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录体与宋代诗学

在宋代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下,语录体作为一种古老的散文文体,不仅焕发了新的活力,同时也对宋代诗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语录体在宋代的流行,促成了诗话这一诗学批评形式的诞生;其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对于诗话的文体特征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影响;而在杂记笔记和相当一部分理学家的著述中,也不乏语录体的诗学批评文字,它们同属于宋代诗学批评实践的重要内容,与诗话一同构成了宋代诗学的独特风貌。语录体影响下的宋代诗学,属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诗文评点的体系,其随笔杂著式的写作和言说方式,是中国文学批评重视作品品评和史实考据传统的反映。这一传统下的文学批评,虽然与《文心雕龙》、《原诗》等理论体系完备之作相比,有其理论思维上的缺陷和空白,但它毕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强大生命力的存在,需要我们从各个方面去认识和发掘其内涵,对其意义和价值进行实事求是的判断。     

论宋明理学与经学的关系

宋明时期许多注经的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的讲学内容也大多不离经学的主题。两者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离开对方,便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理学",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又是从经学思想中升华出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反过来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宋明时期许多理学家的语录是以讲儒家经学为主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有七十九卷是纯粹讨论儒家经学的,这些语录反映了对理学家经典文化的一种深度理解。由于传统教育是经典教育,理学家的一个最终目的和手段,就是用理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并通过经典教育来传播和宣传理学思想。     

宋代永嘉学派的经学传承及思想演变

永嘉学派是宋代重要的学派之一,是浙东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永嘉学派的形成与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在学术思想上随着宋代学术思潮的变迁最终由师从二程性理之学转向注重经制、事功之学。这种转变经由了北宋中期、两宋之际、南宋中前期几个主要阶段,在每个阶段,其主要代表人物如王开祖、周行己、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其思想主张与内涵尤其是在经学诠释及思想重心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北宋的王开祖、周行己等永嘉九先生为奠基者,他们一般都注重心性之学,而南宋前期郑伯熊、薛季宣等是永嘉学派由心性之学转向事功之学的关键人物,南宋中期陈傅良、叶适则开始成为永嘉学派事功之学的集大成者。     

皮锡瑞《经学家法讲义》稿本的内容及其价值

保存在《师伏堂经学杂记》中的一组经学文稿,是近代经学大师皮锡瑞晚年讲授"经学家法"课程时所编讲义原稿。这部《经学家法讲义》手稿对先秦至魏晋的经学变迁与得失作了简明扼要的疏理和评述,描绘出魏晋以前经学历史的基本轮廓,其中的新见卓识,更显示出这部隐秘至今的经学遗稿的学术价值。皮锡瑞还在稿中自道其"郑学"研究,有助于今人全面体认他融通今、古文经学的学术品性,确证他决非专治今文家言的经师。     

文献学与经学史研究的结合——读杨新勋《宋代疑经研究》

近几年来,随着经学史研究地位的日益突出,经学史研究的力作也不断涌现,而杨新勋博士的<宋代疑经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无疑是其中翘楚.     

再谈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

如果将经学研究纳入到现在的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中来,尤其是让经学中的相关"义理"内容也进入到中国哲学史的范围,其实这些并不是真正的问题。而真正的问题只在于,如果我们对于经学与哲学的关系没有一种更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对于这二者之间的"疆界"和本质区别不清楚的话,让经学进入哲学的实质还会只是用经学去扩充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范围而已。     

