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北京旗人社会》述评

刘小萌著《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一书填补了北京旗人社会研究的空白。本文对该书的内容进行评述,并对清代北京旗人社会研究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北京旗人婚俗在清代说唱文学中的体现

清代中后期的北京旗人家庭里,婚俗受汉人礼法制度影响很深,基本环节也同汉俗一致。但在具体环节上,旗人婚俗有很多细节保留了浓厚的满族特色,有一些规矩则体现出旗人独特的礼法制度,比如重视姻亲,未婚姑娘家庭地位高;还有一些细节,诸如半夜迎娶,新娘婚礼上先入洞房再拜翁姑等,则是对古老抢亲陋习的回忆。     

断裂与交融——《清代北京旗人社会》读后

<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小萌研究员于2008年出版了《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一书[1]。作者长年致力于清史、满族史研究,曾就清代北京旗人社会的相关问题发表了《清代北京内城居民的分布格局与变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清代北京旗人舍地现象研究》(《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碓房与旗人生计》(《清史论丛》2005年号)等十余篇论文。本书乃作者积多年之功的晚成大作。     

晚清东北双城堡旗人婚姻行为特征与变化

基于历史户口册数据库和有关文献资料,考察了晚清东北双城堡旗人婚姻行为特征及其变化。结果显示,旗人男性早婚盛行,大龄未婚和终身不婚问题突出,男性初婚“夫小妻大”比例高达四成,而女性早婚不明显且婚期更加集中。从时间变化趋势看,男性初婚略有提前、再婚略有推迟,初婚婚龄差和再婚婚龄差都在减小。女性初婚推迟,嫁给再婚男性的女性年龄也在增大。女性再嫁比例逐渐提高,节妇守节时间长度逐渐缩小。男性续弦比例提高,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旗人是纳妾的主要人群,生育是纳妾的重要目的。京旗和屯丁的婚姻存在着多方面明显的差别。晚清东北双城堡旗人婚姻行为及其变化受八旗制度、人群类别、旗人生计和人口性别结构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两晋宗室封爵与地方行政体系变迁略论

两晋宗室封爵,尤其王爵封授过差,由此引起郡县析置并合、郡名改易、郡县行政隶属关系复杂化及管理幅度盈缩等变化。总体而言,西晋太康十年以前,宗王分封对地方行政体系影响较大,尤以郡王分封为最,其后消极影响弱化。两晋宗室政策不同,皇权政治与门阀政治体制相异,这些都关乎宗室封爵对地方行政体系变迁的影响程度。     

略论清代北京的说唱艺人

本文以子弟书文本为依据,主要介绍几位清代北京的说唱艺人,包括推陈出新的子弟书艺人石玉昆、郭栋儿,以及单弦艺人随缘乐等,从中可以管窥清代京城说唱艺人的表演艺术、演出盛况以及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们对说唱艺人的态度、评价。     

略论发遣刑与清代的边疆开发

发遣刑是清代一种特殊的刑罚,它是指把犯人发往东北地区或新疆分别当差、为奴。发遣刑不仅是一种刑罚,就其实施结果而言还具有移民实边的特点,它增加了边疆地区的人口,为巩固边疆地区的国防,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     

清代东北锡伯族的编旗及其变迁

清政府最初安置伯都讷等三处的主体锡伯人采取的措施是将其编为八旗,而不是编入满洲八旗。迁至盛京及北京后,锡伯族人则被拆散而散编入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各佐领之中,而且散居多处驻防点的各村屯,这对其民族属性不无影响。此后,由盛京地区西迁伊犁的锡伯人,又是从各家族、家庭中抽出,甚至父子分离。但至伊犁后,锡伯族人则又被集中组成“锡伯营”,成为独立性的民族群体,延续至今。     

浅析我国消费信用的法制现状

消费信用是一种经济现象,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它是商品由物物交换、货币交换后再发展到信用交换的高级阶段.为维护这种信用交易的正常秩序,发挥它的经济作用,国家应当有一个相应的健全的法律体系以调整信用交易关系.但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中,这种信用经济关系的立法是空白的,在规范消费信用交易的操作中,仅靠援引类似的部门规章来解决问题.针对这种现状,加速消费信用立法,建立科学完整的消费信用法制势在必行.     

