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政局与洪武勋贵家族

作为洪武朝的政治遗产，建文时期，洪武勋贵家族积极参与了建文帝削藩的政治决策过程，并直接执行了对燕王朱棣的军事行动。但由于建文帝及左班文臣对勋贵家族态度的日益转变，以及洪武勋贵家族身为武臣集团核心同燕王朱棣千丝万缕的天然联系，这一群体日益失宠并受到打压与怀疑。最后建文政局在“靖难之役”一连串的军事失败下走向崩溃，洪武勋贵家族自身也在随后的清洗中瓦解与重组。从而证明，洪武勋贵家族在建文朝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群体政治地位的动摇是建文政局动荡的重要诱因。同时，洪武勋贵家族对建文政局的多重影响是由其政治角色的矛盾性所决定的。     

近代绅商家族的商业经营及其艰难转型:以湖州南浔刘氏为中心

湖州南浔刘氏为近代著名绅商家族。19世纪40年代上海开埠后，刘氏家族起家于辑里湖丝贸易，后扩展家业至盐业、典业、地产业等各个领域。19世纪80年代以后，受国际贸易体系和国内生产结构影响，刘氏家族的商业资本加速流向近代工业、商贸业和金融业，但总体上仍然表现出以商业资本为主导的资本结构特点，并与传统经济形态保持着甚为紧密的关系。刘氏家族的个案反映出近代绅商阶层的经济近代化尚未获得充分、完全的发展，揭示了近代绅商阶层转化及其商业资本转化的过程的艰难。这两个转化过程，需要应对与近代社会生产结构、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官府势力和官僚资本等诸种复杂关系。     

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的家族势力与家族政治

家族势力和家族治理机制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变迁。在当代 ,由于农村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而出现了家族势力复兴的现象 ,在局部地区则形成了大家族强势干政的“家族政治”格局。西南民族地区的社会形态和经济文化类型具有其独特性 ,探讨西南地区不同民族社会家族力量的非制度性政治参与 ,有助于我们更审慎地推进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     

论家族活动中农民的文化选择——以石溪村为例

石溪村的家族活动涉及到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农民在政治生活中从被动到主动，在经济生活中从自发到自觉，在文化活动中从封闭到开放，在社会生活中从传统到现代；农民的文化选择不仅加速了其自身角色意识从“家族人”到“现代人”的转换，也促进了农村家族文化与现代化的有效对接。     

“双向祛建制性”与乡村天主教血缘家族一体化——来源于冀中赵村田野经验的研究

在中国乡村社会,天主教的传播没有产生像欧洲社会那种瓦解替代血缘家族组织的社会后果,而是在一定范围内与血缘家族组织发生了特定模式的融通。对此,本文通过呈现生活于河北赵村骆姓天主教皈信者,对其血缘家族关系与天主教教友的双从身份关系的一体化处理过程,来展现他们身为教友又属同一家族的事实。并认为,总体性公共秩序的民族国家转型,对均具有政治潜能的传统家族与制度性“教会”所进行的双向消解的祛建制性过程,提供了这种一体化的制度条件。在这一意义上,继承19世纪末以来由强大行政力量推动现代化特征的当下国家,对于相关问题的理解与设计仍将起决定作用。     

秀水朱氏“清德”门风与家族文学特质研究

秀水朱氏作为典型的江南“文学世家”,家族文学绵延十多世而长盛不衰.在家族“清德”门风的影响下,家族文学精神长期作用于文学创作,表现出文学上的家族共性特征:诗歌作者坚守真我自立的士道精神,主张真性情之作,以经史为根柢,融经史、学问于诗歌创作之中.秀水朱氏家族文学所开创的诗学范式,促成了地域文风和诗歌流派的形成,对明清文学史的研究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社会关系“家族化”:文化根源及破解途径

现今中国社会,人们惯用“哥们”、“兄弟”等“家庭语言”,这是社会关系“家族化”现象。作为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的表现形式,社会关系“家族化”与现代化发展背道而驰,阻碍着公民社会的产生。其文化根源在于传统的家族观念。传统家族观念根深蒂固,并延伸到政治领域,形成了传统社会的政治关系网,反过来又加深了家族观念的深远影响。寻求社会关系“家族化”的破解途径,需要在三个方面加大力度：培育公民意识、遏制政治腐败和完善制度规范。     

