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捭阖术之老子"反动"思想刍议

捭阖术为战国纵横家的核心策略,蕴涵了老子潜静合和的"反动"观.其"捭阖"与"道"齐同,在本为纯一的原初观念内赋予其阴阳之别与生化功能,万物便具备了"反动"的基础;万物阴阳双方由于本为浑一,所以"反动"是涵摄中之流变,而并非暴戾的抗争.纵横家运用老子"反动寂寥"、"弱者道用"的思想,截长续短、在巧处施力来改形造势,且将这种"反动"在奇正、转圆术中发挥到极致.同时,纵横家捭阖术对老子"反动"思想也进行了"反动":一、变老子单向"反动"为双向;二、变重阴为重阳;三、"反动"有所依凭.     

论《战国策》的"地理势能"

《战国策》作为战国典籍,在思维上具有发散特征,主张注重对形势的顺应和改造,言辞上磅礴恣肆,较之战国时代其他典籍,有着鲜明的个性特色。作者由《战国策》4种“势”的情况中的地势,引出了“地理势能”这个新概念,认为地理的分裂造成了这种潜在的蓄势力量,从而形成了战国中的外交合和力与张力,对策士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影响,并因此造就了《战国策》中的一系列特征。同时还分析了地理势能与4种“势”的关系,其中地理势能与时势、事势是并向的,与人势是对向的。     

战国策士策略"三态"中的水性思维

战国策士尽巧智而应万变,谋略可谓多矣,然而纳而括之、笼而统之,可概括为动静互化、捭阖互动、奇正互生的策略“三态”。这化、动、生“三态”,具有柔和静谧、渐变,圆融通转却不乏力量,生机勃勃富于生发的水性状态。再以水性反观“三态”,则可看作为水之原态、激态、多态,其能量逐级上升,且动态呈加强的趋势,也更加多样化;但在实际中,三者往往融合为一。     

战国纵横术与“形”

战国纵横术在“纵横”本义上即与地“形”联系紧密，使得各诸侯国在聚散中遵循着特定的规律。从纵横术的使用角度来看，地“形”亦为游说之重要切入点，而“三晋多权变之士”则说明地“形”是促动纵横术多向衍生的一种重要间接因素。纵横术之“短长”、“抵蛾”、“捭阖”核心要旨，也都在于创造有利之“形”，将潜在的有利因素具象化、实物化，使之现之于“形”，易于控制；亦善于顺“形”顺势在巧处对阴阳双方进行转化，及把握“形”转化之间的时机。这种对“形”的重视和利用，是对老子“反动”、“弱用”思想的补充和发展。     

"与时高下":考察古代文变观的一个时间性视角

"时"在中国古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论述文学演变问题时,古人经常会将文学同"时"和"势"等范畴联系起来.时、势所揭示的都是古人对时间的某种理解,将文变与时、势结合起来,已经透露出古人对文学和时间关系的深层思考."时"不仅仅是指"时代"的意思,它还指成就某事的诸条件的遇合,有什么样的时,就有什么样的文,时变而文亦变."势"是一种趋向性的力量,随时而变,其展现的是文变的某种时间性图景.     

韩非治道思想中的“诚信”理论

在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治道思想中,"用术"是一项具体的治国措施."用术"包含有深藏不露、诡谲多端的阴险手段.韩非的治道思想亦论及"诚信".韩非的"诚信"理论主要包括巧诈不如拙诚、明主积于信、赏罚敬信等内容.     

孔子"游于艺"命题读解

学界对"游于艺"作审美性解读,是对孔子命题进行了过度阐释.孔学从根本上说是一门德性之学、修身之学.儒者以为,学艺、通艺而进德."游于艺",是指为学者遍历、熟习六艺,故仁德日新,身心自适、顺畅而入优游之境、达明道之功.奠定"游"之审美意义的是庄子,由此,"游"也就成为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个重要审美范畴."游"广泛地进入文艺美学领域,当是魏晋之时的现象了.     

唐代的 "凤凰热"

唐代特定的历史环境和人文意识,促成了凤文化的繁荣.唐代凤凰大量而广泛地活跃在人们的思想和生活领域,堪称"凤凰热".其表现形式为:以凤喻人,以凤作装饰,以凤美称事物,以凤喻示婚姻情爱.唐代"凤凰热"充分反映了唐朝的时势和唐人的心态.     

浅析领导工作中的"无为"——以老子的"无为"治国思想为视角

老子"无为"思想的主旨在于"无为而无不为",以"无为"为方法和手段,达到"无不为"的目的."无为"与"有为"具有高度相关性和辩证统一性,体现为领导过程中的"无为而治".历史上传统文化之间的融通与现实中社会实践的融通,是老子"无为"思想经久不衰、放射光彩的写照.从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的角度践行"无为而治"思想,要求当代领导者必须树立亲民为民思想、遵循与时俱进路线、坚持柔弱制胜原则、崇尚不言之教信条.     

梁漱溟宪政之“势”与“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宪政之"势"与"理"思想是梁漱溟从"势"与"理"的视角探索解决宪政问题而形成的思想。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势"与"理"思想是宪政之"势"与"理"思想的渊源。宪政之"势"是指国家与其组成分子基于特定原因而"相互要约"的情形与态势;宪政之"理"是指国家与其组成分子对"要约"形式与内容的"共同了解"并"信守奉行"及其体现出来的精神。宪政之"势"与"理"的关系是:"势"与"理"统一、"势"成"理"、"理"成"势"。梁漱溟以"势"与"理"思想分析中国宪政,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宪政不能走西方之路,而必须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宪政之"势"与"理"思想对当今中国宪政发展、宪政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价值与启示。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