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

本文以实地考察为主 ,结合相关的文献与实物材料 ,对青海都兰吐蕃时期墓葬中所反映出的吐谷浑与吐蕃王国的关系、吐蕃墓葬与青海道上的中外文化交流等重大历史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     

敦煌本《吐谷浑大事纪年》与“莫贺吐浑可汗”

《吐谷浑大事纪年》记载了吐谷浑(va zha)灭于吐蕃后，附属于吐蕃的小王在705—714年间的大事。内容涉及莫贺吐浑可汗(ma ga tho gon kha gan)、吐蕃赤邦(khri bangs)公主、唐朝金城公主的活动与行踪，以及王室婚娶、会盟议事、征役赋税等内容，是研究吐谷浑史的重要史料。文章辩驳了把它看作是公元7世纪上半叶的《松赞干布纪年》的观点，认为该纪年的核心人物莫贺吐浑可汗或为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墓主，约生于690年，705年登基称可汗，727年与吐蕃联姻，得授“外甥阿柴王之印”,744(±35)年去世。     

吐谷浑研究三题

研究吐谷浑文化对了解丝绸南路、青海历史等具有重要的价值。都兰曾是吐谷浑活动的中心地带,现存热水血渭古墓是吐谷浑的重要文化遗存;吐谷浑治下的霍尔人为当今土族的重要族源;与吐谷浑相关的白兰地望当在今都兰一带,与汉代的＂白狼＂和元代的＂白兰王＂无关。     

考古材料所见吐蕃时期青海地区的佛教信仰

隋唐和吐蕃时期是青海丝绸之路及唐蕃古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青海地区由于处于汉藏之间,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唐朝佛教经由唐蕃古道输入吐蕃统治的核心地区,与印度输入的佛教产生碰撞和融合,形成吐蕃特色的佛教艺术。在吐蕃的大力弘扬下,吐蕃佛教向周边包括青海地区输出。以玉树和昌都为中心的吐蕃佛教摩崖造像年代主要集中于9世纪初,在艺术风格和题材内容上都具有明显的共性,说明在吐蕃时期,尤其是在赤松德赞和赤德松赞统治时期,青海玉树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吐蕃佛教的弘传中心,并创造了一套统一的佛教摩崖造像系统。在吐蕃征服青海地区后的近二百年间,吐蕃在这一地区留下了大量墓葬,墓葬的出土物中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佛教因素,可以透过它们窥见佛教在该地区的传播情况和存在状态：一些器物的造型和功能深受佛教的影响,如镀金舍利容器和吐蕃“王冠”;佛教中所流行的象征性图像广泛存在于一些生活器具上,包括迦陵频伽形象以及狮、象与莲花造型等。这些佛教因素更多地来自汉地,尤其是河西敦煌地区,与摩崖石刻中透露出的吐蕃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凸显了青海地区在唐蕃时期佛教文化面貌的多元性特征。      

青海都兰古墓葬遗址新获文物调查与研究

青海省都兰县位于古丝绸之路"青海道"核心节点,独特的地理位置促进了东西方文化在此地的广泛交流与融汇。都兰出土文物众多,所含文化元素既有浓烈的吐谷浑及吐蕃游牧民族色彩,又带有中原汉文化影响的痕迹,更有来自于中亚、西亚的文化遗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海省考古研究所在此开展考古工作,引发了多学科的学术交叉研究。与此同时,大量的珍贵文物使得此地盗墓猖獗,破坏较为严重,就都兰二十余年的调研经历及跟随公安刑警深入案发一线的收获,着重以2018年4月踏勘都兰热水大墓遗址时所见"3·15案"追缴部分文物作出初试解读,以此重申丝路"青海道"在中西经贸、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意义。     

武威吐谷浑贵族墓葬研究

20世纪以来,在甘肃省中部、河西走廊东端的武威地区,发掘了一批吐谷浑贵族墓葬。该地区被考古学界认为是吐谷浑亡国后的“先茔”地,其中喜王慕容智墓保存最为完整。本文通过对武威地区吐谷浑墓发掘资料的整理,对葬俗进行溯源探究,从更多角度分析武威地区吐谷浑贵族墓葬葬俗特征。     

南诏王异牟寻帛书所谓“退浑王”考——兼论吐鲁番《沙州豆卢军军府文书》记载的“吐浑可汗”

南诏王异牟寻帛书所记的“退浑王”是谁，偶有学者提及但尚未展开讨论。笔者结合唐代的藏汉文献，以7到8世纪吐蕃先后征服的吐谷浑、西山八国以及与之有交结的党项、仆骨首领等为线索，考证该“退浑王”或即吐谷浑亡国君主诺曷钵之子，吐蕃首封的“吐谷浑小王”，亦即吐鲁番阿斯塔那225号墓出土的《沙州豆卢军军府文书》所记的“吐浑可汗”。     