家族构成与近现代穆斯林家族研究的若干问题

家族构成及其社会功能是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本文重点讨论了家族现有概念界定的缺陷,在此基础上结合西北穆斯林家族组织形式和制度特征,重点归纳了近百年来穆斯林家族社会的新发展,突出中国广大乡村从家族政治向社会政治的演绎过程,揭示家族与社会的互动规律。     

农村精英的回归与转化对社区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若干个案的分析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外流精英逐渐回归农村,他们为农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资源。对陕西省若干村庄回归精英的访谈资料表明,乡土情结的吸引力及城市机会的排斥力,二者的结合促使外流精英"归根"与"淘汰",回归农村。回归精英主要通过家族资源和自致资源,通过示范性和权威性的形成建立声望,从而获取信任,转化为政治精英,为社区谋发展。他们在农村建设方面与普通精英存在共性,同时又具备个性差异。     

家族势力对村民选举中信息传播的影响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是一个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宗法制度是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单元。近代国家权力的下沉,经济环境的变迁,逐渐使家族势力失去了政治话语权,但在农民的社会心理深处却始终潜伏着家族意识。当社会环境出现变化后,家族意识、血缘意识还会以不同方式表现在各种社会行为中。在村民选举中,乡村各方力量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往往会利用农民的家族意识来聚集力量,争取民意,获得选票。面对家族力量对乡村信息传播的影响,各级政府应该加大舆论引导力度,争取从观念上帮助农民走出家族意识的误区。     

晚清定海黄氏家族教育探析

黄式三、黄以周成为学界公认的“东南经学大师”、“浙东学派殿军”，得益于社会、家族及家庭的共同努力，家族教育则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文章以家族教育为视角，从黄氏家族教育之渊源与发展、家族教育之内容与特色及家族教育之成就与影响三方面探讨定海黄氏家族成为经学名门、簪缨望族的秘诀。     

清末督抚与官制改革

官制改革是清末“预备立宪”的重要内容。清政府企图借官制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权力；地方督抚则想借官制改革的机会向中央夺取更多的权力，打破满清贵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双方的激烈斗争和冲突加剧了清末政局的动荡，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力量，也在客现上延缓了中国地方制度的近代化进程。     

南亚现代家族政治研究

现代家族政治是指在民主制度下,某些家族的成员由于拥有特殊的资源,能够在多次选举中当选并执掌政权,使得这些家族中的权力人物呈现出代际延续性。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家族政治现象尤为普遍。这与南亚四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历史、政党制度的不发达有关,也是政治家族及其成员拥有先天的政治资本导致的。家族政治阻碍了政党制度的发展,有悖于民主的发展。从民主制度的发展来看,家族政治将走向瓦解。     

清初颍州刘氏女性诗人述略

安徽女性文学创作在明清时期出现了繁盛局面,而处于皖北地区的颍州府女性作家仅有21位,其中颍上籍的六位皆为清初刘体仁家族的女性.颍州刘氏女性诗人能够"一姓独秀",其形成的原因主要在于家族文化的影响.刘氏世代为书香门第,重视以诗礼传家,女子亦深受家风浸染.刘氏家族成员之间以风雅相尚,有着良好的吟诗唱和风气.刘氏为官宦之家,得以结交当世名流,藉以传播女性作家的作品.刘氏家族女性随亲属仕宦而游历四方,一方面得以增长见闻,丰富她们的创作内容;另一方面得以结交士人和名媛,有利于传播她们的声名.这或可以给今天皖北的文学发展与文化建设以启示.     

