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日美同盟与日本防卫政策调整

新世纪开始后,日美同盟在日本防卫政策调整中的作用更趋明显。在日美两国将双边关系定位为“世界中的日美同盟”之后,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一限制最终将被突破,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反思过去对日美同盟在日本国家战略转型中作用的认识及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浅析新世纪美日同盟关系的调整与未来走向

美日同盟关系无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文章拟从美日同盟关系的发展历程、美日同盟关系面临的新世纪战略调整研究出发,从而推断美日同盟关系未来的走向,为中国处理与两国的外交关系提供一些参考.     

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下日美同盟的质变

据日美双方2015年4月公布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同盟将发生质变:由防御/威慑性同盟转变为威慑/进攻性同盟,由区域性同盟转变为全球性同盟,由日美双边同盟转变为日十美+X同盟。日美同盟的质变是在国际格局调整背景下,日美双方各取所需的结果。美国试图通过推动同盟质变来护持霸权,更有效地应对中国崛起。日本期待通过同盟关系的调整,倒逼日本国内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和立法进程,建设强大的日本,最终达成摆脱战后体制的战略目标。日美同盟的质变将给全球格局的调整、亚太地区的安全态势、日美同盟本身、日美两国及中国带来重大影响。     

美日同盟战略解析

美日同盟是美国东亚战略和亚太战略的轴心,同时也具有超亚太的全球意义与功能。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石,美日同盟担负着佐助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秩序的结构性使命,因而它寄托着美国试图主导全球安全秩序与政治格局的多重战略企图。透过美日同盟的窗口,在美国的战略视野中,一切国家或国家集团均为竞争对手,皆为其战略制约与遏制的对象。     

从日英同盟到日美同盟——20世纪日本结盟外交之比较

日英同盟和日美同盟是20世纪日本处于重要转折期时与世界上两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两次重要的结盟。两次结盟的背景、命运不同,但是结盟的确给日本带来很大的发展机遇。而在不同国际体系下的两次结盟外交,实质上是英、美、日结盟国在各自国际体系下的对外战略和战略运用。     

新世纪之初日美同盟的加强与日本的防卫战略动向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 ,新世纪之初美日两国领导人都调整对外战略 ,使日美同盟在 2 0世纪 90年代重构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加强 ,这对日本战后防卫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 ,加快了日本取消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限制、完善战时法制、重新确立防卫模式等重大军事战略的转变     

日美同盟"再定义"与中国国家安全

作为冷战产物的日美同盟的"再定义",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形势变化和两国战略调整合力的产物.通过"再定义"进程,日美同盟得到强化,这必将突破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日美两国调整地区安全战略,改变同盟性质,扩大军事合作范围,不仅对它们自身,而且也对亚太、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日美军事合作在各个领域的具体实施,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压力将会逯步增大.     

美国“亚太再平衡”背景下美日同盟的强化原因及影响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高调宣称重返亚洲,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主要是遏制中国崛起,维持美国全球霸权.适应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需要,美日同盟进一步强化：一是由双向遏制中日向集中遏制中国转化;二是巩固军事同盟实现军事一体化;三是合作领域拓宽实现美日同盟全球化;四是由双边安全合作向多边安全合作转化.美日同盟的强化源于各自所需和相互利用：一方面美国借美日同盟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另一方面日本需要借助美国增强地区影响力.美日同盟的强化对中国崛起形成严重挑战、使中日关系受到很大的影响、延缓了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进程.     

冷战后美日同盟关系的强化及其影响

冷战结束后，作为冷战产物的美日军事同盟没有随着冷战的终结而结束，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其原因在于各自的战略考量。美日同盟的强化对亚太大国关系和地区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使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化。     

论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

日美同盟关系的维持与发展是战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尤其是美国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战后日本安全防卫的根本保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美同盟关系也在不断更新内涵和调整功能。2001年“9·11”事件后日美同盟关系的重新调整,既是对1951年日美安保条约签署以来历次调整的继续,更是对过去的超越;既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全球军事战略重新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客观体现,又是日本借机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观诉求。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不仅为日本的安全防卫和政治外交政策带来了变化,而且还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战略态势产生着深远影响。     

论美日结盟的三大因素

作为冷战遗留问题的美日同盟,之所以能在冷战后继续加强,与日本的两大传统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第一是日本外交政治传统中同时具有欺弱的侵略性和仰强的依附性,是美日结盟的必然因素之一;第二是日本国民性中的神皇文化积淀有利于美日同盟冷战结束后继续存在和加强;第三是西方民主和评论的链接性因素使得关日彼此认同为同质国家,并共同应对可能涉及美日的潜在威胁。     

