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本法律服务的公共产品属性与政府责任

农村基本法律服务的公共产品属性是其本质属性.这决定了它必须是由政府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提供的一项基础性法律服务.在当前政府逐步加大农村基本法律服务公共财政投入的同时,需要明确政府责任边界,其上限定位在满足农村社会成员的基本法律服务需要,下限则应该是与政府的财政负担能力相适应.现阶段,应在公共财政框架内界定不同层级政府在不同时间和地域所承担责任的侧重点和功能有所区分并允许相机抉择.为此,要求今后各级政府的责任确定与配置应该注重与把握循序渐进、因地制宜、辖区责任、公平公正、公众参与等原则.     

从“家庭养老”到“社区养老”

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7亿,已进入老龄化社会。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功能退化,老年人面临包括生活照料、情感交流在内的全方位的护理、照顾,原先的"亲人照顾"这一简单模式,便不能适应当前社会需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意     

社会养老服务机构的法律规制

我国养老服务机构存在分类混乱、资金匮乏、管理体系不明、人员缺乏、风险巨大等发展困境,迫切需要法律规制和引导。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针对上述问题对社会养老服务机构作出了相应规范,但在社会养老服务机构的称谓、分类、监管和法律责任方面仍略显不足。可以考虑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对社会养老服务机构的界定、分类标准、准入、管理等作系统规定,并完善相应配套法规。     

中国社会福利变迁下养老服务中非营利民间组织的发展

中国从20世纪末开始了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在人口老龄化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背景之下,养老服务体系已进入以社会化为重要特征的重建阶段,西方社会福利私营化等新的福利理念及实践对中国福利改革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专业化已成为社会福利政策发展和实务操作的主要去向,非营利民间组织在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其地位可从效率和责任层面以及人文主义和成本效益层面来理解.政府应从对非营利民间组织的政策扶持和民间组织建立评估机制这两个主要的制度方面着手积极发展民间组织,促进养老服务的社会化.     

技术赋能背景下的养老服务供给模式演进

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服务需求日益提升,传统的养老服务供需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为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提供新的契机,随着智慧养老相关的政策密集出台,养老服务供给模式亦呈现动态演进过程。基于2014年中国老年健康调查(CLHLS)数据对不同年龄段老年群体的失能程度和照料时间进行测算,并与老龄服务人员供给进行匹配。同时使用2010年、2016年、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互联网及手机使用情况的数据分析得出:随着时间推移,不同年代的人对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发生较大转变,接受度亦有很大提升。因此,以信息通信技术为基础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介入养老服务供给具有一定可行性。     

英国社区照顾之于我国“居家养老服务”本土化进程及服务模式的构建

源于英国的"社区照顾"对我国近年来大力推行的"居家养老服务"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英国的社区照顾经历了"在社区照顾"到"由社区照顾"的转变,性质也由社会福利转变为市场行为。通过对英国社区照顾重要环节的分析,希望为我国居家养老服务的本土化过程乃至养老模式的建构做出参考,在社会福利与服务的范畴予以启示,并在我国的安老服务与社会工作实务做衔接的方面起到借鉴作用。     

让计生家庭享优质居家养老服务

江西省丰城市剑光街道整合资源,部门联手,充分发挥计生服务技术和网络健全优势,为计生家庭提供包括疾病预防保健、精神慰藉、生活照料、养老善终等居家养老服务。     

“居家养老服务”中国本土化的经验审视

本研究首先回顾了居家养老的涵义,居家养老服务的官方内涵与中国的法律规定及传统习俗不一致;政府缺乏为所有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动力,这使居家养老服务的实施陷入了困境.其次,对比英国社区照顾的发展历程,可供中国借鉴的要点是完善的法律体系,可靠的资金保证以及专业人员的参与.第三,分析了由民政部门主导的居家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服务对象难以向普通老人及家庭扩展,服务内容和品质难以满足老人需求,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聚焦城市居家养老服务工作

我国已于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目前,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1.49亿,占总人口的11%以上。人口老龄化给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特别是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     

城市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及影响因素——基于成都的社会调查

以"成都市武侯区老年人生活质量及服务需求"调查数据为依托,对影响城市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选择的诸多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统计分析。得出结论:对城市老年人而言,其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选择受性别、文化程度、婚姻、居住方式、经济状况、养老意愿、子女数目等因素影响,但现阶段对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形成显著影响的主要是年龄和健康状况。     

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服务: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养老模式

虽然西方社会养老模式和中国家庭养老模式各有利弊,但近年来东西方养老模式均以家庭为中心发展变化的趋势.由于居家养老与社区养老服务具有既不割裂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又可减轻家庭照料负担的优点,所以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服务成为最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居民养老模式.     

