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女作家对两性关系的审视

"五四"女作家以其独特的女性情怀表现了启蒙时期女性走出父权阴影、追求自由恋爱的自觉意识,并将它提升到实现人的价值的高度.她们写出了走出父亲家门的女性面对异性时的恐慌和焦虑,以及走进丈夫家门后对家庭的失望.这些作家揭开传统婚姻、家庭的面纱,重新审视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探索女性走出生存困境的道路.不过,她们在两性关系的思考中多流于简单化和幼稚化.     

贞节樊篱下的变异——五四时期女作家文本中的"女性同性恋"现象

本文以传统的贞节观念为基础,从女性生存的外在环境与她们的内心世界两方面,分析了五四时期"女性同性恋"产生的原因,从而进一步呈现中国现代女作家文本中的"女性同性恋"现象.     

“五四”以来文学作品中新女性形象的变化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浪潮蓬勃发展起来的。这把解放运动的火焰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燃烧到21世纪的今天,反映到文学创作上即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新女性形象,如"五四"时期的"出走"形象、战争时期的女革命英雄形象、建国后的"铁姑娘"形象及改革开放后的事业型女性。对这些发展变化的新女性形象的研究,可以窥探出近代以来中国妇女的解放之路,也希望能借古观今,为当代女性的人格培养提供一些借鉴。     

庐隐与苏雪林——两位秉性迥异的“五四人”

庐隐与苏雪林都是五四以后出现的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她们都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并觉醒了的女性。她们都以"五四人"自许。但这两位同样出生在封建家庭、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作家,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秉性:庐隐是一个反封建的人,苏雪林是一个反"反封建"的人。她们表现出不同的婚姻观和创作观。     

五四时期女性写作的生命价值追求

五四时期,女性文学生命意识的萌生和觉醒使得她们开始了对"人生究竟是什么"的追问,无论庐隐们的"哲学病",还是冯沅君们的"不自由宁可死"的抗争都是五四女作家对人生真实的体验,第一次全面展示了现代女性初步走出男性藩篱时的独特心声,尽管在此过程她们历尽艰辛,但是她们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寻求自由和解放的生命之路。     

“自由”、“平等”的呼唤——“五四”时代女作家创作论

妇女解放是"五四 "时期民主知识分子备加关注的一个问题.伴随着"人"的意识的觉醒,追求人格独立、个性自由、婚恋自主已成为"五四"时代广大知识女性的自觉要求,"五四"时代女作家本身就是这样一些知识女性.文章从分析她们的作品入手,论述了女性自身对"自由"平等"的不懈探寻.     

革命的现代“性”——1930年前后左翼文学理论中的爱欲主题

"五四"时期在"自由恋爱"口号下的性解放到了革命文学年代,被延伸至唯物史观的历史框架内.对1930年前后的左翼文学批评界而言,后"五四"时代的新问题,是资本主义都市里一样得不到解放的爱欲是现代人苦闷的象征,"爱欲"的张扬因而成为一种进步的,既反封建又反资本主义的革命的现代性道德,"爱欲"的解放才是人类真正解放的标志,实现的方法就是构建一个无产阶级现代"性",它是唯物的,从而超越了"五四"的浪漫彷徨;是健康有力的,从而超越了资本主义的颓废虚耗."爱欲"不是与革命对立的因而需要被规训的激情,而是被视为一种革命之"力".     

走不出的"塔"--论"五四"女性书写中的女性意识

"五四"的女性书写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体现了具有人之主体精神的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但由于"五四"社会改革运动的本质和趋向,女作家们的写作文本存在着明显的女性意识缺失一是传统男权意识的潜意识流露;二是女性对自我角色的放弃.内在匮乏与历史沉默使她们仍然禁锢在千年男权构筑的"幽灵塔"中,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自己性别的书写.     

不同的遭际，相同的人生——试析子君、莎菲、陈白露等新女性的悲剧人生

中国现代文学家对妇女命运的关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就已经开始了,创造出子君、莎菲、陈白露等一系列生动鲜活的女性形象,她们的觉醒和抗争,表达了女性们要求个性解放的真切呼声。然而,她们无一例外的悲剧结局,循环重复着"堕落"或者"回来"的生命程式,不能不引起我们对新女性个性解放道路的思索。笔者拟从子君、莎菲、陈白露这三位女性的人生悲剧入手,通过分析她们的个性特征和生活背景,总结其共性,从而探索中国现代妇女解放的历程。     

冯铿寻求女性解放道路的心路历程

潮籍革命女作家冯铿的创作始终贯穿着一条关注女性命运、寻求女性解放道路的主线。冯铿的作品序列展示了她寻求女性解放道路的心路历程,从早期强烈呼吁社会为正在遭受苦难的女性"快谋救护的法子",到批判像"一团肉"似的所谓的"时代女性",指明女性"最后的出路"是参加革命,认为真正的新女性是"把自己是女人这一回事忘掉干净"的革命女性。     