国际关系中的信任概念与联盟信任类型

与丰富的信任实践相比,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关于信任的概念分析尚未充分展开。同时,既有的联盟政治研究,关于联盟之间的信任是如何及何时形成问题,亦无细致的讨论。进一步而言,作为一个心理变量,信任概念的本体研究,诸如信任与认知、情绪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学界亦没有取得共识。有鉴于此,本文在综述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种信任与联盟信任的概念模型,认为联盟信任包括工具性信任与情绪性信任两种基本类型。最后,本文探讨了联盟信任与联盟形成,亦即信任与合作之间的关系。     

联盟组合多样性及其与绩效维度的关系

基于480家机构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网络数据,分析了联盟组合多样性和财务绩效、激进式创新绩效、渐进式创新绩效等三个重要绩效维度之间的关系.其中,联盟组合多样性与财务绩效负相关;而联盟组合多样性与激进式创新绩效呈现倒U形关系;联盟组合多样性与渐进式创新绩效呈现递减收益正相关.结果表明,管理者应该意识到联盟组合多样性的可能的消极影响,并且意识到不同水平的联盟组合多样性是最有益的.     

战略联盟——宁波地区证券经纪行业的选择方向

在新转轨的时代,证券经纪业务所面临的困境有目共睹。以宁波地区证券营业部为特定研究对象,运用波特五力模型分析行业内的竞争态势,并在此基础上寻找适合该地区证券经纪业务的战略模式,即战略联盟,该模式对国内其它地区的证券经纪行业能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关系规范视角下的联盟结构与联盟绩效研究

从关系规范相关研究出发,分析了关系规范在联盟结构与联盟绩效间的作用机制.提出联盟结构是确保联盟取得预期绩效的重要事前安排,而关系规范则是决定联盟绩效的关键过程性要素.实证研究证实,联盟结构中的利益分配合理性维度和控制权对等性维度对联盟绩效的作用显著,而关系规范作为制约企业行为的一种非正式机制,在联盟结构与联盟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且关系规范各维度的影响效应不同.     

法德关系与中日关系比较

战后中日关系与法德关系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但是法德在短短10多年间顺利实现了从宿敌到盟国友邦的历史性和解,而中日不但没有实现真正的和解反而陷入困境。德日不同的民族心理、对待侵略历史的不同态度、对共同利益的不同认知以及中日之间互信与交流机制的缺失是法德和解与中日关系困境两种不同结果的原因所在。中日关系要走出困境,必须在日本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大共同利益,建立有效的互信和交流磋商机制,同时继续重视民间交流。     

戴季陶与同盟会

本文在简述同盟会历史及戴季陶与之相关经历的基础上,以戴季陶的有关文章为材料,明确了戴季陶加入同盟会的时间及关系,并重点分析了他对同盟会的认识,得出了以下几方面的结论:(1)戴季陶在1912年4月以前基本上没有论及或提到过同盟会,尽管他在回忆中提到曾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见过孙中山,但实际上在他的其他文献中并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说明这一点。(2)戴季陶大约是1911年下半年在南洋槟榔屿加入同盟会的,但所留文字资料较少。(3)1912年与孙中山见面以后,尤其是1912年4月以后,他在文章中谈论同盟会的频率较高,所谈问题亦深入透彻。(4)虽然戴季陶是同盟会的会员,但对于同盟会也持有不少批评意见,也给予了希望。     

企业跨国战略联盟的涵义与特征

企业跨国战略联盟是指不同国家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企业为了实现一定的战略目的而进行企业间资源跨国整合活动的一种长期合作安排,它具有联盟主体和资源整合活动的跨国性、合作关系的战略性、联盟主体的独立性、联盟伙伴关系的平等性和管理的复杂性等特征。     

海外华人的民族关系与种族关系

用海外华人研究作为一个实例来解释关系社会学的创新观点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关系社会学,研究社会是从社会关系出发,而不是从社会本质开始;以往研究海外华人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强调海外华人身上带着中国传统的血统,第二种观点是用种族的概念去理解海外华人,均强调文化本质和种族原始区别;从海外华人乡土观念和家族关系可以看到：民族关系的发展受到多方面关系的影响,包括海外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以及与当地人的关系;此外,海外华人在外国成为一个种族不是基于华人本身的种族本质,而是由于海外华人与当地主流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导致形成;进而描述了关系社会学一些值及探讨的问题。     

"不虔诚的同盟":16世纪法土同盟的建立及其影响

为了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改变地缘政治、外交和军事方面的劣势,以及获得商业利益,1536年,冠以"笃信王"称谓的法王法兰西斯一世,与基督教世界的敌人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结为同盟.法土同盟的形成与发展,不仅维持了欧洲的国际均势及其政治多元化特性,促进了欧洲外交观念的变化和中世纪欧洲统一意识的崩溃,而且在客观上有利于德意志新教改革的成功和法国在东地中海经济地位的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