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瑗、崔寔生卒年考

崔瑗、崔寔生卒年考解成崔援、崔宝父子，东汉琢郡安平（今河北省安平县）人，名重于当时，事迹见于《后汉书·崔明传》（明为援父）。１９８９年版《辞海》袭旧说分别注缓、实生卒年为“７７—１４２”和“？一约１７０”，不确。兹考证如下。关于崔援。《后汉书·崔接传...     

政学互动：“子改父过”孝道说及其与元祐更化之关系

宋神宗去世后,面对《论语》“三年无改”孝道说对更化的挑战,司马光主要以“子改父过”孝道说进行反驳,其依据为《周易》中的“干父之蛊”。“以母改子”仅为此说的补充。除政治目的外,“子改父过”亦是司马光的学术主张。将“干父之蛊”解释为“子改父过”非司马独创,在儒家经典内部本就存在“子改父过”与“三年无改”两种孝道说的冲突。经司马光阐发后,“子改父过”说为旧党沿用,成为元祐更化的理论武器。宋哲宗亲政后否认此说,终结元祐之政。随着元祐被美化,“子改父过”说被广泛接受。朱熹在《周易》阐释中采纳了“子改父过”说,并解决了该说与“三年无改”说间的矛盾,为后世沿袭。     

从《说文·女部》看儒家的妇女观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从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老幼有叙、朋友有信"五伦观念,再到汉儒董仲舒为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而创造出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儒家用"礼"来规范的上下尊卑等级秩序日益得到强化.而儒家的妇女观正是建立在儒家尊卑秩序的大系统基础上的.儒家上下尊卑等级秩序,常常从男女有别开始,最终是通过降低妇女的地位乃至压迫妇女来实现的.     

比较:罗本《三国》和毛本《三国》

《三国志通俗演义》为罗贯中所著,但绝大多数读者阅读的是毛纶、毛宗岗父子修改过的《三国演义》。这两部《三国演义》虽然内容基本上相同,但文字上却有很多不一样。毛本《三国》与罗本《三国》究竟有哪些不同?毛本《三国》何以取代了罗本《三国》?对于这两个问题,今人研究的很少。本文试图通过比较来回答这两个问题。 一 首先是历史观的不同。罗本《三国》的历史观先进于毛本《三国》的历史观。 毛本《三国》一开始就增加了这么一段:“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亡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     

《三国演义》艺术接受三谈

本文试图从读者的角度结合“接受美学”的方法,对《三国演义》的艺术接受问题作一探讨。 一、《三国》艺术接受的历史 《三国演义》是以东汉末年军阀纷争为历史背景的,在其成书之前,三国故事早有流传。随着历史的演进,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丰富着正史、稗乘所载三国故事的内涵,而经元末明初文人的进一步整理加工,终于创作出这一部通俗演义。三国故事在演义作     

禹杀父,启屠母

《续汉书·郡国志》注引《续博物志》:“[祝其]县东北独居山,南有渊水,即羽泉,俗谓此为惩父山。《元和志》同。”杨宽先生云:“俗谓羽山为惩父山,当必先有禹惩鲧之传说。”(《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七·下)案:鲧殛死。[清]刘梦鹏《屈子章句》曾疑《天问》“勤子屠母”暗指禹之“屠父”,虽非是,亦石破天惊之语矣。观《淮南子·修务训》及高注禹“为治水解祷,以身为质”,岂夏人传统巫术有以酋长或其替身祭神禳灾之习惯欤?禹之“惩父”或“殛父”,或因其治水不成,乃以其“替身”为牺(或以象征性之献祭仪式)以平息神怒、禳息洪祸,或如后代之“奠基祭”(Feundation     

苏格拉底是否主张子为父隐——兼评郭齐勇与邓晓芒关于《游叙弗伦篇》的争论

最近十多年关于"父子互隐"的论战一度波及苏格拉底。一方认为苏格拉底主张子为父隐,另一方认为苏格拉底赞同子告父罪。双方针锋相对,都指对方误读了柏拉图的《游叙弗伦篇》。通过对《游叙弗伦篇》的解读和相关资料的考证,可以发现,苏格拉底的确质疑游叙弗伦告父杀人,但他质疑游叙弗伦的原因并非因为主张子为父隐,而是因为不能确定游叙弗伦的父亲是否犯有杀人罪,不能断定游叙弗伦告父杀人是否虔敬。《游叙弗伦篇》既未断言苏格拉底赞同子告父罪,也未显示他主张子为父隐。     

