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农民战争的平等、神权、皇权思想——与刘其发同志商榷

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有没有思想武器?有什么样的思想武器?是史学界有争论的问题。刘其发同志发表于《江汉论坛》一九七九年第二期的《试论农民战争的思想武器》一文,就农民战争的平等思想、宗教与皇权主义作了偏重理论的阐发,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我们基本同意刘文关于农民战争具有平等思想的论点。不过对平等口号的年限、农民战争中宗教与皇权主义性质的记述,尚有不同看法,现提出商讨。     

关于封建社会农民阶级的皇权主义问题

<正> 封建社会农民阶级是否皇权主义者的问题,是农民战争史研究中至今悬而未决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本文仅就经典作家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和中外各国的历史实际以及农民阶级皇权主义的产生根源诸问题,谈一点看法,请同志们指正。一、封建社会农民阶级“是皇权主义者”,是经典作家的结论,也是中外各国的历史实际封建社会农民阶级“是皇权主义者”,是经典作家的结论。除了马克思说过法国“农民曾经是波拿巴主义者”;斯大林说过俄国农民“都是皇权主义者:他们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的话以外,恩格斯在驳斥特卡乔夫关于俄国农民是所谓“本能的革命者”等谬论时     

朱元璋是如何爬上皇帝宝座的——兼论皇权主义思想对农民革命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曾爆发过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洪秀全领导的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都先后失败了。农民出身的唯独秦末的刘邦和元末的朱元璋把农民反封建压迫的斗争,纳入自己打天下当皇帝的轨道,最后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新的封建王朝。他们本人虽然当上了至尊至贵的皇帝,但农民要求解除封建压迫剥削的愿望却没有达到,从这一点上讲,这两次起义也算失败了。本文试图分析朱元璋是怎样从一个农民出身的将领最后爬上封建皇帝宝座的,同时想论及一下皇权主义思想对衣民战争的影响。朱元璋出身于一个极贫极苦的农民家庭,这点是没有疑义的。他种过田,当过和尚,曾长期过着流浪的生活,后来投奔郭子兴,参加反元斗争,从此发迹,利用农民的力量,     

论北魏宗室阶层对政局的影响

北魏宗室阶层专指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的全体后裔,身为天潢贵胄,他们是北魏政权的坚强柱石和统治集团的核心力量。宗室是皇权主义的附庸,其对政局的影响取决于二者的具体关系。北魏前期,宗室残存"直勤"对等的君位继承资格,对皇权构成严重威胁,皇帝对宗室,特别是皇子皇孙,保持既任用又防范的矛盾心态。孝文帝改革宗室家族制度,根据服纪远近配署统治权益,势力膨胀的有服宗亲成为皇权的牢固支撑。宣武帝反其道而行,利用出服疏宗制衡近属。孝明帝兼用近属与疏族,却无法调解双方的纠葛,激烈纷争导致帝国的崩溃。宗室徘徊于亲族与权力之间,是王朝政治生态的特殊产物。     

军机处与清朝的封建专制制度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它集二千多年来封建统治之大成,专制制度达到了高峰,雍正中期设置的军机处便是重要的标志。封建专制主义的核心是皇权至高无上,军机处就是秉承皇帝旨意经办重大军政事务的最高中枢机构。本文试图分析军机处与封建专制制度的关系,从而对清朝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作些初步探讨。     

试论窦建德的皇权崇拜

建国以来,史学界对皇权主义给予农民起义的所谓积极作用,议论颇多。但是,检验历史科学的唯一标准,应是历史实际。事实上,当农民起义军打起皇权主义这面旗帜时,他们岂能料到,这面旗帜上竟分明地绣着两个触目惊心的黑字——失败。 中国自周秦以来,封建统治阶级大肆鼓吹“天命论”、“君权神授”、“真命天子”,极力地神化封建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皇帝。还拚命地宣扬“三纲”、“五常”等一整套封建纲纪、理论道德,以维护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政治     

前朝柱石与新朝暗礁:南朝的顾命大臣探析

在整个东晋南朝时期,南方政权一直延续着设立顾命大臣的举动,所挑选的均为当朝重臣,用以辅助新君。皇帝临终此举,却给新帝登基后造成了极大隐患。这些先帝朝的股肱大臣,在新朝时却几乎都站在了皇帝的对立面,限制乃至威胁皇权的行使,由此引起的君臣冲突直接影响了政权的稳定,使新帝的朝政危机重重,甚至导致皇帝的退位乃至身死。顾命大臣成为南朝政治中最不安定的因素,南朝皇帝频繁更替、建康政权的风云突变,都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谈太平天国天京政权

太平天国战争是中国农民战争的高峰,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时期的第一次革命高潮。因此,如果把天京政权同当时的清朝反动政权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联系起来予以全面考察,而不单纯从农民战争本身的角度,把它与历代农民战争中建立的政权等同起来,可能会对天京政权的性质和失败做出更为充分的回答,并对农民战争能否建立政权及其性质的讨论提供一点补充意见。     

“大顺农民革命政权”质疑——与顾诚同志商榷

<正> 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中所建政权的性质问题,是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项公案。顾诚同志在《论大顺农民革命政权》(《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一辑。引文不注出处者皆见此文)一文中说:“有的同志却根本否定历史上曾经有过农民政权,认为农民战争中建立的政权     

