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状态下的自由与秩序

《紧急状态法》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的人权和自由,紧急权力行使要有必要的界限,否则公民自由和权利将会遭到任意侵害。但是,在紧急状态下国家和政府也要拥有法定的紧急状态权力以恢复秩序,国家不采取紧急措施,则正常秩序无法维持,秩序不恢复,自由无保障。公民自由与国家秩序价值的协调要求《紧急状态法》确立比例原则、区分原则、程序原则、救济原则。     

紧急状态下人权克减的价值取向研究

在紧急状态下,社会的整体公益和个人的具体权利往往会发生激烈的冲突,在人权保障和人权克减之间如何抉择和平衡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在紧急状态下进行人权克减时,秩序价值优先还是自由价值优先是其中的关键问题。综合俄罗斯、英国和美国关于紧急状态下人权克减的立法与实践,人权的克减既要能够保障国家在危急时刻有效地采取各种必要措施,及时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又要尽量减少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在自由价值和秩序价值的平衡中,首先需要保证基本的自由价值的实现,其次再视公共危机的激烈程度考虑秩序价值。同时基于我国目前公共危机事件增多的事实和我国相对保守的政治文化传统,我国当前紧急状态下人权克减的价值取向应在确保公民基本自由价值实现的前提下,尽量倾向于秩序价值。     

法治秩序下的自由实践

近代以来,自由成为西方社会的主导理念,各国都通过立法对个体自由予以确认,并通过抽象的法律为自由的实现提供制度上的保障。然而,自18世纪以来法治秩序下的个体自由也遭到了不同学派的批评,他们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人尽管在法律的照看下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但同时现代社会制度又造成了人的全面异化。现代社会的法律与自由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本文尝试从伯林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划分这一角度来梳理自由与法律之间的复杂关系。     

自由、法治与秩序重构——读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

哈耶克认为,自由是独立于他人的专断意志的一种状态,它是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法律的价值就在于确保自由,也就是为每个人划定一个他能够决定自己行动的公知的领域。他提出"进化论的理性主义",相信自发秩序的力量,主张法治的条件下实现自由。他的理论对于20世纪的自由主义复兴,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紧急状态下人权克减与保障的欧洲标准和实践

欧洲人权机关对紧急状态下人权的保障主要是围绕着《欧洲人权公约》第15条所确立的标准进行的实践。该条不仅规定了紧急状态的概念,还规定基本权利不得克减、克减措施与紧急状态相称、禁止歧视、与其他国际义务相一致等实质性要件和履行国际通知的形式要件,从而对国家宣布紧急状态和行使克减权作出了严格的限制。欧洲人权机关适用公约第15条的实践不仅为紧急状态下的人权提供了有效的救济和保障,而且对于其他国际组织和国家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绘画中的自由与秩序

黑格尔美学中的合理内核一直在支撑着西方近、现代绘画的发展,尽管现代艺术家们一再声称早已把它摈弃。现代绘画在精神范畴内是对古典绘画的反叛,但其表现特征却是和传统绘画一脉相承的。结构主义美学揭示了绘画的结构意义,证实了绘画所存在的内在秩序。自我标榜不能成为绘画表现的理论依据,作为视觉艺术,绘画如果不把其建构原则还原到视觉这一基础要素上来,其审美意义是值得怀疑的。     

现代制度与自由秩序的形成

在个体自由不断扩展的条件下,现代社会的秩序问题逐渐凸显出来.现代社会的秩序问题应界定为自由秩序的形成问题,自由秩序的形成离不开制度,现代制度为自由秩序的形成准备了必要的机制,包括激励机制、预期机制、宽容机制和妥协机制.中国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实施依法治国的空略,进行全面的体制改革,必将通过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解决自由秩序的现代难题.     

自由与秩序视角下的汉代政治文化解读

以自由与秩序的政治理念考察汉代政治文化,其呈现道治自由与礼法秩序构建的理论体系.首先汉初道治自由和自然秩序确立理想的皇权与皇权自由,然后礼法秩序和孝治自由确定规范的体系和臣民自由,推进皇权大一统形成政治伦理一体化的政治文化框架,融铸其生活情感、理论认识和政治实践.     

秩序与自由:儒道互补的一个向度

本文从一个直观的想法出发,即古今中外任何文明都禁止胡作非为,任何文化都管不住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即言论自由有其区域和时代的相对性;试图开发出中国传统中儒家宗法主义秩序和道家自然主义自由的功能性资源,以便推动秩序与自由向它的现代形态,即法治和民主的中国特色转化.     

