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制度与网络:产业发展的三种解释范式

产业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现有的理论来看,主要形成了三个理论解释范式,即以新古典经济产业理论为代表的市场主义的解释范式、以历史制度学派和组织制度学派为代表的制度主义的解释范式,以及以网络和社会资本等新兴产业理论为代表的网络主义的解释范式.这三种理论范式分别把市场机制、制度与产业政策、产业网络与社会资本等因素视为产业发展的核心机制.在一定意义上,这些解释范式分别存在着"市场决定论"、"制度决定论"与"网络决定论"的倾向.     

高校里的新传统主义——由“校长日”制度看学校与学生的关系

华尔德的“新传统主义”理论为研究中国单位制度建立了新的范式,奠定了研究计划时期中国大陆工厂与政治的基础。高等院校作为转型期计划体制最后的阵地之一,还留存着不少计划时期的特征。本文试图借助华尔德的“新传统主义”理论模式,以某高校“校长日”制度为切入点,考察学校与学生的关系,透视高校内部的社会结构,探究高校管理秩序建立的基础和校内各方行动逻辑,从而为研究高校等大型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一种微观的、经验性的视角。     

求职过程的宏观-微观分析：多层次模型

本文针对中国大城市不断市场化过程中社会资本对求职过程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笔者从新制度主义的宏观与微观的联接理论出发,使用内生互动模型作为实证分析工具,揭示了市场制度的发育具有强化市场行动主体的偏好,即市场化程度、市场不确定性和市场规范性等三个市场化制度的重要特征的发育,均具有增加个体收入的效应,证明宏观制度的演进与诱导微观个体的制度偏好具有亲和性。本文同时证明了边燕杰提出的网络作用空间的“倒U模式”假设。     

国家法团主义视域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

本研究以法团主义理论为基础,以授权、控制和垄断性等概念为分析工具,运用个案研究方法对上海市不同类型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这一议题,做了比较深入和全面的分析与探讨。从国家法团主义的理论视角来看,由个案与政府互动关系的研究中可以提出以下两个创新概念：“庇护性国家法团主义”和“层级性国家法团主义” 。采用同样的理论视角来观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发现是: 它们正经历着一个由“直柱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状态”向“漏斗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状态”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多少显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已经出现了模糊的分界。     

环境治理中的三大制度经济学学派:理论与实践

20世纪50～70年代,发达国家的环境政策在环境干预主义学派的影响下,以命令与控制为主;20世纪70～80年代,在基于所有权的市场环境主义影响下,以开拓市场调控机制为主;20世纪90年代至今,处于强化环境自约束管理阶段,以强化自愿协商机制为主。与上述三个阶段相应,本文对环境治理中的三大制度经济学学派(环境的干预主义学派、基于所有权的市场环境主义学派及自主治理学派)的理论、实践进行分析与总结。环境治理中三大制度经济学学派的演变,反映了人类在环境治理认知上不断完善的过程。     

“共建”：社会网络变迁中的结构和理性 ——基于E市建筑散工网络的研究

本文以新制度主义框架为基础,以湖北省E市一个装修散工群体为个案,探讨农民工社会网络建构、维持和变迁的机制。结果表明,社会结构限制了社会网络的建构,但当经济机会结构改变之后,个人会理性地、有选择地复制传统社会结构以再造社会网络。同时,传统制度结构也会“同构”再造的社会网络,这也是社会网络得以维持,进而得以稳定化和制度化的机制。所以,在社会网络变迁中,“理性”在社会网络建构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结构”则在社会网络的维持中扮演重要角色。总之,社会网络变迁中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是“共建”的,“差异化复制”和“制度化同构”是“共建”的两个重要机制。     

权力的嵌入性分析——国有资产重组下的企业结盟

本文对企业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策略互动及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文章运用组织决策学派的“权力”概念,对国有资产重组下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民企联盟的结盟进行了分析。在 “嵌入性”概念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作为结盟前提的权力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并且嵌入于中国市场化改革与政体连续性的制度背景之中,因此给权力关系与结盟带来了不确定性。文章试图把“权力”带回企业结盟分析的中心,在理论上对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嵌入与倪志伟的制度嵌入进行综合,提出应洞察行动者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以及更为广泛的制度因素对企业行动者的影响。     