45 二王庙之殇

背景资料 二王庙位于都江堰岷江东岸的玉垒山麓，是纪念中国都江堰的开凿者、秦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二郎的祀庙。初建于东汉，时为纪念蜀王杜宇的“望帝祠”，南朝齐明帝建武年间（494--498），益州剌吏刘季连迁“望帝祠”于郫县，改祀李冰父子于此，称名“崇德庙”，后亦有“江渎庙”，“李公庙”、“王庙”、“秦太守李公祠”、“真常道院”、“川主庙”、“显英王庙”、“二王宫”之称。清乾隆时之《灌县志》中称“二郎庙”，后遂称之曰“二王庙”。     

“四人帮”恶劣学风一例——驳梁效对“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口号的歪曲

“四人帮”的御用工具梁效说:东汉末年黄巾农民起义军提出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口号,“是对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说教的否定”。梁效以此作为论证黄巾起义“横扫了儒家反动势力”,“为三国时期法家路线的推行创造了条件”的主要论据之一,而且声称,他们这是在歌颂“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也是什么“学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一点体会”。妄图给自己的“影射史学”披上一件革命外衣,以掩盖其     

古代我国辈分称谓小释

自身为一代,父以上谓祖,子以下谓孙。父:父字早见于殷代的甲骨文。西周的《诗·小雅·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俗称:“爹爹”、“爸爸”。祖父:也谓“王父”。反映周代的社会生活的《礼·曲礼》上:“祭王父曰皇祖考。”疏:“王父、     

从明代三国戏看曹操形象的民间传播

曹操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也是历代正史和文学作品中传唱千古的人物形象之一。明代戏曲中关于曹操事迹的剧目,主要依据陈寿《三国志》、元话本《三国志平话》、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元代三国戏以及民间传说等文献加以改编,大致勾勒出曹操风云际会的一生。由于受元明时期文学作品"拥刘反曹"思想倾向的影响,明代戏曲中的曹操形象大多是作为西蜀政权和东吴政权的对立面出现的。通过对明代戏曲中许田射鹿、云长辞曹、义讨董卓、黄鹤楼论英雄、祢衡骂曹、文姬归汉等情节的深入分析,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映出明代民间对曹操形象的广泛传播、不同接受和重新解构。     

中庸的涵义和在先秦哲学中的意义

中庸,最早是孔子根据古代“中”的观念而提出来的.《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夫,民鲜久也.”中庸首先是作为一种伦理道德而被提出来的,但孔子对其具体内容却没有加以阐述.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对中庸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并且认为它也是一种进行道德修养和处理问题的原则和方法,称之为“道”即“中庸之道”.《中庸》提出“五达道”、“三达德”和“九经”是中庸的具体内容.“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也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以下未注出处者均引自《中庸》).“五达道”是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人伦关系;“三达德”是智、仁、勇这三种品质.《中庸》认为,在封建社会里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社会关系中.要使封建社会得以安定就必须处理好这些关系,即“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而这就要具备智慧、仁爱、勇敢这三种品质.《中庸》又提出了“九经”:“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从批判、反思到皈依传统--论张扬电影的价值取向

张扬电影常常将叙事重心落在父子关系上,讲述“子”对“父”从叛逆到认同的过程,而家庭中其他的女性角色则沦为陪衬和被动的所谓“空洞的能指”。在父子故事的表层意味之上,其实是通过“子”对“父”的逐渐肯定和最终趋同,辅以具体场景被赋予的彼此对立的象征意味,表达对中国传统文化潜意识中的认同和回归。这种价值取向和情感倾向虽然与第六代的整体创作大异其趣,但是在电影商业化的潮流中,却有其存在的必然原因。     

兵部尚书的设置始于何时?