家族的博弈：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分析

改革开放后家族势力的复活,给乡村治理带来了很多困扰。在村委会选举、乡村重大事件的处理中,家族之间为了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不断地进行博弈,干扰了乡村自治的正常秩序。在乡村治理中,要削减家族的不利影响,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家族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制度建设、增强民主意识、宣传教育等手段,增加家族之间合作博弈的机会,引导村民自治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这样才能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     

赵匡胤祖籍与上世陵寝问题辩证

宋人史料记赵匡胤高祖(僖祖)“生于涿,长于燕”、“生于燕蓟”,井记其高、曾、祖三代祖先皆葬幽州;而涿州历史上长期隶属幽州,且曾为幽州治所,井与古幽州另一处治所蓟(今北京市大兴县)紧相毗连。由此可知,一直为史学界认可的赵匡胤祖籍“涿州说”不误。“保州说”虽亦有史料记载,实因赵匡胤祖母刘氏为保州人,在战乱中归宁保州并教养所携子孙直至亡故,于是赵匡胤叔伯辈中有落居保州一支,其为赵宋近亲宗族,非为赵氏祖籍所在。     

丁文江精英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纪念丁文江先生逝世八十周年

学贯中西的丁文江是民初著名的学者与社会活动家，科学与政治是丁文江思想的两大主题，科学为职业，政治是志趣，救亡图存是目标。民初政局变化多端，他理性地提出了一些精英政治的系列主张，并努力地付诸于社会实践。丁文江精英政治思想是一个动态的形成过程，可划分为萌芽、形成、初步发展、深化期等四个阶段。中西结合与民族主义是丁文江精英政治思想的外在表征。     

蒋介石国民政府建立一党军事独裁统治的文化原因探析——以力行哲学为视角

力行哲学是蒋介石统治集团的官方哲学思想。蒋介石认为,“行”能创造一切,“诚”是推动社会进化和一切革命之“行”的原动力。因此,蒋介石希冀加强党员、干部、军队、普通群众的伦理道德建设来激发个人“为公”的天性,从而促使国民都能自觉自愿地参加革命力行建国,实现民族复兴。然而,走向了唯心主义的力行哲学不仅内在地削弱了国民革命的主体力量,滑向了精英主义,而且在政策层面上重道德、轻法治,动摇了国民政府制度化的行政基础。所谓的“精英”并没有起到蒋介石所预期的道德模范作用,反在法制真空的环境下为所欲为。由此,在内忧外患的情形下,蒋介石的政治文化根本不具备强大的统摄力,从而不得不诉诸军事独裁统治勉强维持政权。      

《神圣家族》中群众史观的逻辑论证——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隐喻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阐发群众史观的理论原点。《神圣家族》中群众史观的论证逻辑与“神圣家族”讽喻的三重批判逻辑具有同构性：第一,“神圣家族”隐喻的宗教批判逻辑推翻了概念较之于现实的绝对地位,戳穿了精神创造历史的谎言,进而打破了所谓基于创造批判精神来确定历史创造者的标准,与之对应,也就消解了精神与群众的对立;第二,“神圣家族”隐喻的政治批判逻辑重释国家与群众的关系,指出生活在去宗教的世俗国家中的个人虽然可以在政治层面摆脱宗教束缚,进而作为虚构的政治国家成员获得抽象的形式自由,但在现实生活中,个人依然无法逃脱被压迫的不自由状态;第三,“神圣家族”隐喻的经济学批判逻辑揭露了道德教化论和阶级调和论的思辨本质,反对离开社会经济基础空谈所谓思想变革,指出消除群众贫苦处境的根本路径是消灭私有制。     

边疆自治运动中的地方传统与国家政治——以20世纪30年代的三次“康人治康”运动为中心

［摘要］20世纪30年代,在位于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康巴地区发生了三次由本地精英领导、以“康人治康”为口号的自治运动。文章从运动领导者的背景、经历、运动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和诉诸的合法性基础,以及地方社会对运动的反馈等几个方面对这三次运动进行了分析,重点是考察这一组发生在边疆地区的自治运动背后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三次“康人治康”运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治”运动,它们的动因并非源自地方社会的内部诉求,而是由走出地方社会、掌握了现代政治话语、在国民政府的中央机构中任有官职的“新精英”发起的,运动的目标则是与主政康区的地方军阀刘文辉争夺地方统治权。这些“新精英”的政治抱负与地方社会的政治传统并不协调,因此并未获得地方势力的支持,但却与国民政府欲翦除刘氏势力的目标相一致,并进而具有了国家政治层面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