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与周边各族地缘关系述论

公元8世纪中叶到10世纪中叶这200多年间,中国大地上缺少了一个足以号召各民族走向政治大一统的核心力量,这个政治环境给党项族的崛起和西夏王朝的出现提供了时机和舞台。西夏西邻回鹘和吐蕃,皆缺乏集中统一的政权组织,相继被西夏一一击破,西夏将河西走廊全部占去。西夏的北、东和东南面环绕着辽、宋。二者幅员和人口都远过西夏。夏视其强弱为向背,为自己争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辽在北宋建立以前就进入华北平原北部,东段长城在其境内。宋与其对峙,无险可凭;宋夏在陕北以横山为界,从横山岑脊贯通的长城也为夏控制,所以辽、夏对宋都占据着地利。北宋中期以后,西夏势衰,宋开拓熙河路成功,但因河西地形险阻,仍不能制服西夏。夏的北邻蒙古崛起,夏、金、宋鼎立均势被打破,夏立国的外部政治环境恶化。复金为争疆土而构兵,两败俱伤,次第为蒙古所灭。     

20世纪西夏佛教研究概述

西夏是1038—1227年存在的边疆民族政权,它崇信佛教。黑水城西夏文献的出土,为我们研究西夏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俄罗斯、日本作为西夏学研究的三个大国,在西夏佛教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本文分两个时间段对中外学者在20世纪西夏佛教研究方面的成果作简要的介绍。     

《西夏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研究

西夏是公元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存在于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地方性的民族割据政权，历史上留下有关这个政权情况的记载不多，而反映这个政权的法律制度的资料记录则更少的可怜。根据已有的文献反映，西夏政权颁布过的法律有《天盛年改定新法》、《猪年新法》、《贞观玉镜统》，而这已知的三部西夏文法典都在本世纪初由俄国探险家取走，迄今俄罗斯仍未将这三部西夏文法典公诸与世。《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是俄国探险家柯兹洛夫在1908──1909年在我国黑水城（现内蒙古自治区派济纳旗》取走的大量西夏文献中的一件，由前苏联西夏学学者恰克诺夫于…     

大革命时期拉卜楞藏族地区的革命斗争

拉卜楞地区(今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及邻近州县),公元二世纪时为西羌之地,七世纪被吐蕃占领。吐蕃王朝崩溃后,赞普后裔在这里建立以藏族为主体的(口角)厮囉地方政权。十二世纪,(口角)厮囉政权灭亡,其辖地区为宋、西夏所占有。 元时,拉卜楞地区归西夏中兴河州等处军民总管府管辖。明朝在此置河州卫,清初裁卫     

西夏兴衰史中的地理环境

西夏国土边界的地文特征显著，有利于割据政权的形成和延续；鄂尔多斯的沙漠化是夏都西迁的推力，银川平原千百年的灌溉农业的发展是拉力，夏都西迁有利于国势的稳定；１２世纪的气候剧变与政治危机相迭加，使西夏政权消亡     

李范文和西夏文

贺兰山下,大河西岸。1038年,骁勇的党项民族曾在这里建起一代政权——西夏。它“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里,倚贺兰山以为固”,雄踞塞上,立朝几近200年,为中华西部地区的开发作出了不朽的贡献。13世纪,狂飙突起。驭铁骑、挟长弓、挥利刃横扫欧亚的蒙古大军一路攻城掠地,直逼西夏。经6次血与火的鏖战,西夏被破,党项人横遍野,胜地成墟。他们或战死,或被杀,或含悲饮恨逃往他乡……历史无情地尘封了党项民族剽悍的身影及其独特的丰厚文化,残留的文字凝固在冰冷的石碑上,几近“天书”。那无人断识的西夏文…     

论西夏立国及其在中外历史上的地位

西夏王国是由党项贵族建立的,从夏州政权到西夏立国,经过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祖孙三代人的艰苦创业,政治经济文化均有所发展,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东西对峙视野下的周初战略部署诸问题

以"夷夏东西说"解读商周时期历史进程,可视为以殷商为代表的东部势力与以周族为代表的西部势力的对峙态势。商周嬗代是西部势力对东部势力的一次重大胜利。周公东征延续了西部势力的胜利,并使东部势力彻底臣服于西部势力。周公分封诸多重臣于东土、营建洛邑调整周王朝上层权力结构等政治手段,大抵可视为周公应对东部势力的战略举措。周初政治军事格局变化与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东西对峙因素的发酵与影响。"夷夏东西说"亦反映出中国古代军事战略与政权嬗递之间的强烈相关性。     

浅析宋代军队的后勤保障措施

浅析宋代军队的后勤保障措施王菱菱宋代三百二十年间，先后与辽、西夏、金、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峙，军事防御从未间断，边境时起战火。在长期的战争中，为保障从人力、物力上充分地满足宋军建设和作战的需要，宋政府在军备物资、交通运输、兵员补充、经费供应等各方...     

