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诉讼解决机制是以启动国家的司法资源,并以人民法院裁判的方式解决各种民事纠纷.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也随之发生,并且呈现出群体性、突发性等新的特点.新时期具有新特点的社会矛盾,不能再仅仅依靠有限的诉讼司法资源解决.反思我国传统民事纠纷的解决机制,要想保障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成功,我们就要更新诉讼理念,摒弃"诉讼万能"的错误观点,建立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充分利用和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健全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制度.这既是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也是对公民基本权利多途径、多层次的保障.坚持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已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必然选择.     

中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成就与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纠纷数量的急剧增长激发了中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快速发展.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中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取得很大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包括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体系的初步形成、诉讼机制的快速发展、综合性行政处置机制的形成、大调解机制的建构、信访制度的完善等.然而,中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在机制建设上也还有很多不足之处.这些不足包括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有待提高、公法纠纷解决机制不健全、民间性纠纷解决机制受到压制、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不协调、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异化等.上述问题表明,中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展之路还很漫长,法学界应该进一步加强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为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体系的构建出谋划策,提供行之有效的思想引领和对策支持.     

转型期乡镇调处矛盾纠纷的制约与突破

乡镇政府处于国家政权的最基层,其向上承载着庞大的国家机构体系,向下则连接着九亿之众的广大农村社会.乡镇在客观上担负着调处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职能,它以独特的方式调处、化解形形色色的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形成一套颇具特色的乡镇纠纷解决机制,对农村社会的稳定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乡镇却面临着社会与自身的双重转型,并深深地陷入转型期的不适与痛楚之中,这种境况严重制约了乡镇调处农村社会矛盾纠纷职能的发挥.因此,乡镇需要通过制度与机制的创新,从而获得与其职能相匹配的调处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和手段.     

主体性重建与现代社会纠纷解决方式的转向

在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也被贯彻到纠纷解决机制之中.在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人本主义理念的共同作用下,现代司法形成了其特有的运作逻辑,由于它过分强调形式化的理性和既有秩序的恢复,因而造成了“滥讼”、“未来指向性”缺失等问题.在主体性重建过程中,现代司法模式发生了变革,建构了一套以合意为核心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该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补正了由此给社会带来的负面效果.     

中国诉讼分流的数据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诉讼数量迅速增长，但1997年以后诉讼增长率明显降低。对于在社会转型期诉讼增长率不升反降的原因，可以通过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司法政策和法院公信力三个方面来分析纠纷的走向。关于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年均增长率、相关系数和比重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国诉讼增长率的下降也伴随着人民调解和经济仲裁作用的下降，但行政解决机制的增强、不受理的司法政策、诉讼费用改革以及针对司法腐败的一系列制度性建设，遏制了诉讼量的快速增长。     

关于建立和完善行政调解制度的对策思考

行政调解作为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制度内容之一,其规范有序的运作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由于传统权力行政的深度影响,我国的行政调解制度建设很不完善.应当通过加强立法、适当扩大行政调解范围、整合行政调解组织、完善行政调解程序和明确行政调解效力等环节,构建规范的行政调解制度,发挥该制度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功能与现状

从广义上理解,乡村司法应当包括农村基层法庭的司法和基层派出所、司法所和其他站所的准司法以及乡镇政府、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准司法.中国乡村司法具有独特的功能,它糅合了基层司法职能和部分行政职能,还兼具纠纷解决职能与法律服务职能.从农村社会的“结构混乱”状况、纠纷解决充斥着“力”的因素、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弱化等现实来看,当前中国乡村有着很高的司法需求.各种司法或准司法机构在乡村司法体系中虽然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组织体系和治权不断弱化、缺乏解纷的制度性动力、脱离实际的程序化倾向、过于强调社会稳定等等.对此,需要从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角度和满足秩序需求的法治角度对乡村司法机制加以完善.     