论农民战争领袖及其政权蜕变的根源

在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中,对农民战争领袖及其政权的蜕变问题,是认识上分歧的问题之一。例如对朱元璋及其政权的蜕变,有的同志认为是由于农民阶级的本质决定的;有的同志认为是地主阶级“内里蛀空”政策的产物,根子在地主阶级身上。对于农民领袖在蜕变过程中个人负有什么责任的问题,也有不同的意见。本文拟就农民战争领袖及其政权蜕变的根源略抒管见,就教于史学界同志。     

论农民战争的思想武器

农民战争的思想武器问题,是农民战争史研究中争论的焦点之一。论者甚多。本文也试图谈些粗浅意见,藉供专家参考。如何分析农民阶级的平均主义、平等思想     

论两汉时期家庭关系立法的基本精神

两汉时期立法在经过汉初以法家为核心价值的阶段之后,逐步走向儒法结合,在维护皇权、政权,维护等级制度等方面都有具体的表现.由于个体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两汉法律在维护皇权的权威、维护政权稳定并以此为目的的同时,极力维护以家庭内部等级秩序为前提的家庭稳定,以强制性的立法维护儒家理想的家庭形态和基本关系原则.     

揭露封建专制主义的艺术画卷——读长篇小说《李自成》札记

作为一部农民战争的史诗,姚雪垠同志的长篇小说《李自成》不仅对农民起义军作了多侧面的描绘,而且还塑造了皇帝、皇后、贵妃、藩王、太监、大臣、将领,以至地方官、狱吏等一整批封建统治者的形象,让我们从上到下,从内到外,浏览了封建政权机器的各个部件。在封建统治者群中,姚雪垠又以最大的气力、最铺张的篇幅塑造了崇祯这一封建帝王的艺术典型。以崇祯为中心,作品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关于封建专制主义的君主集权制度的长卷轴画面。     

试论洪秀全的皇权主义思想

惊天动地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给历史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的领袖洪秀全,也给后人留下深刻的记忆。一个遍通农民家庭出身的乡村知识分子,居然发动起千百万农民进行轰轰烈烈的反清斗争,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雄踞东南半壁达十四年之久,可谓历史奇迹。但它终于失败了:这是为什么?我以为,太平天国的兴亡,除了当时的历史和现实所提供与确定的其他条件之外,还与洪秀全的皇权主义思想有关。     

军事权威主义与辛亥以后的秩序重建

军事权威主义与辛亥以后的秩序重建□熊志勇１９１１年清王朝的崩溃，结束了历时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秩序，从社会政治学的观点看问题，辛亥年间所发生的这场革命，不只是打倒了一个清朝皇帝，也“不只是传统朝代循环中一个段落的终结，而是与伟大而古老的过去一次意义...     

试论明清时期的监察制度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末期,集各种权利于一身的皇帝,在总结汉唐以来统治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致力于皇权的加强和巩固。为了皇位的稳定,明清统治者对监察制度特别重视,在沿袭元代制度的前提下,对监察制度和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和改革,使其在巩固皇权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由于御史的权力过大,地位过高,造成意气用事,争权夺力,互相牵制。到了明清后期,这种弊端日益严重,使监察机构无法起到维护皇权和澄清吏治的作用。     

金朝近侍预政探微

金朝近侍预政,收集信息,传达旨令,承担皇帝直接安排的任务。金朝宰执与近侍存在既交结又争斗的关系,二者权力此消彼长。金朝皇帝与近侍保持紧密联系,近侍权力的扩张与皇帝支密不可分,是皇权加强的一种表现形式。近侍预政,与皇帝的信任和利用有直接的关系。近侍预政加深,说明贵族政治回归,种族统治至上,皇权逐渐加强。这是金朝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     

帝王供奉舍利对国家安全稳定的影响——以皇权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渗入了神权因素的皇权成为古代社会至高无上的象征.在此种情形下封建王朝的许多帝王都曾对舍利顶礼膜拜,帝王的这种个人信仰信奉如何能与皇权的至高无上并行不悖,是否会对王朝的国家安全产生影响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试图以皇权为中心,分析皇帝对舍利的崇奉是否会动摇皇权的地位,以致对国家的稳定与安全产生影响.     

论隋唐皇权

皇权是君主专制政体的核心。本文以隋唐时期的皇权为研究对象 ,较为全面地考察了隋唐时期皇权运作的的一般形态 ,对临朝听政、批答奏章、出巡等皇权运作方式进行了考论 ,对皇权的继承制度、后宫制度及宫室、陵寝制度等 ,也结合皇权相关的内容进行了叙述 ;对于皇权的限制问题 ,从国家体制的需要与皇帝所关注的“后事”等角度进行了论述 ,认为对皇权的限制 ,是以维护皇权的尊严与地位为前提 ,以保障皇权的有效行使为旨归 ,从而对学界以往持论诸端的有关问题发表了作者个人的看法。     

论封建特权主义与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与董楚平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1981年第1期登载了董楚平同志的《论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与封建特权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实际是他《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的“姊妹篇”。两篇文章,一个宗旨,都把平均主义置于“罪徒”的地位,棰楚挞伐,责难有加。但是,旧式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的革命作用,决不是黑墨所能涂盖得了的;功过是非,也不是无法澄清的。本文仅就平均主义与封建特权主义问题与董文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