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对“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传统的解读

通过分析“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路径中有关社会、文化等概念,可以得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从而弥补当下记忆研究无范式的缺陷。这一范式尤其体现在与神圣记忆密切相关的“社会框架论”、社会品质,以及卡农、神话、节日等概念中。从社会学角度看,能够促发人们回忆的社会力来自涂尔干所谓的“神圣社会”。哈布瓦赫记忆理论中的“社会框架论”和“社会品质”概念是涂尔干的“社会本体论”思想的核心表现,由此形成一种哈布瓦赫的“神圣记忆观”。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卡农”,也是一种神圣记忆。卡农等概念是扬·阿斯曼对哈布瓦赫的“社会框架论”的继承和推进。上述要素构成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的基础。从“取向”讨论转向“范式”分析,有助于推进社会记忆研究传统的生成和发展。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中国命运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出人意料”的现象之一。对此,学界提出了“传统的发明”、“国家-社会关系”、“宗教市场”三种解释模式。本文认为,解释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不能将宗教现象还原为“政治”或“经济”等其他范畴,而应将之视为一种自成一类的事实,一种人的基本条件,同时应充分理解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对 “宗教”的塑造过程。中国农村的宗教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这一塑造过程之外,因此,可能存在着尚不为学界所充分认识的社会机制,有着提供本土理论的潜力。本文认为,在世俗化理论和市场理论之外,应该尝试使用“礼物模式”探索这一社会机制。     

当代社会学中的阶级分析：理论视角和分析范式

本文系统梳理了当代社会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文献,揭示了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和多元化的分析范式。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是基于社会关系定义的结构性位置,是关于社会不平等及相关社会现象系统化的结构性解释。多元化的分析范式主要包括：（1）研究对象上的宏观层次（解释大规模社会变迁和转型事件）与微观层次（解释阶级对个人态度、行为和生活机会的影响）;（2）分析思路上的 “结构-意识-行动”（将阶级作为“集体行动者”）与“结构-状况-选择”（将阶级作为“生活条件综合信号”）;（3）解释逻辑上的“剥削和利益形成逻辑”、“状况逻辑或理性行动逻辑”和“结构化（或同质性）逻辑”。     

近朱者赤：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归国者跨国社会资本转移研究

本文基于同质性理论、同群效应和类聚效应,建立了归国者跨国资本转移机制的模型,并根据“千人计划”学者合作者网络,计算并分析了他们的跨国学术资本转移情况。结果表明,“千人计划”学者归国后积累了更多的学术社会资本;通过“三元闭包”机制,将国外学术社会资本转移至国内;归国后所积累的资本转移效率更高;通过资本转移,“千人计划”学者有助于打破聚簇密度,引发创新级联。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提出了社会资本的转移模型和计算公式,发现社会资本的转移是一个弱关系到强关系、间接联系到直接联系的过程,并通过定量的方法研究了归国者所带来的社会影响。     

区域社会转型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研究

本文使用CGSS2006调查数据,分析了城市社会转型对居民社会资本获取和动员过程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在社会资本获得过程中,城市社会转型不会影响居民社会资本的地位效应却影响了居民社会资本网络位置效应,“超大城市”居民在社会网络资本的“网络位置效应”因子均值上显著地低于“小城市”居民;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市场化程度对教育的社会资本地位效应获取率的负向影响有越来越小。在社会资本动员过程中,市场化程度与社会资本地位效应因子的经济回报率正相关,而与社会资本网络位置效应的经济回报率不相关。     

理念与制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最新进展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有着学科发展的需要和政治实践的需求.当前它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深化各个流派的实证研究,力图通过案例分析寻求更合理的解释框架;二是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如网络制度主义、制度程序主义;三是弥补制度分析的不足.理念与制度的结合有利于更为全面地解释制度变革的动力和过程,同时它也面临着核心分析概念的选择、理念的含义变动性等难题.     