基层新型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及其解决路径——以广东省惠阳区为例

社会转型的加快,使基层社会矛盾呈现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土地承包纠纷居高不下、土地征用纠纷反复、劳资纠纷动辄引发群体性事件、环境污染、物业管理引起的纠纷增多。为了有效预防、成功调处和防止激化矛盾纠纷,要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从黉l头上预防矛盾纠纷的发生,要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合理调整利益分配,夯实社会稳定基础,要加大法制宣传力度,加强诚信建设,提高全体公民的素质。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借鉴与融合——以纽约和上海为例的相关法文化法社会学思考

源自美国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有其特定的含义、特征与功能,ADR的世界性潮流以其倡导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主和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理念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和思路.同时,作为人类社会共同财富和永恒文化资源的调解是当代ADR中最重要的形式,构成了ADR的核心;而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调解传统,则渗透着中华文化和谐理念的精华.以纽约和上海两个大都市的实践素材为例,将美国的"ADR文化"与中国的"调解文化"做相关的法文化法社会学思考获得的重要启示则是,应当充分重视这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借鉴与融合,以共同致力于形成足以适应构建现代和谐社会需要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和新型的法治文化.     

非诉讼纠纷和谐社会中的解决机制

和谐社会并非一个没有任何矛盾和纠纷的社会,而诉讼只是解决纠纷中的一种而不是唯一的方式。在当代,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以其独特的优势迅速成长起来,使得整体纠纷解决机制趋于更加合理与完善,有力的促进了和谐社会的建设。通过对ADR的比较分析并立足于我国国情,论述了ADR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价值,指出我国现行机制的不足并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论信访的制度定位--从纠纷解决机制系统化角度的思考

不同种类和形式的纠纷需要不同的解决机制,各种解决机制应当协调、配合、优化,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从纠纷解决机制系统化角度分析,新时期信访工作需要从目的、对象、性质和处理方式等角度加以定位.借鉴国外的申诉专员制度,我国信访工作有可能成为一项维护公民权利、救济不当行政的制度.     

和谐社会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和谐社会必然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无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有多少种方式,所有的纠纷解决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目标,那就是维护公正,恢复秩序.多元化机制可以实现各种不同救济模式之问的良性互补,成为激发某一种模式提高自身纠纷解决效率、效果的内在动力,从而能在整体上提高争议解决的质量,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小额纠纷诉讼救济机制研究——基于对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考量

小额纠纷获得诉讼救济是本质使然。然而,民众即使青睐于诉讼机制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也由于成本与效率的顾虑,而在小额纠纷发生后选择放弃救济或观望。但小额纠纷是客观存在的。面对现实,立法者的应对只能是架构一个更简易的程序,小额诉讼程序也就应运而生。尽管如此,小额诉讼程序也只是解决小额纠纷的一种选择,优势与缺憾并存,不应过分夸大它的价值让其承受不能承受之重。其实,从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小额纠纷的救济途径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代表人诉讼、公益诉讼、简易程序、法院调解、督促程序都可以为小额纠纷的化解提供程序保障。只是有些程序设计存有障碍,应予修正,或搭建一个新的救济平台——集团诉讼,进一步扩充小额纠纷的诉讼救济机制。     

关于家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

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纠纷,其存在的意义在于能够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当前,我国已经进入高风险的时期,社会利益和冲突的多元化、社会主体关系的多元化、价值观与文化传统的多元化必然要求纠纷解决手段的多样化.因此,加快构建多元化家事纠纷解决机制,为社会主体和纠纷当事人提供符合他们利益和偏好、可选择的纠纷解决途径,既有利于缓解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压力,也有利于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司法和谐"理念强调了对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家事案件的处理要注意充分运用调解机制,发挥人民调解、仲裁调解、行政部门调解等矛盾调处机制的作用,扩大了家事矛盾非诉讼机制的适用范围,从而真正探寻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解决问题路径.     