论宋代的理学、禅学与诗学

在宋代特定历史条件下 ,以理学为核心的宋学一方面以儒学为本 ,另一方面又广泛汲纳道、释、玄学思想特别是佛教禅宗哲学 ,以构建“新儒学”体系。比之儒家思想促成道德教化与道家思想促成自然情趣的文学规范 ,禅学显然更具有艺术性实质 ,而比较各种文体 ,诗又显然是最具禅意的文学 ,宋代诗学由此形成以禅论诗的观念。宋代理学对禅学的含容利用与以禅论诗的宋诗观念的形成 ,其间有着互为影响的作用。首先 ,诗、禅关系促使儒、释文化渊源相交织 ;其次 ,诗人构思、儒者求道、僧徒参禅三者在最高境界上的相似 ,促使文人在不同的领域中形成方法的通用 ;再者 ,在宋代诗学建构中 ,除诗人言理习禅与理学家以诗禅言理之外 ,诗学理论的空前繁荣则构成更为重要的因素 ,而宋代诗论往往正是理学与禅学、理学与诗学、禅学与诗学交相融汇的结果     

朱熹经学对中国经学发展的影响

朱熹兼采汉宋 ,促进了中国经学的发展 ;朱熹以“四书”义理之学取代传统的“六经”训诂之学而成为经学的主体和基础 ,是朱熹对中国经学发展最重要的贡献 ;朱熹重训诂辨伪启发了后世汉学。由此 ,朱熹经学对中国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范式转移"视域下的宋代经学学术话语转型

"范式"重在强调科学社群进行某项研究的共识,包括研究对象、方法、标准和信仰的一致性.当面对危机时,科学社群因为学术信念的改变而大规模地破坏原先的范式,转移先前的研究重心和研究方法,由此导致"范式转移".经学由在汉唐时期偏重训诂转变为宋代偏重义理,直至理学歧出于经学成为学术主流,其本质是宋儒面对时代困境,因治经信念改变,通过对治经重心、治经方法的反思调整而进行的学术回应.宋代"经学变古"的实质为经学学术话语的"范式转移".     

"范式转移"视域下的宋代经学学术话语转型

"范式"重在强调科学社群进行某项研究的共识,包括研究对象、方法、标准和信仰的一致性.当面对危机时,科学社群因为学术信念的改变而大规模地破坏原先的范式,转移先前的研究重心和研究方法,由此导致"范式转移".经学由在汉唐时期偏重训诂转变为宋代偏重义理,直至理学歧出于经学成为学术主流,其本质是宋儒面对时代困境,因治经信念改变,通过对治经重心、治经方法的反思调整而进行的学术回应.宋代"经学变古"的实质为经学学术话语的"范式转移".     

宋代僧人对儒家经学的认识与回应——从释智圆和释契嵩谈起

儒家经学是儒学思想的核心和基础,是儒家学说中最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内容,在中国古代学术中居于重要地位.宋代是中国古代经学变革的重要时期.在宋学形成前后,释智圆、释契嵩站在佛教立场上,对儒家经学给予了探索.他们不拘泥于古圣贤章句的束缚,以"微言大义"的举动和读经致用的态度,走出了宋代经学发展的第一步,昭示了宋代经学复兴的时代特色和发展趋势.     

宋代儒学教育的演变、特点及其启示

宋代的儒学教育从内容方面讲,强调伦理教育,强调致用思想;从教授方法上看,针对不同年龄采取的多样的传授方式,避免了一般伦理说教单调死板的弊病;从参与者的角度说,一些信奉儒家思想的政治家思想家,亲自参与办学和教学,令儒学思想的传播更为精准,也更具吸引力。宋代儒学教育的这些优点,都是当今国学教育可以借鉴的内容。同时,由于受专制政体的影响,宋时的儒学教育也有很多的局限性,为当今国学教育提供了历史教训。     

晚周汉初学术传承中的变与不变——关于“传统经学”、“孔门经学”及“儒学”的分野

战国至汉初是学术史上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但在变动的大潮流下,似乎也隐藏着一些未曾变动或少有变动的学术面相。本文将"儒学"与"经学"区别而论,既把握到"变"的一面,也考虑到"不变"的因素,进而提出从春秋到前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经由了"传统经学"向"孔门经学"的演变,而在"行政理论"层面中,则是法术、黄老术以及儒术的交替为用。     

