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现实基础

"一国两制"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和澳门问题,成为和平解决国家统一的范例.从其现实基础上看,"一国两制"也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模式."一国两制"体现了民族大义和和平的愿望,尊重了两岸的现实,维护了台湾人民的利益,蕴涵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台湾“去中国化”之文化类属变因分析

自唐朝起,就有汉人往来大陆和台湾进行贸易活动,历经明郑、清朝、日据时代和二战后四个时期,台湾的汉人数量不断增长。在一个以汉人为人口主体成分的台湾发生"去中国化"现象,这需要从文化类属的变化着手探讨。日据时代的"皇民化运动"第一次改变了台湾社会的文化类属,形成了"台湾人"是日本人的群体认知氛围;民进党为"台独"而推行"去中国化"第二次改变了台湾社会的文化类属,形成了"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群体认知氛围。由此造成两岸文化认知裂痕,成为实现两岸统一的巨大障碍。     

论台湾民众两岸“共同体感”的建构

"共同体感"是推动一体化的强大力量,对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台湾当局的"去中国化"政策等原因,台湾民众的两岸共同体感严重流失,两岸共同认同被割裂,对祖国大陆的疏离感在加剧,这种情形严重制约了两岸关系的深入发展。在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背景下,要重视对台湾民众的社会心理建设,尤其不断强化台湾民众"共同体感"的建构,培养其对两岸共同家园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不断强化"两岸一家亲"理念,为两岸和平统一奠定心理基础和情感支持。     

台湾在日本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从“利益线”到“生命线”

在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中,台湾是日本"利益线"的重要一环;在当今一部分日本人的心目中,台湾又成了日本的"生命线"。在"利益线"与"生命线"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呢?战后以来,日本政府在各种场合,从未明确表示过"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了最好的注释,那就是:在日本的国家对外战略中,台湾从未失去其重要位置。     

日本国会议员访台活动趋势、意图及影响

近年来,随着中日关系的不断恶化,日本极力拉拢台湾当局以图分化两岸,其主要手段就是不断派遣国会议员赴台活动,并日益呈现出"规模大、级别高、组织性强、两面性突出"等趋势。日本不仅始终对台湾地区具有较强的历史情结,并更加重视其较强的经济价值及敏感的安全价值。再加上台湾当局的"外交公关"活动,这些都成为日本国会议员不断赴台活动的主要动因,并给中日关系及台湾问题带来了重要影响,应加强对该领域的研究与外交公关活动。     

台湾社会身份认同中的“日本情结”问题及其思考

台湾社会的认同问题一直是两岸所关注的核心议题。近年来,台湾社会对日本的好感度不断上升,而对祖国的认同度却越来越低。建构主义认为,自我的身份是在与他者的互动过程中得以建构的,当一个群体受到某种观念的灌输,从而接受了某种思维定式,身份认同是可以改变的。特别是现今两岸政治互信不足,有益于"日本情结"在岛内的发展,加上台湾社会一直存有日本统治残留的影响,日本统治台湾的历史变成"台独"势力强化日台共同历史记忆来改变台湾人身份认同的工具,减弱了台湾人对国家的归属感。可以说,台湾社会浓厚的"日本情结"是由于历史与政治因素人为建构的结果。     

台湾民众两岸关系认知嬗变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认知变化是长期认知变迁持续累加的结果,在内容上,体现为两岸由对抗走向合作；在实质上,体现为社会生活开始向理性回归.当前,要求维持两岸稳定、加强两岸合作和共同促进两岸和平发展的诉求已经成为台湾的主流民意.可以预见的是,民众对两岸关系认知结构调整的变化对台湾政党两岸政策的影响会日益增加,在两岸关系结构中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因素.     

激发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社会动力

"太阳花学运"、"反课纲运动"以及2016台湾"大选"等显示,台湾的社会生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对巩固与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构成挑战。巩固与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可从激发两岸和平发展的源源社会动力入手:一是厚植两岸非政治性共同利益;二是形塑两岸共同精神纽带;三是在大陆开展社会创新实验;四是建构两岸生活共同体。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目的就是通过和平发展,让两岸民众共同分享"和平红利",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充实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社会动力,为两岸最终和平统一作社会准备。     

“两岸同属一中”:作为“强共识”和新共识

正今年1月14日马英九在台湾领导人选举中获胜连任,其后如何提升两岸政治互信成为两岸互动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在3月22日举行的"胡吴会"上,国共两党在重申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同时,首度共同确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胡锦涛强调了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重要     

论“台独”的危险去向

台湾当局用台湾人民的血汗钱进行的"银弹外交"和军事装备只会鸡飞蛋打,不堪一击,"台独"只会给台湾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带来巨大的灾难."9.11"事件后,美国将会对其国际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台独"分子将希望寄于美国人身上只能是痴人说梦.维持现状,继续等待不失为处理两岸关系的一种选择,但绝不是无限期的拖延.两岸统一,台湾高度自治才是两岸关系的惟一出路.     