自由与秩序问题的文化解答

自由与秩序的矛盾，是人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必然遇到的一个基本问题。这在社会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虽然解答这一问题的根本思路是加强制度建设，但由于文化有其特殊的公共性，因而也是解答现代社会自由与秩序问题的一条重要思路。在现代制度的架构下，通过帮助人们获得公共价值观、起码共识和基本共同感，文化构成现代社会生成自由秩序不可或缺的重要机制。     

文化生态中的秩序和自由

秩序是文化的界限,自由是文化的动力。没有秩序和没有自由的文化都是不可设想的。中国农耕文化和从地中海文化丛中发展出来的商业文化在生态学意义上具有着质的不同,由此说明,秩序和自由并非欧美文化特别是它在近现代突出发展了商业文化的专有观念;中国传统中仍然有自己独特形态的秩序和自由。中西文化的差别是形态上的差别,即使商业充分发达了的中国仍然会顽强地保有自己的文化个性。     

礼治模式下中国传统法律的秩序观——以唐律中侵害皇权罪为中心

中国传统法是一种礼治模式,礼不仅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法律的精神特质,也形成了中国传统法律中独特的秩序观.在古人观念中,礼被认为是对天的一种拟制,体现着天道的和谐精神,因而礼制秩序被视为宇宙自然秩序在人间的自然推演.在礼制秩序的安排中,天子被视为交通天人的媒介,他通过祭祀天地来保障宇宙全体秩序的安定,实现人与神圣的神灵世界之间的和谐.正是基于这种特有的秩序观,唐律对侵害皇权的犯罪中处以重刑,不仅仅在于这些行为侵害了君主专制制度本身,而且更重要的是破坏了以君主为中心的天人秩序,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对和谐的价值追求.     

国际人权法上的宗教或信仰自由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宗教作为这个世界包罗万象的总的理论和信仰,在给世人带来和平与希望的同时,也导致紧张和冲突。人类在经历了宗教不宽容、不自由乃至惨烈的战争之后,终于意识到了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极端重要性。宗教或信仰自由也因此由少数国家宪法保障的人权发展为一项普遍的国际人权。随着中国签署甚至批准众多的国际人权法律文件,中国人民正在日益充分地享有国际法上普遍确认和保障的宗教或信仰自由权利。     

论新闻自由与法治的内在逻辑

自由与法治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没有法治,就没有自由.新闻自由作为自由中的一个种类,与自由有着同样的属性.在西方,新闻自由的思想根深蒂固,深入人心,而且新闻自由的发展也总是与法律一起相伴成长.新闻自由作为公民最为重要的民主权利之一,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并得到了法律的切实保障.新闻自由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于对民主的保障和对法治国家建立的促进.     

论"个性自由”与"法治国家”的关系

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建设,需要重新理解个性自由及个性自由与法治国家的内在逻辑联系;明确"个性解放”是个人生产力的解放;个性自由是法治国家的价值目标;法治国家将个性自由和个人创造性生产能力的保护原则上升为法治国家原则.提倡在法治规范下的"个性自由和解放”,通过个人创造性劳动的自由发挥,创造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以此建构尊重个性、崇尚个性自由、发展全面个性的法治文化,以此建设中国法治国家.     

基本权利位阶秩序与私法

基本权利存在位阶秩序。基本权利位阶秩序对私法立法和司法具有效力。基本权利位阶秩序要求私法立法不得与其相悖,当其变化时,私法须及时调整。实践中,私法立法可能滞后,导致二者间的矛盾,并产生法院依据基本权利位阶秩序衡量私权利冲突的必要性,这是晚近宪法私法适用的根本原因。实质上,宪法间接适用是普通法院对私法原则或不确定概念所作的合宪性解释或控制。权利位阶秩序上,我国宪法与私法不相一致,面临着在宪法和私法上对权利位阶秩序双重调整的任务。在此期间,人民法院可以在私人诉讼中采用宪法间接适用模式,进行个案救济。     

论市场经济的自由与平等价值

市场经济是现时代的一种普世性经济体制。它是人类历史上世代追求自由与平等价值观在现代社会的经济形式的结晶。这种经济形式使过去时代的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变成了实质性的自由平等,而其内在固有的制度正义原则和交往行为正义原则更是对自由与平等价值的彰显。     

论公序良俗原则对遗嘱自由的限制

遗嘱是自然人生前对自己的财产进行处分并于死后发生法律效力的单方民事行为.世界各国继承法都毫无例外地承认公民享有遗嘱自由权,从而遗嘱自由成为了各国继承法的一项重要原则.然而,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有限制的,遗嘱自由作为继承法确立的一项原则和制度,也不是绝对的.本文从"泸州遗赠案"引发的争议入手,分析出学术界之所以对这一案件存在如此大的分歧,就在于我国继承立法缺乏对公序良俗原则的明确性规定.通过比较各国立法例中公序良俗原则对遗嘱自由的限制和我国立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提出我国应当确立公序良俗原则对遗嘱自由限制的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