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了”现象的法治观照

“私了”是广泛存在于民间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这种现象存在并趋于扩展有宏观原因,也有微观原因。公了获利少、成本高、共存伦理和公权私用等因素是促使私了生发的主要原因。从立法、执法、司法等角度着手,是解决“私了”现象的主要考量。     

民间“私了”现象的法理透视

“私了”是广泛存在于民间社会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这主要归根于民间社会规范的大量存在。在民间社会中,民间社会规范所起的作用,是国家制定法无法替代的,因此出现了法律一元主义和法律多元主义的分歧,二者基于不同的立场对民间社会规范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经验表明,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遵循着各自不同的逻辑,民间社会规范的“地方性”特点更为突出,在乡土社会和少数民族地区尤甚。因此,一味对“私了”现象强行打压和限缩是无效的,必须对其进行合理的规制。司法过程便成为合理规制“私了”现象的最佳通道,经由这一通道,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才有可能实现良性互动和重塑,才有可能共同实现法的应然价值。     

对违法犯罪“私了”现象的透视

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进程中，不知何时，违法犯罪“私了”现象悄然兴起，不仅民间存在，企事业单位存在，社会团体存在，党政机关存在，更有甚者，执法部门也存在。目前，对违法犯罪“私了”这个问题众说纷坛，莫衷一是。笔者认为“私了’做法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为什么呢？问题很简单。“私了”是与“公了”相对而言。“公了”是依照国家法律公事“公”办，而“私了”则是背离国家法律公事“私”办，其结果无非是放纵违法犯罪，使应该依法受到查处的违法犯罪分子逃避法律的制裁，严重损害了公民权益和法律尊…     

协同势差：对流域生态治理模式的一种反思

协同治理是流域环境治理公共性扩散的内生语义与实践逻辑，既有研究强调协同治理之于流域生态治理正当性的应然价值，缺乏对协同模式及其内隐机理的系统考察。协同势差是对现有流域生态治理模式的一种理论反思，概括了部分地方政府依托优势位阶持续且稳定地获取优质资源进而引致“伪协同”现象的潜在肇因。基于协同势差视角，流域生态治理的“伪协同”乱象遵循着“分锅”避责驱动下的“非强制性”协同逻辑、制度衔接“碎片化”的实践逻辑、多任务多目标考核背景下的“达标式”回应逻辑以及行政资源“漏斗”效应下的分事逻辑。结合长三角水污染联防联控实践可以发现，协同势差可具体演化为“法治结构与治理体系”权衡下的交互难所诱发的利益势差、“府际网络与社群系统”协商下的耦合难所造就的主体势差和“资源归集与智慧赋能”接续下的桥接难所缔造的信息势差。就此而言，破解流域生态治理“伪协同”困境，亟须以国家自主性嵌入为准绳、以基层党建牵引为靶向、以平台型政府搭建为鹄的，构建基于“利益—主体—信息”的协同治理界面整合机制。     

习近平“四史”重要论述的历史优先原则

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并不等同于逻辑与历史的完全一致,而是内含逻辑与历史的辩证关系.这就必然涉及逻辑与历史何者优先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反对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观点,批判蒲鲁东主义逻辑先于历史的形而上学错误,并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论证了历史优先于逻辑的观点.习近平“四史”重要论述确证了马克思的历史优先原则,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方向.为此,应坚持历史优先原则,开展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我们既要从“四史”中汲取知识材料和价值养分,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进而指导具体的意识形态实践,也要从“四史”的群体宣传、社会传播和代际传承着手,致力于解决理论性与感染力的矛盾问题,寻求历史性突破.     

维特根斯坦界限主体的三重意蕴——维特根斯坦的主体思想探析

界限主体是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中提出的一种特殊的主体形式,是主体界限化的结果。它区别于意识主体、身体主体、心灵主体等主体形式,是主体的极限情形。界限主体具有逻辑、语言和意志三重意蕴。界限主体的三重性,使形而上学主体与逻辑主体、语言主体、意志主体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合理的统一。界限主体的确立,既解决了主体的“体”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又为主体在逻辑语言的层面上找到了一种合理的存在形式。     