《通典·职官》记:“(三国)魏置五兵尚书”(《宋书·百官志》记:“五兵尚书领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晋初无,太康中乃有五兵尚书,而又分中兵、外兵为左右”(原注:“晋虽分中兵、外兵为左右,与旧五兵为七曹;然尚书唯置五兵而已,无七兵尚书之名”)。 “后魏为     

再说"为父绝君"

本文再次讨论郭店楚简《六德》篇的“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指出这段话的确是在讲丧服之礼,但它所表达的父丧重于君丧,与传世儒家文献强调的君丧重于亲丧,恰恰相反。“古礼最重丧服”,因为丧服之礼详尽地规定了“亲疏贵贱之节”。“服莫重于斩衰,时莫久于三年”,《六德》篇与《礼记·曾子问》恰恰在“斩衰”“三年”这个丧服的最高等级上发生了矛盾。《曾子问》的思想更适合了战国中期以后君权的地位日益提升的趋势,而《六德》篇则与《唐虞之道》等篇一样成为被历史埋没的绝响。     

论比部职掌的演变和唐代的比部审计制度

比部是曹魏时产生的一个政府机构，《文献通考》说：“魏尚书有比部曹，晋因之。”西汉时，属于少府的尚书为了处理公文的需要，开始实行分曹办公，称为某曹尚书。东汉以后，尚书分为六曹，由于事权日重，在各曹尚书之下又接业务繁简各设若干小曹，其长官称为曹郎。从《晋书·职官志》的记载来看，魏晋时尚书分曹时多时少，有的曹置废无常，但是比部曹一直设而未废。此后，南北朝、隋、唐、来各朝也都设有比部，可见比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府机构。那么，比部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机构呢？对于唐宋的比部，因为史籍明确记载它的职掌是审计，人们…     

制度因革与历史记忆：汉代的左右曹、诸吏与门下省成立前史

唐人在追溯门下省侍中、给事中的渊源时,混入了原本属于汉代左右曹、诸吏的记载,由此产生的误解需加辨正。汉代左右曹在“殿中”处理政务,介于皇帝和尚书之间。任职左右曹者也被称作“诸曹”。左右曹与公府东西曹、郡县“门下”组织存在可比拟之处。诸吏对诸曹有领导和监督职能,属于殿中“执法”官员。西汉后期尚书地位提升,诸吏的权势相对下降。随着两汉之际的制度变革,东汉前期诸吏、左右曹被取消,其部分职能被宦官代替。东汉后期士人要求参与中枢政务,但为全面取代宦官职任,援引了侍中等一些原本的“非吏职”,门下机构最终在一个“断裂—升级”的过程中得以建立。     

为“三国文化”流光溢彩──读盛巽昌的《（三国演义）补正本》

为“三国文化”流光溢彩──读盛巽昌的《（三国演义）补正本》陈辽自有三国，即有三国文化，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三国文化越来越发扬光大。元末明初的罗贯中，集三国文化之大成，益于他的瑰优的艺术创造，终于写成了不朽的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     

评毛宗岗修订《三国演义》

早在二十年代,胡适把罗贯中、毛宗岗全说成是“平凡的陋儒”。把“毛评”说成是“平凡的批评”。建国以来,对毛宗岗的评价,也是不公允、不科学的。“十年内乱”时期,自不必言。且看一九七八年以后的一些出版物中的说法:“毛氏父子的修订本,又使原作中的反动观点得到了加强”。“毛纶、毛家岗如此修订《三国演义》,是为了迎合清代统治者的需要”。新版《辞海》说,毛家岗“在其修改和评语中,依据朱熹的《通鉴纲目》,增强了尊刘黜曹的正统观念(按:这就是把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与正统观念两者完全等同起来),艺术分析也本八股作法”。作为“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和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书”(《辞源·出版说明》)的新版《辞源》根本不收“毛家岗”这一条。这些书的群众性很大,影响极广。窃以为对毛宗岗及其修订工作,就有重新评价的必要。     

读钱札记二则

“打”出来的大师 一个优秀的儿子固然是老子的骄傲，但也未尝不是老子的无奈，如果父子竟然是同行，那无奈在外人眼里便可升级为悲哀。那时人们通常会忘记“老子英雄儿好汉”“有其父必有其子”的老话，而只会套用“母以子贵”的句式想到——“父以子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