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宋代皇帝罪己现象之考察

天谴思想、民本文化和儒学的发展演变,从思想文化上有助于两宋皇帝罪己观念的养成。罪己观的形成同样也是出于政治需要,是人君证明其"天子"身份诉求、获取臣民信任和调整政策的契机。作为天水一朝祖宗家法的重要一环,与罪己责躬相关的教育贯穿大多数宋代帝王的一生。两宋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加强和与君王"共治天下"的责任感,促使他们更加自主地监督君主,推动统治者在潜移默化中关注自省自查。除此之外,游牧民族连绵不断的内侵也是激发宋代帝王罪己责躬的因素之一。     

明代强化皇权对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影响

明朝君主集权达到了高峰,明太祖朱元璋通过撤相、重典等政治手段将决策权力统于君主一身,使得士大夫阶层完全成为皇帝的奴仆,从而进一步失去了士大夫阶层作为文化集团的独立品格。代表士大夫传统责任的内阁首辅不得不以无权之名行使有权之实,屡受部臣弹劾及宦官之掣肘,一旦与君主威权形成冲突,即落得身败名裂下场。这一困境一直困扰着明代君臣,并直接影响了士大夫出仕入仕的价值取向。     

论明代君臣冲突中士大夫的政治价值观

在明代君臣冲突中,士大夫群体一再强调皇帝遵“礼”而为的必要性,力主皇帝亲行朝会、经筵、郊祀、庙祀这些常礼,又在先帝、后,太子礼遇问题上,力主皇帝不可将个人意愿凌驾于传统礼法之上.士大夫群体以“礼”言“理”,持守理在君上的政治价值观,展现出服膺于“理”的自觉,视自身为掌握“理”之解说权的政治主体.理在君上观是明代士大夫群体意识形态中较为活跃的种倾向,批评臣下谀君的声音或显、或隐,始终存在着,对理在君上观的可能异化倾向及其泛滥构成一种制约.理在君上观的政治文化依据为民本观、法祖观与君德观.从长时段视野下看,理在君上观构成支撑明初以降士风趋向张扬的一种重要资源,导引并触动了以政治批评为核心之君臣冲突的发生.     

《明实录》中记载的“清议”评述

"清议"是我国封建时代在官员士大夫和上层民众中形成并具有广泛影响的坚守封建正统的伦理道德要求的舆论活动,对君主和国家治官而言是值得重视和依靠的力量,而明朝的"清议"在治官中所发挥的作用既明显又特别持久.本文通过对明实录人物资料集的集中整理分析,在学术界首次根据其取向全面介绍和简要评价了明朝"清议"的13种主要类型及其对于治官所发生的影响,生动地揭示了明朝能维持一个世纪官场的相对清明的重要背景.     

“罪己”并非悔过———由汉代诏令看“罪己诏”的界定

关于汉代罪己诏的含义,学界众说纷纭。对现存汉代罪己诏进行考察可知：其颁布与皇帝因自身过失而主动承认错误没有必然联系,它实质上是皇帝以罪己为由,通过宣扬浓厚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以塑造德行神圣的皇帝形象并维护皇权的产物。狭义的“罪己诏”以罪己作为诏令的核心内容;广义的“罪己诏”则只是使用了一些罪己套语,为诏令的官方表达提供了一种范式而已。从内容来看,罪己诏又可分为责任型罪己和悔过型罪己两种类型,前者的数量远大于后者。     

宋代君臣讲论《尚书》考

宋代士大夫坚持"示人主以轨范"的《尚书》观,推崇《尚书》的皇帝教育意义,并针对时弊援引、阐释《尚书》,提出皇帝治国理政必须秉持的原则和应当采取的措施,以经典和圣人的名义规范时君的行为.有些皇帝也认同"轨范"之说,或自觉而勤勉地听讲、阅读《尚书》,或借助《尚书》昭示效法圣王的决心.此外,《尚书》在宋代还被视作为臣的楷模.皇帝通过御赐、引释《尚书》等方式勉励大臣效法上古贤臣,积极劝谏、辅佐君主.皇帝和士大夫不断回溯《尚书》中唐虞三代的政治场景,由文本给予的共同回忆努力构建共同的价值,增进彼此认同,并支撑自身的合法性,共享经典文本的权威.     

