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徒”与“徒刑”——兼论秦及汉初刑罚的种类

"刑徒"与"徒刑"含义理解的不同反映了我国古代刑罚制度的两条发展线路——罪奴制与徒刑制。在两条发展线路主导地位的此消彼长中,秦汉时期作为重要的过渡阶段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合出土秦汉简考察传统被称为"劳役刑"的"城旦舂"等刑罚的性质,无刑期以及多方面、多层次的社会行为能力的限制使"身份刑"的概念更符合该类刑罚的实质。     

西汉南越的犀象——以广州南越王墓出土资料为中心

《西汉南越王墓》将岭南出土与犀象有关的资料看作南越海上交通的物证。 其实,历史文献关于岭南犀象的生存和犀象资源的利用多有记载。似乎不能排除岭南象牙应用于工艺制作,满足贵族消费的可能。而出土皮甲及铁甲所附皮质材料,很可能也取自当地出产的犀。研究者以南越王墓出土动物遗骸为资料讨论汉代气候,其结论与此前一些研究成果吻合,然而虽指出汉代广州地区有象类生存,现今则已消失,遗憾的是没有使用相关出土资料以予说明。     

人口问题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以江苏为例

可持续发展关注的是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等诸多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和作用机理的综合系统。本文以江苏为分析个案,从理论上探讨了人口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并依据有关理论分析了目前江苏存在的人口问题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进而提出科学、系统解决人口问题、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论数学真理是发现和发明的统一——以伽罗瓦群论为例

十九世纪初,伽罗瓦在证明不存在一个五次方程的一般根式解法,建立了群论,用群论的深刻数学语言去描述基本对称概念使得代数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该文通过对伽罗瓦理论诞生前后的数学哲学思考,认为:纯粹数学是并非完全自由发明,数学对象的构造有其数学史和抽象结构上的根源,而数学问题是应对大自然的需要以及各种约定的最终衡量。在新概念的背景下,具体语境下,数学真理是发现与发明的统一。     

人口、新型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以南京为例

本文从我国人口发展、新型工业化目标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逻辑关系出发 ,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总体目标与发展新型工业化目标两个前提下 ,利用南京市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与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有关数据 ,并结合南京市人口发展、工业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 ,深入分析了人口发展对南京市新型工业化进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进程的影响。并根据研究的基本结论提出相应的解决问题的一些政策建议与措施。     

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中多黄金与西汉黄金问题再探讨——兼与刘瑞先生商榷

2016年,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的发掘成果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墓中出土的大量黄金尤其引人瞩目。刘瑞先生在《海昏侯刘贺墓中多黄金探析》中认为这是原昌邑王府的大量黄金随葬的结果,并进而得出不能因刘贺墓出土大量黄金而认定西汉黄金多被埋入地下的结论。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首先,刘贺墓中的黄金只是其所有黄金的一小部分;其次,西汉确实存在大量黄金,消失的主要原因应是窖藏。     

超低生育率地区人口结构性问题与应对措施——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

长期超低生育率必然对人口总量、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研究低生育率与预期寿命提高带来的人口结构性问题及应对措施,为中国低生育水平地区提供借鉴.分析太仓人口发展状况发现,长期的超低生育率使太仓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超过二十年为负值.同时基准人口比例也低于同期全国的基准人口比例,长期处在远低于1的状态,户籍人口过快衰减的特征非常明显.太仓由于户籍人口缺少生育水平提升的空间,依靠自身难以实现年龄结构均衡.这其中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女性晚婚比例的提高,使已婚育龄妇女人数明显减少,而希望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妇女也占比较低.这些因素的存在,与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中影响出生率上升的强化机制完全吻合.太仓生育水平的提高缺少足够的动力,未来必然保持原有生育水平甚至会继续下降.太仓户籍人口依靠人口迁移缓解了自然增长的持续下降,外来人口缓解了人口数量和结构矛盾,但增速已经由快到慢.从太仓应对人口结构性问题的措施来看,面对人口结构不均衡带来的老龄化比例较高、独生子女婚育冲突以及失独家庭等问题,需要基于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建立“三社联动”思想,发展志愿者团队和社工机构,为政府购买养老等服务提供支持,使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基层得到有效解决.针对中国很多地区还是处于未富先老状态,政府购买服务缺少经济支持,需要在预防低生育率陷阱产生以及养老支持定位于保基本方面做更多的努力.     

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市民化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中西部地区为例

促进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市民化,是中央提出"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的根本目的,是"人的城镇化"本质的主要体现,是中西部地区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必然要求。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市民化既具有重要意义和一定的现实基础,也面临诸如产业基础薄弱、就业岗位不足、成本分担机制不健全、资金缺口巨大和城乡二元体制阻滞严重、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足等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必须通过产业发展机制、成本分担机制、资金保障机制、社会治理体制等相关体制机制的创新,逐步形成一套有效的城乡一体化促进机制,化解当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加快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市民化进程。     

秦代地方行政文书的形态——以里耶秦简为中心

“单独简”是里耶秦简中典型的文书形态,即一枚内容已经写完而不需编缀成册的木牍。依据文书格式的复杂程度,单独简牍所载文书又可分为单一公文和组合公文两类,单一公文在呈送、转发和追文等场合下可形成组合公文。里耶秦简中还大量存在由多枚简牍组合而成的文书,依据文书所用简牍形制又可分为单行简册文书、两行简册文书和组合简牍文书。其中,将单独简牍文书中组合公文的不同构件分书于单枚木牍上时,所形成的文书形态就是组合简牍文书。根据里耶秦简中多简牍文书的存档方式以及汉初告地策文书的组合方式,秦代基层组合简牍文书可能使用编联或捆扎的方式形成完整文书。     