培养面向东盟诉讼解决机制的法律人才研究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快速发展,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经贸争端.对于这些争端,中国和东盟各国已构建了一套多途径争端解决机制,包括调解、仲裁、诉讼等.但是从经贸争端解决的实践来看,诉讼方式仍然没有被大多数当事人采用,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涉东盟纠纷诉讼解决法律人才方面的严重短缺.目前,中国涉东盟诉讼纠纷解决的法律人才培养存在着高校的法学教育落后、在职培训不足的困境.要采取改变中国高校的法学教育培养方案,明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复合型人才,合理设置教学课程和编制教材,提升高校教师团队水平,加强在职法律人才的培训等方式来突破中国涉东盟诉讼纠纷解决的法律人才培养困境.     

村委会选举中选民资格纠纷解决之现行机制剖析

现行法律对村委会选举中选民资格纠纷案件的解决尚缺乏明确的法律途径,实践中可资利用的纠纷解决机制大致有人民调解、行政救济、权力机关救济及司法救济几种。实际上,这几种纠纷解决途径均存有制度困境和运行障碍,并不能契合村民自治制度本质属性,均非有效、理性的针对村委会选举中选民资格纠纷案件的解决机制。清醒剖析现行纠纷解决机制之制度困境和运行障碍是实现制度创新的急切诉求。     

中国涉东盟商贸纠纷解决的理念与路径

产生中国涉东盟商贸纠纷的原因有多种。对中国涉东盟商贸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必须秉承协商解决、高效解决、多手段解决、灵活性解决及政府积极主动解决等理念。构建中国涉东盟商贸纠纷解决机制的当务之急是完善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的中国—东盟商贸纠纷解决机制及其配套措施,致力于构建一体化的中国—东盟商贸纠纷解决机制。     

调解型与裁判型程序差别之审视——以民事诉讼目的为分析视角

目前有关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成为了民事诉讼中的热点问题之一,中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主要包括和解、调解、仲裁、诉讼。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建立和完善调解型程序、裁判型程序有着突出的地位,二者是社会纠纷解决最主要的两种程序,二者在成本、效益、效果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从民事诉讼目的理论出发,通过分析其间的各自优势,提出了在完善诉讼制度的同时着重加快调解型程序的制度改革的建议,其对于推进中国现阶段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权力作用下中国城市居民的纠纷卷入与应对

社会纠纷始终是社会学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在现有关于社会纠纷的研究基础上,以权力为核心概念,从地位结构观和网络结构观两种理论视角出发,试图提出“权力的强制性及传导机制” 这一理论框架,分析当前中国城市中,个体自身拥有的权力和个体社会网络中的权力对居民的纠纷卷入及其应对行为所产生的影响。CGSS2006的数据结果表明,第一,无论是个体自身的权力还是个体社会网络中的权力,都有助于居民规避社会纠纷;第二,无论是个体自身的权力还是来自其社会网络中的权力,居民占有的权力资源越多,就越可能使用正式渠道来应对纠纷。     

WTO争端解决机制与ISDS机制功效衔接的路径与方法

现代国际法的碎片化发展加剧了“意大利面碗效应”，因同一事实引发的争端在不同条约体制内诉诸救济已屡见不鲜，不可避免地带来国际争端解决机构间的管辖权重叠甚至冲突。其中，先后或同时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和国际投资仲裁庭进行的国际经贸纠纷解决属于比较特殊的一类，既判力、未决原则、体系解释等传统司法体系协调方法难以适用。本文认为可以借助“礼让原则”或引入“衔接条款”理顺争端解决程序运行逻辑，以便穿透两大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相互竞争的表象，利用两者功效衔接来加速破解WTO上诉机构僵局，也可以引导投资者和东道国将两大争端解决机制视为互补性工具，从两者区别与联系中选择诉讼或应诉策略，从而进一步放大WTO争端解决机制和ISDS机制的互补优势，提升国际法治的确定性和效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