凌叔华对婚姻与女性解放的拷问

婚姻到底给女性带来了什么？女性解放的出路在哪里？凌叔华的作品通过塑造一系列女性形象,展现了五四时期女性的生存现状。不论是传统豪门巨族中的女性婚姻,还是为寻求个性解放,努力实现婚姻自主的现代女性婚姻,都呈现出悲剧状态。在凌叔华看来,在社会的整体解放没有实现的大环境下,单纯的女性解放,只能是空想。只有摧毁腐朽的婚姻制度,提升女性主体意识,才能冲破限制女性发展的婚姻枷锁。     

未完成的批判──五四女性写作特点新探

对五四文作家文不分析发现，五四女性写作始于对母亲的赞美，但是母亲的神圣光环使女作家难以完全走出传统父权制文化定义的阴影。这主要表现在两种女性形象塑造中：一是彷徨的新女性形象，二是家庭中的“天使形象。这也成为五四女性写作的另一个为人所忽略而又非常重要的特点。     

罗蕙锡与凌淑华小说的女性意识比较研究

罗蕙锡和凌淑华分别是20世纪20年代韩中两国颇具影响力的女作家及画家.她们通过小说表现了对封建思想和男权社会制度的批判,对自由恋爱和婚姻自主的追求,对女性独立的自我意识等共同的女性意识.但罗蕙锡着重从启蒙性质的女性主义立场出发暴露女性受到的社会压迫,而凌淑华则从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出发,揭示了男权社会制度下资产阶级女性生活以及她们的病态和渴求.在创作手法上,她们分别以中国传统绘画的余白之美和写意手法及西方绘画中的光线和色彩搭配描绘环境和背景,使作品审美价值倍增.     

发现与逃离:“娜拉现象”之女性意识透析

“娜拉现象”作为二、三十年代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试图构建一个觉醒的女性群体,并有意强化其女性意识,它揭示了现代新女性在发现人的存在与价值并逃离传统的同时,也逃离了女性意识的真正自觉。其女性意识是追求个性解放与自由的“五四”时代精神在女性领域的具体体现,表达了对旧道德秩序的强烈批判和对新道德观念的热切呼唤,而并未达到当代女性文学女性主体自我确认的高度。     

冯铿《最后的出路》中觉醒的女性

左联烈士、潮籍女作家冯铿的创作始终关注女性命运,探索女性解放的道路。《最后的出路》是一篇以女性意识觉醒为题材和线索的小说,揭示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及种种社会问题,塑造了觉醒的新女性郑若莲,指出女性最后的出路是走上革命,表现出鲜明的现代女性意识。     

简论“五四”女作家小说的叙事特征

“五四”女作家的小说叙事具有独特的“自足性”.她们以作家主体为话语中心,以个体的感知替所有角色代言,小说中各种叙事技巧的使用皆为达到个体言说的快感.从叙事视角看,作者、叙述者、被叙述者的身份不断出现重叠、错位和流动.从叙事结构的安排来看,作者惯用书信、日记等体裁推进情节发展,交代故事背景,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女作家对小说叙事结构的安排,同时又给单纯的以“心理-情绪”为中心的结构以物化的情节形式.“五四”女作家这种叙事上的“自足性”与她们当时“边缘化”的生存心态和女性意识有着直接的联系.文章力求通过对“五四”时期女作家代表性小说的叙事特征的分析,展现其背后隐含的“五四”知识女性独特的生存境遇和社会心态.     

"五四"女作家笔下"贤妻良母"的新内涵

"贤妻良母"曾一度被看成是封建女性的代名词.冰心、陈衡哲等"五四"女作家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理智、谨慎地对民族、文化、历史进行审视和反省,扬弃了传统的女性角色.她们对女性标准人格和角色定位做出了准确把握,从思想基础、自身修养和社会尊重等三个方面赋予了贤妻良母新内涵,在文化观念方面为女性解放创造了良好条件.     

“我是我自己的”——谈娜拉和子君

在《玩偶之家》和《伤逝》中,两位大师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塑造了两位新女性娜拉和子君。她们追求妇女个性解放,喊出了妇女的独立宣言,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论陈衡哲女性觉醒主题的创作

作为“五四”新文学的第一个女作家 ,陈衡哲在其小说、诗歌、散文中 ,抒发了五四时期新女性对自由人生的渴望和追求 ,对女性生命意义、生存价值的思考和探索。虽有时失于肤浅、稚嫩 ,但毕竟体现了新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留下了“五四”新女性成长的最初印痕。本文深切关照陈衡哲的文学创作 ,细致体悟她的人性咏叹、博爱情怀、矛盾困惑 ,以期合理评价她在女性觉醒主题上的拓荒与耕耘     

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闺秀派作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涌现出一批令人刮目相看的女作家。她们身上保留了中国传统女性端庄、婉约的特点,但时代的影响又使她们接受了西方先进文化,带上了现代女性个性解放、思想活跃的特征。东西方两种教育思想的冲击促成了闺秀派作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创作群体的形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的推动下,她们的创作整体上表现出女性自由解放的追求,探求自我的存在价值和人生意义。在审美风格上,注重营造古典的诗意氛围,抒写温婉的感伤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