人口少子化问题及育儿援助社会政策研究——以日本为例

持续多年的人口少子化问题,在日本的社会、经济等领域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导致日本人口出生率低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为抑制少子化,日本政府和社会采取了相应的人口与育儿援助对策。     

元代宗教政策略论

蒙古族本信萨满教,成吉思、窝阔台、蒙哥诸位可汗都是虔诚的萨满教徒,但他们从未因某种宗教是外来的或与自己原有的宗教信仰不相一致而加以歧视、排斥,在他们看来,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或任何其他的正统宗教,都包含有劝人安分守己、修身养性的教义,都具有排忧解难抚慰心灵、稳定社会辅政教化的功能。因此,他们对各民族的各种宗教信仰,均采取兼容并包的宽容政策,允许一切人等享有选择和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权利,并为此积极身体力行。有元一代,宗教信仰自由和对各种宗教的宽容优礼政策,是其他王朝所无法比拟的。     

战国至秦东北地区华夏人口探讨

战国至秦,东北地区华夏人口有几个类型:郡县官吏、驻军、军政长官家属、燕秦长城修建者、移民、退守辽东襄平地区的燕王喜和太子丹之众。还有两支进入朝鲜半岛。大部分是长住人口和准长住人口,人数超过前代。由于种种原因而造成年龄和性别结构的失调。他们与各少数民族共同开发东北边疆。燕国的努力经略和秦朝各项统一措施,既有力推动各少数民族华夏化进程,又致使汉族的民族意识最后形成。     

秦地文学和秦代无文学论

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在先秦文学之后,无论称为"秦汉文学",抑或称为"两汉文学",无一例外把李斯的《谏逐客疏》算作秦代文学。但从秦发祥地及其拓展形势以及秦地文学的发展状况来看,秦统一中国前12年,后15年无文学。     

北宋五子的理学体系问题

与支离破碎的经文注疏不同,许多宋代学者"自出义理",在学术理论体系的创建方面获较大成就。在传统理学史上的北宋理学五子中,周敦颐的理学体系集中体现于他创作的《太极图.易说》和《易通》中,但体系不太完整。张载的理学体系,主要显示在由他提供书稿、由他指导、其弟子在他逝世后编定的《正蒙》一书中,较有系统性。二程影响最大,但二程本人并未撰写专门反映其理学体系的专著,及门弟子也未总结其师的理学体系;南宋张栻分类整理编成的《河南程氏粹言》,首次表彰出二程的理学体系,但并不能完全表达二程之原义。邵雍是宋代最有创造性、自成宏大体系的奇特思想家,其理学体系集中体现于他写的《皇极经世书》(比较来看,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最为可靠)。主动自觉创建理学体系者(如周、邵),著述的前后矛盾之处较少;"他定体系"类著作(如二程),前后抵牾之处较多。张载及其《正蒙》介于二者之间。要科学深入地研讨宋代理学史,必须高度重视理学家的原有理学体系。     

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海外交通政策

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前期(1368-1505)的海外交通政策曾相互影响。洪武时期,由于明太祖在海外交通政策上推行勘合制度,曾促使海外穆斯林商人借助官方使节的身份开展对华贸易活动;永乐时期,海外穆斯林商人则把明成祖的“通四夷”政策引向西洋(印度洋)地区,郑和正是凭借了海外穆斯林的商业网络而使下西洋活动获得成功;宣德以后,明朝停止主动派遣使节下西洋,海外华人穆斯林则在中外海上交往活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通过与海外穆斯林的交往,明朝社会也形成了一个诚信守规、扶贫济苦、清洁卫生的的伊斯兰文明观。     

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

秦始皇攻灭六国之后,按照“大一统”的思想全面推行了以郡县制为基本制度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体制,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秦汉时期,分封制和郡县制之间的斗争依然存在,并左右着西汉王朝国家政体的构建。经过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制”和汉文帝之后诸帝的削藩,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成为中央治理地方的根本体制。郡县制及其不断发展,在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对后来中国政治制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实现政治统一并不断发展、巩固、维护统一成为历代中央王朝的最高奋斗目标和最终价值取向。     

《韩非子》不属秦地文学--与崔文恒教授商榷

《秦地文学和秦代无文学》一文认为,《韩非子》属于秦地文学,这是不确切的。《说难》、《孤愤》是韩非子在韩国时的作品。《韩非子》中只有半篇《存韩》作于秦国。     

楚风北渐与秦风东渐——论秦嘉､徐淑的文学地位

秦嘉、徐淑的诗歌既渊源于秦风,又超越秦风,融合了文人的才学灵感和不同地域文化精神而展示出崭新的精神创造,其创作上的成功标志着汉代陇右地区文化的长足进步.秦嘉、徐淑夫妇对书信体文学具有开拓之功,徐淑《答秦嘉诗》是楚风、秦韵相融合的艺术结晶,并对文人五言诗创作具有推动之功.     

秦国的母系氏族残余和婚俗与其政治变革的关系

秦国的母系氏族残余及其婚姻状况对秦国的政治势力演变和商鞅变法都有巨大的作用。由于秦国的母系氏族残余,婚姻关系混乱,形成了独特的母系贵族势力强大的局面。这与六国一脉相承的公族势力恰好相反,母系贵族势力往往一朝而衰,不能形成动摇君权的顽固势力,因此变法顺利实现,中央集权制度得以建立,秦国逐步走向强盛,继而实现统一。     

《十一家注孙子》之“禽”索义

本文以《十一蕾注孙子》所注“擒”（禽）字为基础,并举证他例,进一步考索《孙子兵法》之3“禽”的确切意义;进而考索十一家注举证战例所合之19“擒”和4“生擒”的确切意义,从而对所举证战例的结局和主要人物的命运,进行正确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