复多一阶逻辑的“本体论无辜”问题辨析

引入复多一阶逻辑是为了形式化一阶公理集合论,为断定集合概念具有唯一普遍的外延提供支持。然而,其自身的纯逻辑性仍是备受争议的议题,争议主要集中在复多一阶逻辑的语义解释是否的确具有“本体论无辜”这个结果。复多一阶逻辑的支持者试图论证该逻辑并不承诺超出经典一阶量化论域之外的对象,由此证立复多一阶逻辑的“本体论无辜”。然而,这一论证在两个方面需要辨析与澄清。一方面,如果采取不可归约论证、模态论证或集合论公理的证立原则为复多一阶逻辑的“本体论无辜”辩护,会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另一方面,通过诉诸复多概念在日常用法中的不可或缺性及其汇集式用法的不可还原性,一种更可行的证立成为可能。因此,应当为探求“本体论无辜”的实质辩护继续努力。     

正当何以优先于善?——布鲁德尼对马克思公共性问题的近罗尔斯阐释

“正当与善”的关系问题是当代政治哲学的重要议题,罗尔斯即以“正当优先于善”的义务论立场复兴了政治哲学的康德主义传统,并由此进入一种“康德式”建构主义的公共性论域。在布鲁德尼的诠释下,马克思对公共性问题的关切主要体现在对“真正的共产主义”的论述中,这一论述则同样蕴含正当优先性理念。承认物质匮乏和正义环境的存在是该理念在马克思那里得以成立的可能性基础。这种优先性在内容上与“两个正义原则”具有较强一致性。相互关切的政治态度构成这种优先性的逻辑根源,为“类”而生产的友谊结构则是这种优先性能够走向必然的逻辑保障。     

网络学的逻辑建构

当网络成为一种必然和普遍的社会基础时 ,网络现象的研究必然走向“网络学逻辑建构”的目标。本文从“网络学”逻辑建构的角度 ,分析了网络整塑现代日常生活的重要意义与价值 ,探索了网络化、数字化时代“网络学”逻辑建构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网络学的逻辑建构既直接承接了技术逻辑、社会逻辑与人文逻辑的命题 ,继续对网络技术现象的合法性进行追问 ,又通过数字人文、社会技术、虚拟现实等范畴 ,对各种网络现象加以反思与综合。网络学的逻辑建构凸现出网络研究的新视域     

从知识表示的角度看DRT与一阶谓词逻辑

DRT是一种自然语言逻辑理论,同时也是一种知识表示方法。作为知识表示方法,DRT不仅能够刻画一阶谓词逻辑所能够刻画的自然语句,还能够刻画一阶谓词逻辑所不能处理的很多语言现象。这说明,DRT较之一阶谓词逻辑而言有更强的刻画效力。     

《老子》解读方法刍议

《老子》文本解读,过去大多以训诂方法为主, “公训公有理,婆训婆有理”成了《老子》解读中的常见现象,由此带来的译文不顺、逻辑不通、意义不明等后果已经或正在显露出来.近年来在“西学”背景下的若干新方法的采用,不仅没有消除过度依赖训诂所产生的“症状”,而且又出现了另造一个“老子”的风险.运用“整体性”方法、“回到《老子》文本中去”的方法、“逻辑之优先性”的方法、“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方法来解读《老子》,将有助于《老子》解读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的解决.     

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二元对立及其局限

中国社会学研究中普遍采用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这一流行的范式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两个重要时期与中国社会变迁的两个特殊阶段的共生关系、经典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研究中“唯智主义”影响的结果。但是这种范式在方法论上导致了社会认知的抽象化、简单化和社会实践意义的缺失。同时 ,当前中国的一些突出问题和现象也对这种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和质疑。要克服二元对立范式的局限性 ,则需要处理好推理性的命题与实践的内在逻辑、“范式优先”和“实践至上”的关系。     

关于实现教学价值问题的理论思考

教学价值正像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一样,它标志的是教学现象中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关系。教学价值主体是多元的,即社会主体、教师主体和学生主体。教学价值客体有它自己的特性,也有它自己生成的逻辑。从教学价值客体的特性和生成逻辑看,教学价值客体能否满足教学主体的需要,取决于教学主体的活动,而学生主体的活动是教学价值实现的决定性条件。     