北宋经学对中医学的影响

经学是训解和阐释儒家经典的学问,是我国古代学术的核心部分,其对古代社会文化影响深远而广泛。北宋初年,由于社会的变革,经学在治学方法方面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在影响北宋社会文化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北宋医学的发展。从北宋年间经学治学方法的变化入手,探索其对医籍的整理刊行、《伤寒论》注释研究及士人尚医社会风尚变化等方面的具体影响,以期为当下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提供启示。     

二程理学的经学奠基及其结构性差异

二程理学都构筑了经学的奠基,具有共同的宗旨,但也存在一种结构性的差异。我们考察二程对经典资源的选择与定位,发现二程都是基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传》五部经典建构其“道统”的谱系,其本体论都奠基在《易传》的基础上,工夫论都奠基在《中庸》的基础上,并且都具有一个顺向地由“天道”自然发用为“人事”以及一个逆向地通过“人事”的后天努力而逆证“天道”的工夫论的回环结构。但是,在这一回环结构中,二程各有侧重,程颢侧重顺向的“诚”的工夫,而程颐侧重逆向的“诚之”（含“敬”与“致知”）的工夫。在他们各自的《大学》改本中,此一结构性差异得到了鲜明的彰显。     

从张载语录的编纂、流传看理学谱系的构建

张载著作除零碎的经注体外,大都是语录体,包括语录体著作《正蒙》,门人记录汇编而成的讲学语录《张子语录》,后人从其文集、语录中分类汇辑的《经学理窟》。《正蒙》刻意模拟论语,反映了张载以自己为圣学继任者的雄心。张载讲学语录由程门后学整理编纂完成,故往往羼杂二程语录,转成为构建奉二程为宗主的理学谱系的重要素材。     

宋代理学对美学思维的影响

宋代理学对美学的影响是一个独特而深刻的美学思想史现象,它是从思维这一基点上,具体从以下层面上发生的:本体性、心态学、体认方式、思维结构。宋人的审美目光不是专注于外在的形体、状态,而是内在的神理、涵质。审美思维的调整,使得审美的走向出现新变。思维的内敛性,回归师心论,完成了理学-心学-美学的建构。以物观物的体认方式,保持了观照的审视态度,对近代王国维的词美学思想发挥了影响。对耦性、对待性思维结构,保持和形成了审美上良好的平衡状态和张力机制,各种门类美学均有具体、鲜明的表征。理学穷究本体,不囿事象,沾溉美学,则是追寻神理、气韵,不以形似为高,而以神似为尚。理学向经学的告别,以一种新的认知理念和方式体认对象世界,成为理学-美学整合的根本基础,从而产生出新的美学话语。     

宋代理学对中国法律发展的影响

主持人的话(张金岭):宋代理学研究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关于宋代理学的内涵、价值、意义及其是非功过皆可做大文章。在当今"国学热"的情势下,我们加强对宋代理学的研究是自然之事。正如西哲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对宋代理学的当代研究和考量,都是源自关于中国文化自身命运的深层思考,探寻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以及发扬光大的可能性,也即何者当存?何者当废?何者又要发扬光大?何者需要加以扬弃?而今全球化的潮流大浪淘沙,民族性的东西能否经受住外来文化的冲击,在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世界格局中守住自我的根基并"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地更新发展,是中国人需要破解的根本课题,也是关涉中华民族文化存在价值的大问题。在此思考中,重估宋代理学就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其实,今天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都与宋代理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宋代理学的许多东西已经内化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和集体潜意识,可谓"百姓日用而不知",学术界、思想界不可不深思之,时常检讨之。这里刊出的四篇论文就是围绕宋代理学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以及传统的现代转型进行的深入讨论。因此,站在中国现代化的立场上,抱着返本开新的态度,对宋代理学价值进行重估,是有意义的。固然,我们并不奢望解决所有问题,而是从不同角度发表自己的研究心得,期望以此促进宋代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