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本土化的当下语境与可能进路

作为一种范式层面的批判,不同时期社会学本土化的主张都源自对既有学术研究状况的某种不满。从深层次来看,本土化乃是涉及到社会科学哲学知识论层面多个维度的思辨议题,各种不同的立场始终处于复杂的辩证关系中。概括而言,这些批判涉及价值和方法两个维度,从不同角度指出了当下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这样两种角度的批判分别导向了具有不同侧重的本土化主张。从这两种不同理论进路出发,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本土化就有了不同的具体内涵和方法论要求。     

“中国创造”:社会学本土化的路径选择

社会学本土化是中国社会学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一般认为中国本土社会学之所以产生,西方社会学功不可没。本文指出西方社会学只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助推剂,建立中国研究模式才是社会学本土化的核心所在,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机制必须选择兼容并取的中国创造。     

失地农民抗争行为的社会学分析——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

随着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征地规模日渐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当土地的征收危及到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时,便走上维权抗争的道路,其抗争行为是特定背景下的自我利益争取。基于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以湘潭市Y村的失地农民的抗争行为为例,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及社会理性三个方面探讨失地农民抗争行为的动因,用合理化来说明失地农民抗争这一目的性行动的原因。同时指出,不同理性考量下的抗争行为具有差异化:生存理性下的抗争行为呈现暴力抗争的特点;经济理性推动下的抗争行为具有隐忍性;社会理性动机下的抗争行为则产生组织化、规范化特征。     

批判传统与美国早期社会学理论——一个关乎理论本土化的命题

在欧陆文明的滋养下,欧洲社会学理论具有广泛而且坚定的不妥协精神与批判传统。但是,这种批判传统在美洲大陆上并没有成为美国社会学理论的精髓。与欧洲完全不同的理论发展背景,使得美国早期社会学理论充满满足感与乐观主义。这既是美国早期本土化理论的独特之处,也是发展禀赋上的先天不足。美国早期社会学理论的历史表明,社会学理论如果丧失批判能力,过度依附于科层,必将自甘堕落,并失去对其他社会科学的滋养能力。     

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简析

理性选择理论是社会学的重要理论之一。科尔曼是公认的这一理论的权威人物。科尔曼在“理性人”假设和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 ,认为个体行动者总是依据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的原则在不同的行动或事物之间进行有目的的选择 ,并对社会规范、法人行动等作了深入分析。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将宏观和微观分析相结合 ,提出了社会理论研究与发展的新方向。     

试论费孝通的社会学本土化思想架构

社会学的本土化研究关键在于本土化研究方法的确立,费孝通在探索社会学本土化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从寻求社会学传统与现代的统一、追求社会学研究应用策略和价值关怀的协调、探求社会学研究从文化反思到人的自觉三个角度分析和归纳了其社会学本土化思想架构,费先生的这个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论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的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

在社会学史上,本土化、西方化、国际化和全球化是四种既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的变迁趋势.社会学西方化有着多种表现形式,它与社会学本土化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社会学国际化与社会学本土化彼此是相容的,但目前社会学的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社会学全球化具有多重含义,故它与社会学本土化的关系须分层次进行具体分析.     

关于社会学研究本土化的若干问题的思考

社会学研究本土化运动自开展伊始,就面临着许多问题的困扰。关于其合法性、面临的挑战、本土化的层次、本土化的误区、本土化运动开展的策略等问题,是每一个欲图从事社会学研究本土化的学者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应该从学理的角度,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梳理。     

教育社会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总结关于教育社会学国际化与本土化的三种观点,分析这三种观点的局限性,并努力对教育社会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进行合理阐释,以促进我国教育社会学沿着正确轨道合理、健康地发展.     

理性选择理论的演变与法经济学的发展

作为法经济学理论基石的理性选择理论，其形成和演变在于对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以及不断修正这一基本假设。博弈论承认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突破了信息完全和市场充分的假设，将信息成本和对策成本纳入到了理性选择的影响因素中，扩大了理性选择理论的适用范围。而行为法经济学从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这一崭新的角度，弥补了理性选择理论的不足，揭开了法经济学的新一轮发展。     

论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

20世纪90年代,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从个体行动者与法人行动者出发,试图整合社会学理论微观主义与宏观主义,因而在经济社会学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是由包括行动系统、行动结构、行动权利以及社会最优等四组基本概念构成的。理性选择理论不仅要分析个别行动者的行动,而且要努力能够从对微观行动的分析上升到对宏观社会结构的分析,这集中体现在对法人行动的分析。因为法人行动不只是分析行动系统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更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和显著特征之一。但是,他的理论忽视了行动者的偏好、欲望以及心理预期,忽视了感性选择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对个体行动以及社会行动的制约作用。     