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

随着时代变迁，宋朝社会隐现着激进思潮，君主神圣的观念有所减弱。历史营造出相对宽松的思想、政治环境，产生了与皇帝共天下的士大夫政治。广大士大夫为维护政治稳定和自身利益，比以往更多地体现出历史责任感和自尊。他们敢于激烈地抨击皇帝，公开抵制皇帝的不当旨令，利用神权和史官之权制约皇帝，并强化对皇帝的儒家思想教育。从而限制着皇权膨胀，并在许多情况下取得成功。宋代没有出现暴君，古代文化“造极”于宋代，这与士大夫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从《国语》所记“箴谏”活动看西周春秋的君臣关系

《国语》有大量内容记载臣子对君主的“箴谏”活动。这种箴谏活动,是以言说的形式对君主的某项政策或行为提出批评和规劝或分析和建议。在西周中后期和春秋前期的箴谏活动中,《诗》《书》和所谓的“先王之制”及“古语有之”等传统资料被用作论据,臣子据此要求君主遵守礼制,加强德行修养,以为民（贵族）服务,由此对君主权力形成了较为强势的限制和约束。而在有关春秋中后期的箴谏活动中,臣子更多的是通过对现实政治博弈的理性分析,晓以利害,提出建议,供君主选用,更多地表现了臣子对君主权力的辅佐和维护。从这些箴谏方式的悄然变化中,可以看出西周春秋政治所具有的等级贵族制的特点,也可以看出周天子权力的式微和诸侯权力的增强。     

宋代权相第一人(上)——君臣关系个案研究之五:丁谓论

选择丁谓作为研究对象,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不可忽视却又被一直忽视的反面人物,更因为其行为代表了有别于绝大多数传统士大夫的另一种类型.他与真宗之间的关系,也是另一种类型.丁谓是在士大夫官僚政治业已形成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士大夫.纵观其一生,可以说是以理财而显其能,以言"大计有余"而铸其奸,以擅权成其恶.前期的丁谓,与王钦若专事阿谀不同,尽管他也迎合皇帝,但主要是靠才能和苦干.让皇帝感到缺其不可,从而与皇帝建立了牢固的关系.后期的丁谓则是一朝权在手,"得志便猖狂",一改其过去谦恭的态度,不仅凌驾于朝臣之上,更凌驾于皇帝之上.皇帝完全成为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作为真宗朝的最后一个宰相和仁宗朝的第一个宰相,他的专横跋扈,开了后世权相之渐.而他所一手掀起的政争,则是开了宋代党争之滥觞.丁谓的政治行为本身,为我们观察士大夫政治下权相专权提供了一例早期的典型个案,而丁谓所开创的君臣关系也成为我们考察皇权演变的一个异例.丁谓的专权以及运用皇权于党争的事实,正可以使我们"窥一斑而见全豹".     

明代的遗诏

遗诏是帝制时代以大行皇帝名义向天下臣民发布的政治遗嘱,于随后国家政治及公共生活关系重大.明代遗诏为皇位交替之际最重要的正式文献,即使在已经立有储君的情况下,仍然是嗣君即位合法性的必要基础;由于遗诏由文臣起草,士大夫有可能借草拟遗诏之机,渗透自己政策更革主张,故遗诏颁行,通常带来一定政策调整,这反映出遗诏作为士大夫群体纠正皇帝弊政的潜在途径的意义;官私史书中常混淆遗言与遗诏,论者当加辨析;明代太后所发遗诏中,仅仁宗皇后张氏遗诏具有国政安排涵义,可资查见明代后妃预政现象之变迁;明代矫拟遗诏的说法甚多,然大致都难视为确然事实;明成祖遗诏仅传两句之事,可能掩盖重要史事.     

东汉后期士大夫社会拯救活动述论

东汉自和帝始,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腐败,社会危机严重,代表社会、象征国家的皇权被两派势力异化,士大夫集团的权力和利益被严重剥夺,统治岌岌可危.作为专制政权组织基础的士大夫对此忧心忡忡.为匡时救世,他们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拯救活动,大致可分为舆论层面政治批判和实践层面对弊政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纠治和打击活动.士大夫的社会拯救活动对改善黑暗政治和维系东汉的统治起到了一定作用.因缺乏对君主专制制度本质的认识,士大夫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很少触及深层政治结构.但其批判时弊精神使专制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保持一定的舆论开放和相对独立的批评、监督力量,降低了专制制度的封闭性和随意性.     