区域差异背景下的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迁入的态度研究——基于200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本文为外来人口城市融入研究提供了一个来自于城市居民的观察视角。基于200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作者构建了区域差异背景下的城市居民是否愿意外来人口迁入的多层线性模型。结果发现,市民个体的社会经济特征和城市的制度环境对其态度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暗示在户籍制度的作用下,城市居民同外来人口之间的利益分隔和心理区隔可能互相转化,并有可能对后续的户籍改革造成阻碍,这提示我们为了获取大多数人对户籍改革的共识,城市居民的态度不应该被忽视。     

中美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争议的海洋法剖析

在南海,我国与其他国家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争议,即我国与东盟某些国家之间的领土归属争议和中美针对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的争议。由于它们的性质和范畴不同,所以应采用不同的方法和路径,以求达到和平解决。本文依据海洋法制度,论述了中美在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争议,并提出应通过双边对话协商机制解决争议,以寻求对海洋法原则的理解和认识达成一致。同时,双方应努力缔结关于海上问题的联络和应急处理机制。     

Teenagers' household and caring work: the relevance of 'secondary activities' in Australian time use surveys

Time use studies are routinely used to comment on the distribution of labour between adults. More recently considerations of concurrent (or secondary) activities have been used to highlight the full social extent of childcare, and to show that mothers work disproportionately long hours. This paper addresses a blind spot in such studies: the domestic usefulness – or otherwise – of teenage children. It examines how measurements of secondary activities in Australian time use surveys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ing of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caring and total productive work between parents and teenagers. In this way the paper addresses a recent call by youth studies scholars to ‘bring the family back into focus‘. We found that secondary activities accentuate already inequitable division of labour between mothers, fathers, daughters and sons. However, the results were not uniform, and show that a minority of teenagers shoulder substantial domestic responsibilities. The paper concludes by arguing that teenagers need to be included, conceptually as well as practically, in considerations of sustainable and equitable divisions of household and caring work.     

理性认识学分制--基于中美两国学分制发展的比较研究

美国的学分制经历了自由学分制、限制学分制和弹性学分制三个阶段,是借鉴德国教育经验与本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相结合,不断适应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实际需要的产物。在我国,由于受教育产业化思潮等因素的影响,缺乏相应的教育理念支撑以及制度建设的滞后,学分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产生了诸多误区。因此,我们必须站在国际化大背景下,以全球化的视野审视和推进学分制教学改革的方向和内容,消除认识上的误区,在完全学分制的理念下积极探索符合国情和校情的学分制,以“整体多元论”为指导推进学分制改革并不断完善学分制的实施细则。     

以军事斗争促进和谈的成功范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启示

西安事变期间,面对强敌环伺,内战一触即发的严重局面,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中央坚持"三位一体"军事格局,厉兵秣马,积极防御,以军事斗争配合政治谈判,以坚定态度促进和平实现;事变甫发,身为军人的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领导人立即进行了针锋相对、果敢应变的战略部署;事变中期,面对南京"主战派"步步进逼,先是提出转入外线,灵活制胜的大胆设想,继而又构思了诱敌深入,智勇取胜的军事计划;事变后期,针对蒋介石回南京后所谓"善后处理",展开了严阵以待,决而自卫的奋力抗争。灵活有力的军事斗争,显示了"三位一体"制止内战、逼蒋抗日的坚强决心和坚不可摧的团结精神,有力地控制了局势,稳住了阵脚,迫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不得不顺应潮流,接受张杨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促使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     

东晋桓温军府对桓玄建楚的影响

东晋桓温军府是魏晋军府发展的延续。东晋时期军府之间呈现层级化的结构特征,存在宝塔式的纵向层级依附关系。桓温个人身份对桓氏家族的影响很大,他获得的权力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也为桓氏后继者出任军将提供了契机。桓温善于治理和抚民,在荆州有较持久的政治影响力,这些成为桓玄成势的政情、民情基础。桓玄建楚是桓温、桓玄父子两代人努力的结果：桓温执兵权而行北伐之事,再借北伐立威,收功于外,获誉于内;桓玄则在晋末统治集团多方权力角逐中脱颖而出,借父辈余荫兵权急剧膨胀,直至改朝换代。但他们即使在最盛时也未能取得全国兵权。北府将刘裕讨伐桓玄,最终以北府兵击败了以桓氏为代表的荆州兵,并实现晋宋易鼎。某一家族在某一地区的世袭兵权,很大程度上为东晋强藩割据大开方便之门,桓温军府便是兵权私家化的表现之一,这不仅与当时皇权受到削弱有关,也与魏晋以来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有很大关系。     

从汉代封国的财政管理思考西部税收信用体系的建立

汉代封国制度内容广泛,本文仅对封国财政管理的措施做一考证。认为封国的财产、王位等继承由中央裁决,但封国有征收赋税、兴办工商业的权力。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情操、伦理道义领域中都具有信义力量,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税收信用的内涵及构建西部税收信用体系的设想。     

论转型期我国政府信用体系的构建

政府信用是指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在经济社会管理和服务活动中能够履行契约而取得的信任,是社会组织、民众对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由于政府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及社会客观条件的影响,政府信用局部缺失的现象较为突出。为此,要不断强化信用理念,转变政府职能,坚持依法行政,实行政务公开,加强政风建设,强化政府监督,努力构建一套完善的政府信用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