汉代司空职官考论

汉代司空职官的种类繁多,大致有三公官司空、非三公官的朝官司空、王国官制中的司空和地方官制中的司空四大类。虽然两汉大司空与御史大夫屡次相互易名,其属官大致相同,但仍有单独考察的价值所在。三公的职权十分广泛,文献与实物所见大致有20多种。汉代司空职官的禄秩从号称秩万石到160石,上下差别很大。     

唐代梨园乐官新证

梨园的乐官由梨园教坊使、梨园使、梨园判官、梨园供奉官、都都知与都知组成,其中梨园教坊使、梨园使、梨园判官是高级管理者,由宦官担任,不一定具备音乐才能。梨园供奉官、都都知与都知是低级乐官,不由宦官担任,具备较高的音乐才能,在梨园从事具体的音乐工作。     

门阀制度与《魏书》“秽史”之名

<魏书>"秽史"之名流传至今.从<魏书>在北齐得"秽史"之名的过程及其原因分析看,<魏书>"秽史"之名与此期间的门阀制度有着密切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魏书>被污为"秽史",实质上是门阀制度在史学上的反映.     

四平师范学院更名为吉林师范大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四平师范学更名为吉林师范大学是十分必要的 ,切实可行的。四平师范学院是吉林省高中骨干教师的培养中心 ,是吉林省普通高校师资的培训中心 ;是吉林省高师教育的研究中心 ;是吉林省高师院校的龙头。将四平师范学院更名为吉林师范大学 ,建设综合实力比较强的省属师范大学 ,不但是吉林省高等师范教育结构和布局调整的当务之急 ,是吉林省经济建设和基础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 ,而且是四平师范学院自身发展、提高质量和效益的重要一步。     

《朝鲜义勇队》题字

朝鲜义勇队在武汉成立后,发行了《朝鲜义勇队》这一中文版机关刊物。在朝鲜义勇队成立两周年和三周年之际,诸多的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及其他抗日知名人士都在《朝鲜义勇队》上题字。分析这一现象及其原因,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朝鲜义勇队在中国抗日斗争中的历史作用及中韩两民族的传统友谊。     

中国教育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一段时期以来,学者对中国教育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考察教育学有没有必要中国化的认识状况;分析以往中国教育学探讨中存在的问题,并对中国教育学的若干问题———中国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独立性依据、实现的途径或方法、诞生或成熟的标志———进行具体考察,不仅有利于理出中国教育学清晰的发展"线",而且更有益于中国教育学的构建与发展。     

“麓川战役”与云南卫所军功研究

麓川平缅宣慰司之乱关涉西南边疆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危,对西南边疆的政治和明朝国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云南卫所职役在麓川战役中系本省参战,肩负着护国捍边的重任,其获功依据主要为阵亡功、奇功和头功。“冲入敌阵”“深入敌境”的奇功以及“当先破敌”“出哨杀敌”的头功,均需莫大的勇气,尤其是内陆移入云南的职役群体,面对麓川地区复杂的环境和边境危机,军功升赏的激励机制可以增加职役群体的战斗力,更有利于麓川叛乱的平定。军功授予依参战地点环境的险恶程度、战阵的难易情况区别升赏,是为明朝廷“以靖边境”“护国捍边”的实际举措。由于麓川战役持续时间长,大小战役众多,过程复杂,嘉靖、万历年间,明廷对麓川战役获功者子孙应袭、应革功次作清理时,规定:奇功、头功袭职仍循旧例,仅对麓川战役中越升职级者和查无头功、奇功字样者减革,折射出西南边疆地区制度、文化与内地的差异,使得中央对其实施不同的治理策略。     

可名非常名:论钱锺书的名实观

钱锺书在著述中曾重点讨论过中西语言哲学都共同关注的名实关系问题,由此形成了其独特的名实观。钱锺书既受到先秦“名实之争”的影响,也明显借鉴了西方的指称理论。他认为不能把“字”与“名”直接等同,字取有意,名求傅实,名之“指称”有别于名之“涵义”。他从历时的角度提出了“可名非常名”的论题,认为指无定名,名逐物而迁;名无定指,指因时而变。对名实关系的辨析是钱锺书阐发文学虚构问题的重要切入点,也是其文学批评中常用的方法。他认为文学语言虚而非伪,诚而不实,有涵义而无指称,因此不应当对其控名责实;分析具体文学现象时,应当辨清名称的真实涵义,不能轻心轻信,顾名忽实。     

杭州市行政村名分类及其与经济发展的联系

地名虽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但其命名及演变却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与特定时间、地域内的自然及人文状况紧密相连。以杭州市行政村名为例,运用数理统计法、地图法以及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对地名分类及其与经济发展的联系进行了分析,并对其地名演变趋势做出了预测。     

山西铭贤学校的校址变迁及校园环境的多重价值初探

山西铭贤学校是山西农业大学的前身,学校成立于1907年,1951年由山西省人民政府接收,更名为山西农学院。铭贤学校办学的44年屡次迁校,成为山西乃至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发展史的一个缩影。铭贤学校的校园具有独特的风格,丰富的内涵,对学生的成长、成才具有无形的培养作用。铭贤学校太谷校址至今保存完好,具有环境育人、历史文化和生态保护等多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