西夏民族关系思想述论

西夏是我国北宋时期西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其政权建立后,治内民族众多,各族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对外一方面与辽、宋争立正统,另一方面又有被辽、宋、吐蕃三方夹击的危险。从整体来看,西夏面临着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作为一个新兴的少数民族政权,党项李氏除了继承前代中原地区传统的民族关系思想之外,又结合自身的民族特性,对当时的民族关系作了新的认识和总结,形成了西夏独特的民族关系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对蒙元统一全国有着借鉴意义,而且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西夏驿路与驿传制度

西夏政权仿中原建置，重视驿路的建设和通畅，以便于交流。西夏时期的驿路干道主要有宋夏驿路、西夏至契丹驿路和西夏至回鹘界驿路。为更好地加强内部管理和统治，西夏政权还建立了较为完整的驿传制度。     

僧人在西夏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由于西夏统治者在立国之初就大力推崇和倡导佛教,致使佛教成为了西夏政权的国教,因此佛教及僧人在西夏历史有过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僧人在西夏社会生活中有较高的地位和享有特权;二是僧人在西夏社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做出贡献;三是佛教与西夏政权之间相互依存并相互促进。     

党项族的武技及其尚武精神

党项族,又称“党项羌”,是中古时期生活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古老游牧民族。在公元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中,曾建立起一个以党项族为主体,包括有汉、藏、维、蒙古等族的多民族政权,国号西夏,先后与宋、辽、金政权鼎足而屹立在中国土地上。在这些鼎足分立的政权中,论版图,它比北宋、南宋、辽、金等政权小;论人口,它比北宋、南宋、辽、金等政权少;论财货,它比北宋、南宋、辽、金等政权贫乏。然而,其立国时间,却比北宋、南宋、辽、金各朝的时间都长,而且,在其立国的两个世纪中,总是以一个军事强国的面目出现,南侵宋,东败辽,与强大的金王朝也时战时盟,相持     

夏、宋通使研究──西夏外交研究之三

夏、宋通使研究──西夏外交研究之三刘兴全中国古代各个民族政权之间的通使活动，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今天研究民族关系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和宋朝作为鼎峙并立长达二百多年的民族政权，它们之间有着长期的通使活动，通过对这些通使活动...     

北宋时期中国各族在东京的经济文化交流

(一) 十世纪六十年代至十二世纪初,我国境内形成几个民族政权并存的局面,主要有北宋、契丹(辽)、西夏、大理等。另外,还有回鹘、吐蕃等族在西北、西南地方建立的一些小王国或地方割据政权;也有一些少数民族保持着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组织形式,而分别隶属于宋、辽等大的封建王朝。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上看,当时虽没有形成汉、唐那样统一的封建国家,但它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三十八年前的西沙之战

南海争端波诡云谲20世纪50年代,南越政权在美国的支持下占领了西沙的永乐群岛,而中国则在永兴岛驻军。双方从此在西沙海域武装对峙了十几年。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美国加快了从南越撤军的步伐,为了把美国佬拖住,南越政权对西沙这个战略要冲蠢蠢欲动。1973年9月,南越将南沙群岛的南威、太平等十多个岛屿划人南越版图。南越还偷偷地把中国在南     

通货共用与一体多元:出土货币见证宋夏民族间的深度交融

对于10至13世纪一体多元的宋夏民族关系格局,出土货币是研究这一问题的有力线索。西夏东南边界附近的铁钱窖藏和钱币法反映出宋夏之间存在事实上的货币制度“西传”交流,宋朝货币成为西夏这一中国境内的民族政权自铸货币学习效仿的典范;西夏通过对宋朝“先进货币经验”的学习,铸币经历了“西夏文自铸币—西夏文汉文自铸币—汉文自铸币”这一演化过程,反映出宋夏之间“一体多元”的文化交融进程;而对南宋境内西夏钱币出土状况进行统计,使得我们可以用量化方法实证分析宋夏之间“通货共用”的经济交往史实。宋夏民族政权间的货币交流与经验传播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历史进程,也是对这一区域内的货币经济与贸易体系的“再塑造”,更推动了宋夏之间民族深度交融、国家趋向统一的大趋势。     

西夏时期藏传佛教在凉州传播的原因及其影响

凉州是河西走廊重镇,地理位置独特,自然条件优越,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自汉辟河西四郡以来,这里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驿站,佛教在这里广泛传播并发展。西夏政权的建立者是党项羌人,西夏统治者信仰并重视发展佛教,并把藏传佛教作为西夏的国教,藏传佛教对党项西夏政权影响深远。凉州藏传佛教是西夏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藏传佛教在凉州的传播有深厚的佛教文化基础、民族基础和历史渊源。其对西夏及后世佛教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西夏社会风俗考述

自古以来,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风尚习俗。对于人类文明进步标志的社会风俗,人们都应该对它探讨和研究。西夏,是公元十一世纪至二十三世纪初,存在于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以党项先为主体的地方性民族封建政权,它的社会风俗,如服饰、发式、居住、婚姻、人寿医药、饮食、复仇行为、葬俗,等等,很值得人们去研讨一番。建国以来,研究西夏历史的同志在他们的论     

西夏在中国—内亚关系中的角色

西夏政权起源于古羌族属的一支即党项部落。尽管这个部落早在公元四世纪末就已经存在了,但在中国与内陆亚洲诸国的交往活动中发生作用,却直到九世纪末才表现了出来,这是由于部落聚居区域和政治实力等发生了转变的结果。公元十世纪初,内亚与中国之间的商路联系,已受到党项的严重干扰;十世纪末,李继迁领导的大夏政权的勃兴,对周围地区及邻族邻国的政权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以后,直到蒙元帝国的兴起,西夏政权都始终控制了中国一内亚的交通路线,使原本密切的彼此联系,沦入了孤立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