合法化资源与中国工人的行动主义——1957年上海“工潮”再研究

本文引入资源动员理论与政治过程理论，重新考察了1957年上海“工潮”中参与者、资源、动员网络和国家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笔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工人逐渐形成了影响其后的行动主义传统，这种传统突出表现在行动者对外部合法化资源（来自国家意识形态、权威领导人的言论、官方舆论倾向等）的依赖和获取之上，并与精英、认同和网络一起构成其行动主义动员机制中的诸多要素。     

通向市场的社会实践理论：一种再转向

市场的社会结构理论对新古典市场理论构成了重大挑战，然而，以“嵌入性”假设为基础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该理论的发展。作为反思的市场的新制度主义理论，虽然旨在建立一种以扩展的“嵌入性”概念为基础的制度与结构的相互关系分析，但是，其并未能将此思想运用到对市场建构及其运作的研究中。而作为一种转向的经济制度的社会建构理论，虽然内含了若干弥补社会结构分析的概念，但是，其概念之间存在的方法论上的内在矛盾，又决定这种弥补或修正是有限度的。为此，本文主张，当代市场社会学进一步修正或转向，应当朝着建立一种基于特殊行动理论，即自我行动的逻辑的市场的社会实践理论迈进。     

“关系”动态过程理论框架的建构

既有的多立场的“关系”理论存在着一种去关系化的实体主义思维倾向,因而未能看到“关系”的关系性,从而无法有效地理解“关系”的动态过程,即关系情境和行动者不断反复进行的互动过程,因此这种理论无助于人们全面地掌握和理解“关系”和“关系”现象。本文认为,分析“关系”和“关系”现象问题还应当结合关系社会学和结构化理论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一个有关“关系”动态过程的理论架构,最后本文强调对研究方法学予以综合运用是把握这一主题的可行取向。     

“抑郁症如何产生”的社会学分析: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视角

本文旨在解释中国抑郁症病患比例在国际上偏低的原因。通过整理社会理论,本文提出了一个“抑郁症产生”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此框架是以“全球/国际”“国家/国内”两层次以及“社会结构”“社会建构”两方面为矩阵所组成的思考框架。具体而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同时造成中国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建构”上的改变。中国在“社会结构”上已具备生成抑郁症的基础,但“社会建构”的条件尚有不足或被隐藏。然而,“社会建构”较“社会结构”在产生抑郁症上更为关键,一旦“社会建构”的条件更充分,中国抑郁症病患的比例预计将会增加。     

探讨法律社会功能的学科——法律社会学

现代资产阶级法学理论中,可谓学派林立,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大学派,即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和法律社会学派(又称社会法学派)。其中以法律社会学对西方各国的立法思想和法律制度影响最大。它本身流派纵横,成为现代资产阶级法学理论的鼎足之一。西方法律社会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随着社会学的发展,不同的社会学流派也相应形成不同的派别。主要有:以社会学鼻祖孔德为代表的社会实证主义;以赫伯特·斯宾塞为代表的社会生物学;以塔尔德和弗罗伊德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派;以狄骥为代表的社会连带主义和以庞德为代表的社会实用主义等。这些派别的创始人都从自己的研究角度出     

社会秩序的护卫者 ——亚当·斯密论“正义”与“自然法理学”

通过对“德性”以及“人性”的重新阐释,亚当·斯密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命题,将“人是城邦的动物”改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启蒙精神为斯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他试图用一种情感主义的人性论和道德哲学来重构整个自然法理学体系,为其提供一个世俗化的理论基础,为国家行为、为立法者提供理论指引。“社会”是斯密整个学说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只有理解了“社会”与其自然法理学之间的关系,才能深入理解其政治经济学甚至国家理论的真正意涵。本文所要阐述的,正是“社会”对其自然法理学的意义及其因而呈现出来的结构和特点。     

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再论“单位”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基本实现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城市社会的基层组织制度和社会秩序，尤其是“单位”和“单位体制”，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本文对在市场转型的制度背景下的“单位”变迁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文章从概念辨析入手，分为“单位”体制及其变迁、单位内部的权力结构与行为方式、单位与社会分层三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述。作者认为，采用细致的个案调查方法来研究不同类型“单位”的内部权力结构和行为方式，挖掘“单位”社会分层效应的具体微观机制，进而探讨“单位”和“单位体制”的变迁，并且，以此为参照来理解中国社会组织的新特点、新功能，将是“单位”研究的方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