从现象学到伦理学:致思社会舆论的两种范式

对社会舆论的“沉思”可有日常意识和现象学两种,前者极有可能起于经验、感知而止于议论;而后者则致力于把握社会舆论的“是其所是”,借助先验还原给出一个有关社会舆论的“本质还原”,其旨趣在于把握社会舆论的“真理”。除了将“真理”呈现在表象里把握在意识中,借以显现出社会舆论的原始发生及其演进逻辑,更为重要的是将其“还原”为具体情境中的社会和精神“现象”,这就是“场域”思考。只有将现象学中无人称、无主体的社会舆论还原成具体场域中的“现象”,它的主体、客体、中介及其有机联结才能得到确证和澄明,从而为“归责”奠定基础。社会舆论伦理学本质上乃是个人意志与公共意志之间的正当性博弈,而伦理学就是要为制造舆论、传播舆论、接受舆论、改造舆论等行为进行正当性基础论证,指明一种正当的社会舆论是如何可能的,并为此提供德性论和规范论建构理据。     

传统的价值

传统的价值究竟何在?我们认为,传统本身无所谓好与坏,精华与糟粕,关键在于它对当代的意义。即在于,继承者与传统的关系。同一个传统,可因继承者“态度”的不同而不同:好的继承者可使坏的传统变为精华;坏的继承者常令好的传统流弊无穷……客观的、超时空的标尺是没有的。对盼望解决当代新问题、建立     

弗雷格“真”理论对于现代逻辑观念的影响

弗雷格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他在1879年写的《概念文字》是第一个一阶谓词演算系统,标志着现代逻辑的诞生。弗雷格所以能突破传统逻辑的局限,开辟逻辑科学的新时代,主要是因为他对于逻辑的哲学问题特别是逻辑观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的逻辑观是他创立现代逻辑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前提。本文旨在从逻辑的对象问题、逻辑规律、逻辑科学的性质问题以及逻辑与其他科学的关系问题等几个方面来探讨弗雷格逻辑观的基本内容,分析它的理论基底,并且阐明它对于现代逻辑的影响。弗雷格逻辑观是紧紧围绕他的“真”理论而展开的。而“真”理…     

非物质劳动下的生命政治与“帝国”——基于马克思的立场对Empire的解读

在奈格里、哈特看来,非物质劳动是基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境况而出现的一种新型劳动霸权。在某种程度上,奈格里和哈特的“非物质劳动”与“生命政治”是两个同一概念,它们与帝国、大众等概念有逻辑地勾连成一体,形成了一种以大众本体为基础的主体政治理论。这种以大众本体为基础的主体政治理论以马克思的文本为理论支撑,以现实的社会问题为导向,意在解决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革命可能性问题。然而,其革命可能性的逻辑是以大众本体为基础的主体自我解放逻辑。因此,该理论不过是马克思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的革命政治理论片面化发展的结果。     

戳穿“四人帮”鼓吹平等口号的反动实质

“四人帮”分明是一伙新老反革命黑帮,却偏要把自己打扮成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装得比革命还“革命”。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权利的旗号下,竟然把按劳分配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实际不平等,诬蔑为“资产阶级的不平等”,大肆兜售资产阶级的平等口号,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按照他们的逻辑,凡是平等就是好的,不平等都是坏的。这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观点,目的是为其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服务。对于他们这种     

重新解读"推陈出新"

“推陈出新”是事关人类追求真理必经之路的重要原则 ,是一个具根本性的哲学命题 ,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批判继承人类文化遗产并创造新文化的核心问题。真正意义上的新潮派 ,从来不简单化地在“新”与“好”、“旧”与“坏”之间划等号 ,而是对传统的、外来的以及现存的一切思想文化现象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求是的态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所谓“新潮派” ,一是搞否定一切革命文化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 ,把一切“新”的等同于“好”的 ;把一切“旧”的等同于“坏”的 ;二是搞唯西方文化的马首是瞻的“全盘西化”论 ,举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都是“新”的 ,中国近百年来的都是“旧”的。这种打着“推陈出新”幌子标榜“新思想”、“新观念”的所谓“新潮派” ,其实兜售的是老掉了牙的十九世纪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心”论及其库存的旧货色。     

信念偏好逻辑:从单主体到多主体

偏好是哲学、博弈论、决策论和效益理论等学科的核心概念,偏好及其逻辑性质在行为哲学和理性选择理论中尤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抽象逻辑的角度为偏好建模:首先,引入基于个体对象的单主体的信念偏好逻辑,然后把这个逻辑扩展到多主体的情形,给出多主体的信念偏好逻辑,证明其完全性,并提出在新情况下的表示定理.通过对两种具体情境:相互合作的主体和相互竞争的主体的重点研究,表明基于优先序列的偏好概念可以刻画多主体互动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