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移植与宪政困境——以中国宪政百年为视角

分析了宪政产生于西方的原因及中国宪法移植的历史教训,进而指出中国在宪法制度创新的同时,应注重西方宪政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中国的宪政发展不在于宪法规范的修改,根本在于中国宪政精神的培育和宪政文化的陶冶;不在于人权原则的入宪,而在于社会生活中人权的切实保障。     

“宏大叙事”范式下的近代中国立宪

导致近代中国宪政运动走向失败的原因很多,究其根本,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对泊来宪政实施了重构。"宏大叙事"的文化范式乃是这种文化传统的表现之一。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始终追求集权的政治力量,而非分权。宪法沦为了推进集权的工具,而不能有效地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缺乏宪法保障。这就启示我们今后不能继续采取宏大叙事的方式来研究宪法和宪政,不能将宪法和政治混为一体,而应当借鉴理性的"微观论证"的文化范式,更多的重视制度规则设计,着重于加强限制权力和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性建设。     

近代中国宪政建设制约因素的法律文化分析

近代中国曾开展过多次宪政运动,制定过众多宪法或宪法性文件,进行过多种宪政模式的探索和建设,但最后都失败了.从法律文化方面来看,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人治"传统的根深蒂固而"法治"观念的淡薄是观念因素;"民智未开"、"保姆训政"等理论、主张的影响是思想因素;以军权统治为形式的独裁统治是政治因素;宪政模式的频繁更替和脱离实际的选择是体制因素.总结和分析这些制约因素,既有一定现实意义,也有许多重要启示.     

当代中国宪政文化的建构

宪法与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宪政制度的建立离不开宪政文化。处于一个特定文化传统的我们,在接受来自西方的宪政理念时,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契合点,使其能够更好地融合,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我们应该在公民中间传播宪政观念,进行普遍的宪政教育,同时,加强宪政制度的建设,以制度来推动和促进宪法文化的建构。设计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宪政文化道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政文化。     

浅论中西方宪政语境差异

近年来,对于宪法和宪政的研究已经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完善宪法、建立宪政也是我国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然而,目前我们的宪政研究几乎都以西方宪政为样本,而对于中国宪政发展的本土环境研究却相对缺乏.这就使得西方先进的宪政理念和完善的宪政模式始终无法在中国"嫁接".所以我们应该对中国宪政的发展历程、中国的宪政环境和中国宪政的本土资源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即寻找中国的宪政语境.     

论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历史症结

在建设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宪政模式之际,回顾并总结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历史,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历史症结在于“宪政亏空”,核心在于经济与文化基础的双重缺失。在经济发展尚未到位、文化尚未跟进的情况下,一方面,作为一种变法图强的工具,宪政制度硬性移植到中国政治生活中来;另一方面,宪法理论、宪法的制定与运行同作为公民的个人生活关联性不强,宪政运动始终没有形成一种文化上的整体自觉,同时内忧外患的历史环境也打断了中国宪政自然演进的历史逻辑。     

明清晋商兴衰的宪法学思考

文章以宪法产生的三个条件为切入点，分析晋商发展与宪政进程的相互关系。晋商经济的封建性质、封建统治的社会现实及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礼法”文化对晋商的巨大影响，使晋商无法超越社会现实积极推进当时的宪政运动。对于晋商进行宪法学思考的重要意义在于揭示中国宪政进步需要打破传统经济、政治和思想的禁锢。     

立宪君主制与《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的选择

英国的立宪君主制是最为典型的,其建立与发展对近代中国宪政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清末各种立宪思潮风起云涌,在资产阶级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双重压力下,清廷以英国议会君主制政体为模式制定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信条》。这是中国第一个议会君主制宪法文件,是中国宪政发展的巨大进步。但其还没来得及实施清朝就灭亡了。《十九信条》命运的背后是中国几千年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对西方宪政文化的排斥。     

经验主义与建构主义——宪政实现的基本范式

经验主义与建构主义反映了人类宪政发展历程中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体系.经验主义强调宪政秩序的自我生成性,而建构主义则认为宪政秩序是人类理性设计和精心选择的结果.对于中国宪政建设而言,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秩序缺少生成现代民主宪政的土壤,建构主义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经验性知识,宪政只有建立在不断的实践基础上,并依赖于厚实的宪政文化和法治传统,才具有可靠性.     