试论西部大开发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西部地区应从战略的全局高度充分认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重要意义 ,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着重解决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合理开发和节约自然资源、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工作等问题。这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 ,是面对现实与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帝王光环下的个人情怀——唐帝王诗研究

本文就唐帝王诗中抒发个人情怀的部分作品加以分析，从人生的感悟、爱情的炽热、友谊的真挚等三方面阐述了唐帝王在其诗作中体现的超然物外的洒脱、刻骨铭心的恋情、君臣之间的深情厚谊，展示了九五之尊的唐帝王少为人知的真情流露。     

论拜占廷帝国科穆宁制度的历史作用

科穆宁制度是1081年阿莱克修斯上台后建立的以皇帝为中心、以皇帝的家族为统治基础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确立了皇帝家族和军事贵族的统治地位,建立起庞大的皇帝家族对非皇帝家族的绝对优势,为科穆宁王朝前三位皇帝提供了坚实的统治支柱,使他们加强了中央集权,恢复并保持了对贵族、官僚政治、军队和君士坦丁堡民众的控制,最终遏制了11世纪以来十分严重的贵族叛乱和阴谋活动,为拜占廷帝国在1081—1180年出现的百年繁荣局面奠定了基础。     

明代皇后生存状态与后权的式微

明代皇后从初期独尊有为到末年贬抑无为,生存状态呈不断恶化趋势,主要与皇帝"废后"打压、宠妃恃宠挑衅有密切关系。究其深层原因,特殊选妃制度使后妃处于完全依附状态,后权缺乏制度保障,皇帝退回深宫导致后权急剧萎缩。这种状况产生深远影响,皇后对皇帝的规劝效能丧失,后权式微,进而恶化储君生存环境。     

明代皇后生存状态与后权的式微

明代皇后从初期独尊有为到末年贬抑无为，生存状态呈不断恶化趋势，主要与皇帝“废后”打压、宠妃恃宠挑衅有密切关系。究其深层原因，特殊选妃制度使后妃处于完全依附状态，后权缺乏制度保障，皇帝退回深官导致后权急剧萎缩。这种状况产生深远影响，皇后对皇帝的规劝效能丧失，后权式微，进而恶化储君生存环境。     

唐代的天文管理

唐代的天文管理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官方天文的管理,通过天文机构的改革和调整来完善天文观测与奏报制度,并试图建立一种旨在检验太史局(司天台)"观察天文"准确性和可靠程度的制约与监督机制,为保守天文秘密,唐对天文官员的职业素质做了特别规定;二是对于民间与天文有关的活动与事宜,唐王朝实行严格控制与禁止的政策,但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也有一定的弹性和灵活性。     

康乾盛世成因蠡析——兼论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

关于康乾盛世的出现,论者多强调是康、雍、乾三帝正确治国之策的作用,但实际上康乾盛世形成的原因有三:在明、清交替之际的长期动乱之后,人心思治是康乾盛世出现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历史为康雍乾盛世的出现准备好了必要的条件;康雍乾三代帝王正确的治国思想和方针政策是盛世出现的必要因素。康乾盛世的出现是明末清初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与康、雍、乾三帝实行的正确治国方策相结合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方志:为帝王而写和写帝王志传统的探讨

为有效地进行统治,不少中国帝王养成了阅读与利用方志的习惯。这种习惯有效地推动了中国方志史上两大传统的形成：其一,为帝王写志,庞大的方志写作群由此应运而生;其二,写帝王志现象的出现,并由此形成了写帝王方志的专门系列。中国帝王成了推动中国方志文体发展的最强大力量。     

论《史记》对汉初最高统治者的贬斥

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倾尽生命写就千古卓著《史记》，太史公秉笔直书的笔法、对历史人物饱满深厚的情感、“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以及“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修史目的导致了《史记》戏剧般跌宕起伏的命运。司马迁以敏锐、独到的历史眼光洞察到汉初社会潜在的重重危机，痛斥汉代最高统治者们的荒淫残暴、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相互残害和上流社会道德沦丧，尖锐批判的矛头甚至直指“今上”汉武帝。一部《史记》，颠覆的是王道，古今史家敢于这般直斥当朝天子者，仅司马迁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