社会学本土化的引入、构建与想象

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反映了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30多年来社会学的发展,不同阶段争论的议题正是社会学作为一个专业体系构建过程中的重点体现。从研究对象的转换、本土社会学理论的建构到认识论、方法论的提升,不同部分的专业构建出现了研究议题、理论普遍性和方法论上的本土化争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是从引入西方社会学理论,到构建中国本土学术共同体的过程,"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本土化的两个方面。社会学面临的问题是对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的把握,这是现阶段本土化所回应的根本性议题。     

再论作为学术运动的社会学本土化

本文把中国社会学学科史分解为社会学思想传入和翻译阶段(1895—1920)、社会学早期发展阶段(1921—1952)、社会学恢复阶段(1979—1998)和社会学常规化阶段(1999—2018)四个内部分期,并对这四个时段内社会学本土化(运动)的源起和表现特征做了初步阐析,认为外部学术要素卷入(或中外学术态势对比)、内生学术结构特征的变动和技术及其他支持体系的约束(或促进),构成了理解社会学本土化议题之兴起和形塑的知识社会学框架的三大核心要件。文章继而对当代社会学本土化—国际化/全球化争议中我们认为较为中肯的几个代表性意见进行了特别回顾。最后,文章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学发展演进的宏大脉络中,本土化和国际化/全球化之争并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相关性,而毋宁说其表征的是学者们在各自学力养成基础上的一个"价值有涉"的立场和偏好而已。因此,无论是在研究议题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一个兼容并包的学术原则将或者调和持不同立场者间的争端,或者推动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走向一个新的学术高度。     

理性选择与社会信任:迈向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新综合

信任与理性的关系经历了综合—分离—新综合三个阶段,理性选择理论沟通了长期分离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并推动两者不断迈向新综合。在这个过程中,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秉承理性选择理论,坚持认为在市场中选择信任是非理性行为。社会学家通过对信任的不同解释,积极回应了理性选择理论:格兰诺维特证实经济行动嵌入社会结构,将社会结构作为个人理性选择的背景;科尔曼将理性选择理论引入社会学,并对其进行了扩展;福山则通过信任研究提供了理性选择之外的解释道路。时代发展到今天,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融合趋势日渐明显,社会信任和理性选择作为经济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领域,在促进两学科的研究者展开对话,并构建经济学和社会学新综合的格局中发挥着作用。     

集体行动如何可能？

来自各个不同学科的大量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发展为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即扩展理性选择理论模型的边界,从而使之能够成为研究社会困境和集体行动的基础.首先我将引入如何通过集体行动克服社会困境这一问题,然后本文将分六个部分来进行阐述.第一部分,简单回顾目前流行的理性选择理论对社会困境所作的理论预测;第二部分总结概括目前理论界对完全理性模型的过度依赖所提出的各种质疑,这些质疑是通过大量的经验研究提出的;在第三部分.我将讨论两个主要的经验性发现,表明当人们成功地建立可以借助互惠、信誉和信任来克服短视自利的强烈倾向的条件时,人们就能够达到"优于理性"的绩效;第四部分,探讨建立第二代理性选择模型的可能性;第五部分,和大家共享这个理论的初步设想;第六部分是总结,检验当我们把互惠、信誉和信任置于一种经验导向的行为主义的集体行动理论的核心时,会有什么意义.     

本土化信念:我国教育理论本土化之前提性动因

在教育日渐全球化与国际化的今天,教育理论本土化不仅是中国教育学发展的重要命脉,更是几代教育研究者所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中国的教育学在国际教育研究中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摆脱尴尬的失语地位、打破跟随他人进行研究的被动局面.究其原因这固然与教育学自身根基的薄弱不无关系,但如何打破教育学发展的种种扞格,解决教育理论发展的现实困境,把本土化提升为教育理论本土化的一种信念希望能够对今后的研究有所裨益.     

信任：基于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的思考

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提出的委托人与受托人的信任关系系统对于信任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视角,但是该理论带有强烈的工具性理性的色彩,并对某些基本概念界定的不完善,本文基于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的思考,结合分析现今中国存在的信任问题,增加了对中国人性观和转型期社会环境的讨论,并寻求重树信任旗帜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