藏传佛教各宗派对西夏的影响

由于受历史等因素影响,西夏和吐蕃关系密切,党项人在内迁前就开始接触佛教,并有自己的僧人,党项与吐蕃僧人时常交往。安史之乱爆发,吐蕃加紧对外扩张,占领河西陇右地区,对河西实行近百年的统治,吐蕃崇佛政策对本民族和役属部落都有很大影响,对河西地区佛教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受朗达玛灭佛影响,佛教在藏区沉寂了近百年时间,但在河西地区依然兴盛,毁佛事件未波及到此地。10世纪末佛教在藏地再次兴起,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不同教派陆续形成。这时内迁党项部族也日益强大,11世纪初建立西夏国,双方僧人、佛事交流频繁,西夏境内有大量不同教派吐蕃僧人活动。西夏效仿中原和吐蕃僧人的封号制度,建立了自己较完备的僧人封号体系,任用吐蕃、天竺高僧担任帝师、国师之职,总领全国佛教事务,充任功德司正,并参与佛经的译释和校勘等工作,藏传佛教的大手印和道果等教法对西夏都有一定影响,藏传佛教在西夏得到了很大发展。     

中型秦墓墓主族属及身份探析——以渭水流域中型秦墓的葬俗为视角

中国古代墓葬特定的头向以及葬式,是古代族群特有的丧葬习俗、原始宗教信仰的具体表现,能够反映墓主的族群、祖籍以及身份。周人东迁后进入关中地区的秦人,葬俗与西周墓葬差异明显,无论身份高低其墓葬均为西头向,战国中期后才开始出现的南、北、东头向,其墓主应来自其他地区。采用直肢葬的中型秦墓墓主与大型秦墓墓主应出自同一个族群,这个族群在秦人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属于贵族阶层。秦贵族阶层的直肢葬来自周文化,而下层平民采用的屈肢葬式源自西北甘青地区古文化,两者渊源不同,族属各异。屈肢葬中型秦墓的头向具有多样性,其墓主身份、籍贯均较复杂,西头向者应是随秦人东迁进入关中的西北诸戎部族及其后裔,北、东、南头向者来自秦以外的其他地区。这些人中既有西北土著中的上层人物及其后裔,也有来自中原诸国的富裕移民,还有凭借战功由平民擢升的军功贵族。     

甘肃省博物馆新入藏的八件中古织绣品及其所反映的东西方文化因素

甘肃省博物馆近期新入藏8件纺织品和刺绣,保存完好,图案精美。其中,有的纺织品中有汉字铭文,反映了汉晋时期上层贵族追求享受和儒家"孝道"思想对社会的影响;有的以丝线绣联珠动物纹,体现出波斯萨珊王朝艺术的影响;有的为团窠褐地花卉纹,与青海都兰出土丝织品颇为近似,很可能即来自都兰吐蕃贵族墓。可以断定,甘肃省博物馆新入藏的这8件中古时期织绣品大体为汉晋、南北朝、唐代之物,有着明显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印记。     

象雄语——一个未探知的西藏本教语言的语法和字典

象雄这一术语与西藏的文化和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中央省卫和藏以西,西藏西部地区的古老名称,与西边的尼泊尔、库玛昂和拉达克接壤。这个国家早在公元645年即被古代的吐蕃王国所吞并。然而对于西藏研究来说,其最显著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传说中的神圣国家,傲为本教基础的那些文献就是用它的语言写成的。“本”(Bon)是一个有组织的宗教,当佛教在五世纪及其以后传入西藏时,它已经形成了。在藏族中它仍然是仅次于佛教的     

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墓主身份研究

山东省考古工作者于2010年10月开始对山东省定陶县灵圣湖遗址内的一座竖穴木椁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取得重大成果，该墓葬中的“黄肠题凑”为汉代帝王陵墓中特有的形制。综合考古学与历史文献资料，可以判定该墓的年代大致属于西汉晚期，墓主人很可能是汉哀帝刘欣之母丁姬。     

墓葬情境下铭文所见两周青铜礼器的分类与器用

贵族墓葬的随葬青铜礼器器用是了解商周礼制的重要途径。随葬的青铜礼器,在广义上均属遣器,但其在入圹之前仍具有此前情境下的器用功能。单纯的遣器功能之外,由铜器铭文可见,同墓所出整套器物组合原可以有自作器、赗赙物、媵器和分器等多种器用功能。分清同墓所出组合器物各自的来源与不同的器用功能,墓主自作器作为核心组合的器用功能就会凸显。无论是拼凑还是自作,墓葬随葬铜礼器的整体组合体现的是墓主人的身份等级,而核心组合所带有的礼制内涵才是墓主人族群认同的具体表现。     