论中国的宪法、宪政与建构和谐社会的基础

中国宪法、宪政是建构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政治法律资源和深层次的基础结构及基本架构。中国宪法构成了建构和谐社会的价值观基础。中国宪政构成了建构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应当大力提高和增强全社会的宪法、宪政、宪治观念,为建构和谐社会打下深厚的宪政、法治思想的基础。     

卷首语

英国的立宪君主制是最为典型的,其建立与发展对近代中国宪政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清末各种立宪思潮风起云涌,在资产阶级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双重压力下,清廷以英国议会君主制政体为模式制定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信条》。这是中国第一个议会君主制宪法文件,是中国宪政发展的巨大进步。但其还没来得及实施清朝就灭亡了。《十九信条》命运的背后是中国几千年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对西方宪政文化的排斥。     

宪政文化创新论

宪政文化的创新,首先是立法文化与宪法文化的创新.宪政是动态的运行中的宪法,是一个极具人文气息的概念,但二者还是存有根本性的区别.宪政创新的主要内涵是指依照宪法规定所产生政治制度的创新,是宪法规范与实施宪法相结合产物的创新.宪政文化以宪法文化的发育、培植、养成为前提,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心理与一国的国情,体现了权利→←权力结构与制约宪政精神之碧华.     

中国传统法文化对宪政建设的影响

宪政观念根植于西方法文化土壤,而非我国传统法文化所固有,中国传统法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法文化.宪政建设的成败与一国传统法文化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法文化对宪政建设具有全面的影响,两者既有相互抵触的方面,也有相互关联的方面.要建设一个宪政中国,就必须对传统法文化进行改造.     

税收宪政法律文化的中外比较

税收宪政是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结合,是税收领域中的宪政安排,是纳税人税权与国家税权运行与平衡的准则.税收契约文化奠定了西方宪政理论基础,我国由于传统文化与宪政文化相冲突,税收宪政理论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本文以税收宪政法律文化为切入点予以中西方比较考察,试图得到一些有关税收宪政建设的有益启示.     

论传统法律文化对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抵抗

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失败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传统法律文化的负面影响是近代中国宪政建设失败的重要原因。在现代中国宪政建设过程中,应引进西方的自然法和控权论思想来改造传统的法律文化。     

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的新模式

辛亥革命具有政治发展的特征,它是传统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方式.辛亥革命造就了中华民国,从此,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国会、宪法和总统等西方的新制度文明,而倒下的是东方的帝王专制.辛亥革命开创了中国"宪政之治"的新传统,终结了传统中国"朝代国家"的形态.辛亥革命带来了中国政治的新发展,彻底变革了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增强了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呈现了政治发展的新模式.政治权威的合理化、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化是其鲜明表征.     

论我国宪法中人权条款的直接效力

宪法人权条款具有直接效力是当代世界宪政运动的一个趋势,亦是宪法自身的要求.承认人权条款的直接效力是中国宪政运动的当务之急.本文认为宪法的法律性应予重申,且法院的使命在于实施宪法;由于宪法人权条款的"具体化"中存有诸多疑问,故应使宪法人权条款具有直接效力;赋予法院解释宪法的权力是人权条款发挥直接效力的必然要求.     

论英美宪政与法治传统

法治是宪政的保障,是民主的基石,英美两国稳定和繁荣的根本保证就在于有着良好的法律制度和悠久的法治传统。英国宪法和美国1787年宪法都是在普通法传统中形成的,普通法构成了英美宪政架构中的一个根本性因素。悠久的法治传统,培育了英美宪法并营造了宪法实施的历史文化基础。     

《魏玛宪法》溯源

关于《魏玛宪法》的来源,学术界存在争议。有的学者强调德国文化和传统的作用,有的学者则强调外来因素的作用等。探讨《魏玛宪法》的渊源,应该结合魏玛共和国和《魏玛宪法》产生的背景,《魏玛宪法》实际上是德意志传统、文化与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和宪政实践共同作用的产物。     

中西宗教伦理的宪政意义

对于中西宪政的不同命运,宗教或类似宗教的文化传统扮演了一个不可小觑的角色.基督教的超验之神、有限理性、对人性的双重预设与儒教的天人合一、理性自负、等级人性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儒教的上述传统,窒息了宪法至上、有限政府、人权保障、民主等宪政要素的生长.然而,近代中国一直存在着强劲的"尊儒"意识和波澜壮阔的"排教反教"运动,在民族主义胜利的同时,宪政是否失去了有利的文化环境,这个问题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