评价,广泛而具有先在性,并因此而具有指导人们实践的功能,但评价结果具有或然性.理性标准更容易操作,更具客观性;情感标准更根本,更准确.     

伯纳德·威廉斯羞耻道德论的情感维度及其限度

威廉斯认为他同时代的道德哲学家们对道德的理性主义假设是一种谬误,为此,他试图构建一种基于"羞耻"的情感主义伦理学.一方面,威廉斯深入考察了古希腊伦理思想中的羞耻文化,并与现代道德哲学中的"罪责"进行对比,尝试将道德的基础建立在"羞耻"这一人类普遍的道德情感之上.此外,他进一步将"羞耻"推广到公共生活领域,围绕社会正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试图证明"羞耻"亦是公共道德的重要基础.但在现实生活中,人的情感往往非常复杂,"羞耻"与"罪责"两个概念所涵摄的话语空间并非像威廉斯所强调的那样泾渭分明;而完全排斥理性,羞耻的情感也很难单独成为道德稳固的基础.     

理性人、自利与道德性激励——评述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以理性人假设为其逻辑出发点,区别于经济人假设。理性人假设以严格的工具理性计算行为成本-收益,抛弃了经济人假设中的行为动机与道德价值考量。但是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理论中过多强调经济组织与集团成员个体的自利动机而造成理性人与经济人的混淆,由此导致学界认为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解释力薄弱,不能解释经验生活中慈善与宗教组织等大型集团的运行。研究发现,澄清奥尔森理论中的自利与理性、选择性激励和道德性激励的关系,可知利己与利他、选择性激励与道德性激励在集体行动理论中的统一,这极大丰富了奥尔森集团理论的解释力。     

情感:新世纪价值主体性的核心

道德价值不是一种单向度的伦理追求 ,而是一种全方位的伦理追求。道德价值是人作为生命的 ,情感的和理性的存在物的伦理追求 ,但伦理学却在关注道德价值理性属性的同时 ,常常忽略了道德价值的情感属性 ,因而 ,灰色的理论变得更加灰色了。本文即是对理性道德价值论的理论反拨     

有限道德客观主义的概率模型

从人类有限的生命,到人类有限的理性、意志,有限性是普遍的。至少在民众心理学水平上,人类表现出一种有限道德客观主义。即人们倾向于认为道德是有限的,但又并不绝对而最大化地认定其有限性。心理学实验研究发现,民众心理学水平的道德客观主义在发展、领域、文化和个体差异四个领域表现出有限性。从内在民众心理学上的道德信念到做出行为水平上的客观主义道德判断是一个概率过程,这个过程受到发展、领域、文化和个体差异四个方面的影响。概率模型可以用来表征人们做出有限道德客观主义判断的过程。有限道德客观主义作为建立在心理学实验研究基础上,并用数学模型表征的理论,给元伦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两种《大学》诠释，两种“四句教”

不少学者认为王阳明的《大学》诠释与其四句教存在对应关系。不过事实上这种对应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一对应关系。因为一方面他对《大学》有两种理解，这从他对“正心”的不同诠释中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四句教在他那里也有两种不同含义。他平时教人所用的四句教对应于以心之未发实体解释心的《大学》诠释，而天泉证道时确立的作为定本的四句教则对应于以心的完善状态解释心的《大学》诠释。这样的对应关系是不能调换的，因而是一一对应的关系。除此之外，定本四句教与《大学》诠释存在一个重要差别，即它承认无善无恶代表的正心工夫可以是天分极高者的工夫入路，而不仅仅是一般人达到道德境界以后的工夫。只有理解这样的一一对应关系以及差别，我们才能对阳明的《大学》诠释以及四句教获得全面、准确的理解。     

人性、市场机制与道德--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分析

斯密是西方最早对经济活动与道德伦理的内在关联作过深入思考的思想家.他从道义上肯定人的自利心的正当性,同时又认为必须从道德上法律上加以约束,通过"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从而可以实现利己与利他、富国与富民相统一的经济伦理思想,不但有益于我们对他的经济理论的深化理解,而且对于推动与我国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建设也是一种很好的借鉴与启迪.     

试论亚当·斯密的人性观

由德国历史学派与边际效用学派引发的、长达百年争论的所谓“亚当斯密问题”事实上并不存在。因为《道德感情论》展示的是自然主义的人性论,即认为利他与利己都只是人性的一个侧面,人性既不是完全利己的,也不是完全利他的;而《国富论》中以人的“利己心”为出发点构建经济理论体系仅仅是由于经济科学研究的需要,并不表明斯密对人性的看法有了改变。本文认为,反思这一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问题,对于理解本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对于深入理解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系统阐述市场经济理论的、伟大思想家的整体思想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评“美德即知识”兼论其对道德建设的启示

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论题开启了西方道德理性主义的先河.他认为美德离不开知识,知识是美德的基础.而实际上知识并不总是与美德相随相伴,而美德也并不总是和知识统一在一起.从对"美德即知识"的评析可得出两大启示:一是从道德理性走向道德情感是道德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二是道德哲学应当涉及实践领域.因此,我国的道德建设必须从对传统道德的理性主义批判入手,充分认识情感在道德哲学中的意义,实现道德向自由情感的转化.在道德教育中不能把道德作为一种纯粹的知识加以传授和灌输,要让德育教育在实践中逐步丰富自己的道德规范并让受教育者内化于心、外践于行.     

人虽有限而可无限——牟宗三对康德“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命题的超越

将康德“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命题分成“人是有限的”、“上帝是无限的”、“上帝是理性所设定”以及“理性是人的理性”四个方面来理解即发现“理性无法理解自己”的矛盾。牟宗三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为化解这个矛盾而论证了“人虽有限而可无限”的命题。新命题的提出说明了物自身的无限性及价值意味，从而为建立道德形而上学准备了条件。     

基督教信仰的理性诠释——康德“哲学释经原理”批判

康德将宗教信仰局限在纯然理性界限内进行诠释,他批判"教义性诠释",肯定"真理性诠释",从纯然理性出发,提出自己的哲学释经原理。主张对宗教信仰的诠释只能理性地进行而不能诉诸诠释者内在的主观情感,诠释的目的是为了培育和深化人们的道德情感,让人获取真正的信仰。康德的"哲学释经原理"放弃了信仰主义立场,将对基督教的诠释完全架构在自己的理性分析结构和诠释框架之中,解构了文本和作者的价值,把文本的意义解释为诠释者自己已有理念范型的投射,有导致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之危险。而事实上,诠释活动是诠释者、文本以及作者之间互为主体的交往行动,这种交往行动以趋向真理为诠释的责任,它借助诠释者、作者和文本共同处身其中的历史文化传统所提供的社会交往规范和知识范型,将文本所负载的意义昭示出来,而意义的真理性就存在于交互主体的理性共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