甘青地区史前时期石构墓葬研究

石构墓葬是甘青地区史前时期较有特色的一类文化遗存，根据结构特征，可分为石椁墓、石围墓、石封门板墓和石封堆墓四种类型。石椁墓和石围墓出现最早，始见于距今5000年前后的宗日墓地。随后，石构墓葬的类型增多，出现了石封门板墓及石封堆墓，空间分布范围也逐渐沿黄河向东拓展。整体来看，共和盆地以东至兰州附近是甘青地区石构墓葬的主要分布区。至迟在青铜时代，这类墓葬已经开始向周边扩散，川西北是主要的影响区。东周时期，伴随着东部周秦文化势力的西渐，甘青地区的石构墓葬渐趋消失。     

回鹘与吐蕃的早期关系述论

回鹘（纥）与吐蕃的关系属于维、藏民族关系史的一部分，它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对于中、晚期双方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笔者已做了初步研究①，唯早期关系囿于资料缺乏，一直未能进行系统整理。今基于完整性考虑，撰成此文，拟对回鹘与吐蕃的早期关系进行简要述评。初期，回鹘与吐蕃间的交往主要是在地处丝绸之路要道的西域、河西地区。当时，吐蕃已并吞了苏毗、羊同、党项、白兰、附国、吐谷浑诸部，统一了包括西藏全部、青海大部、四川和甘肃之一部的广大地区，对西域、河西也势在必夺，而回鹘经过与突厥、薛延陀的激烈角逐，已精…     

略论川渝地区的宋代火葬墓——兼谈南方地区宋代火葬墓的地域差异

川渝地区出土的宋代火葬墓较多,且有较强的地域特征,据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可划分为北宋时期、南宋早中期、南宋晚期。随着时间的由早及晚,火葬墓数量逐渐减少,规模、形制趋于简化,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亦不断减少,使用者由富裕平民转变为贫民。火葬墓的流行与变化分别与传统丧葬风俗的影响、佛道信仰、使用者的经济状况有关。此外,川渝地区火葬与东南地区、湖广地区在形制、随葬品、使用者身份及盛行原因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关于榆林窟第25窟壁画藏文题记释读的两个问题

榆林窟第25窟壁画完成于吐蕃统治河陇时期,该壁画藏文题记中的shangshevi实际是汉文“尚书”的音译,是指总制河陇地区的吐蕃东道节度使。该壁画藏文题记提到的曹姓（dzevu）开窟人在吐蕃统治时期不可能担任僧政一职。     

藏传佛教宁玛派俄巴的历史渊源及其在安多藏区的传播

藏传佛教宁玛派典籍和敦煌古藏文P.T.996号文献,有证据显示藏传佛教宁玛派俄巴是在传承印度佛教的基础上,受苯教以及藏传佛教等影响下形成的比较特殊的宗教群体,并于吐蕃末期传播到安多藏区之今青海贵德、尖扎等地区,从而为藏传佛教初传安多藏区的历史提供有力证据。     

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作者考辨

本文就《敦煌唐人诗集残卷》的两位诗人马云奇和佚名氏的身世,被俘和他们被拘系的时间、地点,押解的路线等问题,进行了重新专辨。认为：马云寺系江南西道湖南衡阳人;其被俘是在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夏天凉州失陷之后,被押解着沿祁连山脉向甘州方向进发,永泰二年（公元765年）又被押解入吐蕃,随其他唐俘一同徙往赤岭关押;马云奇最后失踪不是被番军遣回,而很可能是被杀害了。佚名氏故乡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一带,自幼剃度出家,精通佛理,但亦不放弃儒学;后还俗问政,于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冬出使吐谷浑,可能是想游说互解吐谷浑与吐蕃的联盟,未成功;大历元年（公元764年）甘州失陷后,被吐谷浑押往临蕃囚禁。     

汉代及以前有关灵魂升天的艺术作品探索

濮阳西水坡第45号墓的蚌塑龙、虎、鹿图案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灵魂升天图。两周时期的人物龙凤合体玉雕也是表现灵魂升天的一种艺术作品。楚国人物龙凤帛画、人物御龙帛画和汉代非衣帛画以帛画形式表现墓主人灵魂升天的主题。壁画墓则以壁画的形式来反映墓主人灵魂升天的主题。画像石墓、画像砖墓则随着墓葬建筑材料的变化,改变为雕刻的画像形式。虽然艺术形式千变万化,但表达的都是关于死后灵魂升天的同一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