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族文字讹变现象及原因

文字的发展演变都存在讹变现象,水族文字也不例外。尤其是没有刻版规范传承的水族文字,讹变特点突出。水族文字讹变现象有:与汉字字形有联系的讹变,与汉字字音有联系的讹变,与汉字字义有联系的讹变,水族文字自身书写传承的讹变等。其讹变的主要原因是:随意性的异体书写导致讹变,素养差距性而导致传承中的讹变,神秘性的神本文化意识导致讹变,反叛性的反叛文化意识导致讹变。     

幽默乖讹的再现——试论王尔德喜剧的翻译

王尔德喜剧的语言极富个性特点,给翻译造成了一定困难。可以引入语言学幽默理论中的"乖讹论"和"乖讹—消解论",从常识乖讹、社会文化乖讹、修辞乖讹、语意乖讹四个方面入手,分析乖讹运行的机制和相应的翻译策略。     

三国吴简中的两个讹变字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以下简称"吴简")的文字已是比较成熟的隶书,但是其中仍不乏一些特殊的文字现象。本文从讹变字的角度切入,分析了吴简中的两个讹变字,揭示了其形成原因,以期对吴简的语言文字研究尽微薄之力。     

“隶定”古文字的讹变研究——以《康熙字典》所录古文“隶定”字为例

以《康熙字典》所录的"隶定"古文字为例,通过将其与出土古文字字形相比,分析"隶定"古文字讹变的类型、讹变原因。讹变类型主要有三种:形近而讹、解散形体、合并形体;讹变的原因可以从"隶定"古文字的源头、传抄过程、隶变过程三个方面加以揭示。与出土古文字字形讹变严重相比,传抄古文古文的讹变现象不太复杂。这与其隶定的标准、流传运用的范围等因素有关。     

《说文》籀文讹形续释

籀文出自《史籀篇》.《史籀篇》早佚,迄今能确证为籀文者,仅《说文》所录籀文225字.然《史籀篇》由西周传写至汉,字形或已非原貌,加以《说文》流传已久,籀文在其中传钞和刊刻的过程中产生讹误,亦不足为奇.文章结合出土古文字材料,为《说文》籀文中部分舛误的形体作了考订.概言之,籀文中的讹形,有部分源于笔误,也有部分是受秦汉文字写法影响致讹的.     

《水浒传》校释拾补

在现在的各种通行本《水浒传》中,仍然“顽固”地存在着一些错讹,这些错讹实由草书形讹所致。比如,在《水浒传》现存最早的百回本完整刻本“容与堂本”中,使人困惑不解的“狮子腿”之“腿”乃“髓”之讹,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三寸钉（丁）谷树皮”之“谷”乃“枯”之讹,令人不知所云的“用五轮八宝萬着两点唇水眼”之“萬”（万）、“着”、“唇”分别系“左”、“右”、“神”之讹,“眼”字衍。“容与堂本”中的这些草书致讹例实可视作其源出祖本的“遗传”特征,表明它与祖本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     

春秋金文反书研究

春秋铜器铭文中有反书的共477件,占春秋器总数的30.58％,分布涉及各个器类,时间贯穿春秋早期到晚期,地域分布涉及秦国以外的当时几乎所有诸侯国.有反书的单字共101个,情形分独体字反书、合体字整字反书、合体字部分构件反书、合体字某一构件易置并反书四种情形.春秋金文中的反书无区别意义的功能,是甲骨文系统“正反无别”构形特点的延续.春秋金文反书的数量与功能表明春秋金文文字系统尚有较强的象形性.春秋金文单字反书字频比例与西周金文的比较表明：在象形程度上,春秋金文文字系统与西周金文文字系统无明显的阶段性差异.     

系统释字法与古文字考释——以“厂”、“石”构形功能的分析为例

系统释字法是以汉字构形的系统性为基础,将具有某种关系的若干组文字放置在静态的构形系统和动态的演变过程中系统考察、全面释字的方法。汉字中70多个与"厂"、"石"相关的字形可以通过系统释字法得以全面考释和系统的阐释。商代与西周"石"字写法不同。自西周开始,"石"在上下结构的构形中就简化为"厂",经秦文字沿袭一直留存至今,致使古、今文字中从"石"构形的文字经常与从"厂"构形的文字混讹,隶定与阐释意见纷纭。楚文字"石"的写法大部分不是直接继承西周,而是商代"石"的变形,这给分辨"厂"与"石"提供了直接的证据。"石"与"广"、"疒"的混讹个例也能通过系统释字法得以阐明。     

胡应麟《四部正讹》的成书原因探析

胡应麟《四部正讹》是中国辨伪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专著,它的成书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学术发展演变及胡应麟本人的治学经历都有密切的关系。从社会背景上看,空谈心性、作伪成风的学术环境催生了胡应麟求真求实做学问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从辨伪学发展史上看,先贤们片段零星的实践为《四部正讹》的成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借鉴经验;此外,胡应麟自身的学术积累、丰富的藏书等自身条件为《四部正讹》的成书提供了可能。     

幽默言语的制笑机制

幽默的复杂性在于人们对幽默产生的原理存在分歧。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有 :优越论、双关论、松弛论、乖讹论。前三者都有缺陷 ,而乖讹则被认为是一切幽默制笑之基础。本文主要根据帕尔玛的乖讹理论阐释幽默言语的制笑机制。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