建好“15分钟养老服务圈”完善社区为老服务

今年1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21个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时期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的目标。任务、路径和举措。其中,针对养老服务,《规划》提出了一些要求,并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完善养老服务需要制度合力

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约2亿,其中近一半处于“空策’状态,完善社会化养老服务,精心护理老人,提高老人生活质量,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无疑很重要。     

浅析政府养老机构建设与养老服务提供

跨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和养老观念向社会养老转变,对养老服务机构的需求也迅速增加。然而我国目前的养老服务机构不仅供不应求,而且服务质量也难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推进养老服务机构的健康快速发展,政府应采取各种积极措施,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建设,构建良好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农村居民养老居住意愿选择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4个省份578个农村居民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农村居民养老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婚姻状况、子女数量、居住方式、子女经济支持、未来照料忧虑及经济供养来源等变量对农村居民养老居住意愿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自我保障能力的提高是农村居民选择分居式养老意愿的重要原因,而对未来生活照料需求的担忧则是其主要的抑制因素。因此,不断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对老年人的保障力度,发挥农村社区的养老功能,大力发展农村的服务业是解决我国农村居民养老问题的有效途径。     

城市养老观的代际差异研究

养老观指人们对晚年生活的认识、看法和态度,是养老政策制定的依据。通过问卷调查发现,G市老、中、青三代人在养老态度、养老需求和养老方式三个方面均存在差异。青年一代对待老年生活的态度更加积极,青年和中年注重对老年生活的规划,养老需求更加全面,对老年阶段的生命质量要求也较高。而老年人对养老更多报以顺其自然的态度,并未考虑自己的晚年生活。在养老方式的选择上,三代人都倾向于家庭和社区养老,中、青年机构养老的倾向略有增加。今后,政府应该注重养老事业的发展,实现养老政策的升级,提供更多元化和更高质量的养老产品和服务,提高养老政策的公平性、整合性,让老人们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农村供养服务机构嵌入式养老服务供给机制与治理效能

供养服务机构是推动农村基本养老服务可及的重要载体,但存在福利排斥和福利内卷化问题。从嵌入视角出发,建构空间嵌入—要素嵌入—结构嵌入—认知嵌入—服务嵌入五维分析框架,基于安徽L镇的田野调查,分析农村供养服务机构转型实现嵌入式养老服务供给的机制及其治理效能。研究发现,供养服务机构以空间嵌入为基础,多元主体协作养老资源整合推进要素嵌入,建构养老服务枢纽促进在地化养老服务生产实现结构嵌入,促使养老伦理向新家庭本位与公共本位并存转变,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下沉和“多养融合”嵌入式生活场域供给服务。供养服务机构转向发展探索新型嵌入式养老利于以嵌入式建构镇域养老共同体打破养老服务区隔,促进养老服务转介衔接提高养老服务效益以及生产赋能家庭养老次生公共价值,从而提高福利治理效能。未来还需从挖掘本土服务资源提高嵌入可持续性、加强嵌入后福利治理风险管理以及提升以需求为导向的服务嵌入精准性等方面推进其养老服务长效嵌入式供给。     

居家养老,政府做些啥?

目前,居家养老在全国各地都在推行,做法不一,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江西省樟树市没有囿于传统的形式,针对居家养老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关于完善养老服务保障体系的思考

根据中国国情,要构建以家庭养老为基础,机构养老为补充,社区养老为依托的养老服务保障体系。而目前的情况是: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机构养老不能满足需求,社区养老还不能尽如人意。因此,上述三个方面都需要完善与健全。     

垂直激励、村庄治理与农村养老服务供给

面对严峻的农村养老服务供给难题,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手段向农村输入资源具有重要价值。然而这一价值不应局限于兜底保障功能,更要从激励视角促发村庄养老服务供给自主治理的活力。运用扎根理论,在对山西省日间照料中心的研究中发现,政府以垂直激励来激发村庄治理进而推进村庄养老服务的生产,其中激励感知为差异化的传导中介。整体而言,从激励理论视角揭示了这一情境中的“前台-后台”作用机制。垂直激励为村庄治理开启了引擎,并键入了制度生成,但也存在难以触达村域治理主体心理层面与激励感知窄化两重约束。因此,应当注重通过垂直激励引导村庄内生激励生成而非仅仅作用于激励感知层面,注重对村庄能人认知观念和村级党组织进行非物质激励的构建,以及开发整体性的差异化激励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