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职业技能开发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作用

略论职业技能开发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作用丛颖超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求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技术含量并将其转化为生产力。技术工人是实现这种转化的载体。可以说，没有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者，就不可能有经济增长的高质量和高效益。而...     

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个新兴古典微观模型

受限于传统经济理论分工水平假定、生产与消费分离的分析思路,从分工视角研究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影响深入不足.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基于信息技术经济性质的分析,构建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内生的分工模型,分析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影响,结论表明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核心影响来源于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的网络效应,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信息技术促进技术进步产生,并进入到有效率的迂回分工结构中促使分工扩展和深化,工业化和信息化交织构成新型分工网络和经济组织结构,产生报酬递增的良性机制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湖南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率:1991-2006

本文运用索洛余值法对湖南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率进行了测算,使用1991-2006年相关数据,在对有关指标进行合理调整的基础上,分析了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在湖南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研究发现,湖南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要素投入特别是资本要素投入,而技术进步对湖南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亟待提升,湖南经济增长整体上属于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这一分析为湖南未来经济增长的结构调整和路径选择提供了可参考的方向.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资源宏观配置

一、不同增长方式下的资源配置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从生产要素的配量比例及各种要素发挥作用方式的角度划分的。当前，人们一般将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方式。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的是依靠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并主要通过大量增加这些资源量的简单扩张来推动某一时期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因而也称数量扩张型经济增长。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的是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通过提高人力资源质量，合理配给生产要素，最优配置和使用资源等措施，以资源的内涵增加来实现持续、快速、健康的经济增长，因而也称质量效益型经济增长。二者…     

分工、增长与中国社会的普遍富裕

亚当·斯密很早就指出分工发展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国民普遍富裕的最重要原因。宏观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的普遍富裕之间存在背离。从分工角度分析产生这种背离的原因主要有:农业分工水平低;地方和行业利益,地区和行业垄断普遍存在;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制造业普遍达不到规模经济水平;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因此,应采取促进农业生产分工和规模经营;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切实转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等政策来缓解这一问题。     

技术文化是集约型经济增长的社会基础

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一方面是要在扩大再生产方式上由外延式为主转变为内涵式为主;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要在经营方式上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转变增长方式的主要内容及其目标,是要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我国目前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升级研究 ——基于全产业链构建

传统的国际分工形式限制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攀升,虽然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程度较深,深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趋势在不断上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呈现"右偏V"型发展趋势,国际分工地位表现出向上游攀升的特征,但分工地位仍相对较低,制造业行业间差异显著。实证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制造业竞争力提升具有促进效应,盲目地深入全球分工体系不利于制造业升级,必须依靠技术进步通过提高分工地位来推动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进而实现制造业整体升级。中国制造业在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节点转移的过程中,需转变垂直分工到水平分工的思路,构建以技术进步主导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打造制造业价值生态体系,在多个价值环节与全球伙伴进行水平合作,增加中国国内间接附加值率,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以实现产业升级。     

分工演进与浙江经济

本文认为,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罗默等人将技术进步建立在研究和开发的基础上,从而内在地阐明了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机理。然而,通过对比浙江省与国内其他省份在经济和教育、科研方面的指标,我们发现,对于解释浙江省乃至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的经济增长,罗默的模型并不适用。相反,沿着亚当·斯密的分工导致经济增长的思路,杨小凯和贝克尔等人分别建立的内生劳动分工的经济增长模型提供了解释浙江经济发展变化较有说服力的工具。浙江省的经济增长突出地表现在杨小凯模型所揭示的随着个人专业化程度提高和商品化程度提高而出现的劳动分工的发展,另一方面表现为与专业市场和家族企业发展相联系的贝克尔所揭示的专业化程度的加深。文章最后指出浙江经济今后发展的关键在于降低协调分工的成本、深化分工的一系列制度建设,尤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本质和关键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键是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而企业经济运行的质量高低首先取决于企业内部的科学管理．其次是企业是否具备先进的技术条件，再次是企业的规模大小。最后是企业的分工是否合理。中国经济增长效益不高、质量偏低关键是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使企业内部没有动力、外部缺乏压力。所以中国经济转变增长方式首先要施加市场压力和政府压力，其次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导向、金融导向和宏观政策导向，将体制转换与制度创新结合起来，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条件。     

双重追赶战略下的均衡中国与经济变革——十八大后中国经济的战略取向

十八大后的中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五位一体"总布局的相对均衡的发展战略时期。从单向度追求发展速度到速度与民生的双重追赶,意味着中国将出现以要素价格不断上扬为基本特征的重大经济变革趋势。如果这种成本上升的趋势不能为生产率上升速度所消化,不能从依赖低成本比较优势转向依赖创新驱动的竞争优势,经济将出现"滞涨"并陷入发展陷阱。为顺利实现这种"倒逼"经济转型升级的效应,需要我们转变经济体制,转变发展方式,转变发展的立足点,全面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主动积极地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迎接新经济变革所提供的战略机遇的不二法门。向结构调整要效益,向结构变化要速度,是走出仅仅依靠投入和消耗维持发展速度的怪圈、全面进入集约化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标志和途径。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Horizon”的扩展:西方现象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Horizon是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胡塞尔的Ho-rizon是狭隘的、“平面”的。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运动进展的一个维度,就是这种Horizon不断被扩展:伽达默尔将历史的因素补充进去,提出了“视域交融”理论;海德格尔则对Horizon作了一种立体的扩展,Horizon成了人们存在的境域;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基础上,指出厚度、身体、他者等不可见者都是我们存在的Horizon,丰富了存在的理论;德里达则批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在场的形而上学,将不在场纳入Horizon之中。Horizon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现象学的特质。     

印度河科希斯坦古代交通路线初探

本文介绍了印度河科希斯坦地区,以及流经该地的印度河及其主要支流的地理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法显自陀历国至乌苌国的旅行,以及宋云、玄奘关于这一段路线的记载作了探讨。本文还介绍了奥雷尔·斯坦因1941年对这一地区的考察。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浅析社会时代需求与文学功能的演进

文学具有诸多潜在的功能因素,它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被彰显和确定,由于不同社会时代人的需要有所不同,同一社会时代人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从而使文学的功能的显现也呈现出主次、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特点。本文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分析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如何在社会时代的需求中演进和交替变奏。     

论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对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尚需进一步研究。应从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关系,从信息转换以及从系统分析考察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具有相对性。     

当代共和主义者对罗尔斯自由观的误读

昆廷·斯金纳与菲利浦.佩迪特是当代著名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乃是一种独特的自由观。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对其他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约翰.罗尔斯也受到了批判。在斯金纳看来,罗尔斯忽视了公民美德的作用和必要性,从而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私倾向和包容这种倾向的制度设计,并进而支持一种对公民生活实施最少干预的国家。而在佩迪特看来,与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不同,罗尔斯持有的是一种消极的、无干涉的自由观。后者满足于实际干涉的阙如,而前者则要求能够抵御专断干涉的保障。然而,两人的批判均是建立在对罗尔斯著作的误读之上的,因此不能成立。     

包头市区售货员和顾客之间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

出于调节与顾客的心理差距、避讳、标志售货员的身份地位等动机,售货员利用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作为语言策略,进而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商品。在包头这样的多方言地区,如果人们能熟练地掌握两种甚至更多的语码,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交流的工具或谋生的策略。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