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诵诗"现象刍议

"诵诗"现象出现于先秦时代,当时其含义只是一种特殊的诵读方式.在宋代,"诵诗"作为一个特殊诗学话语,它的主要含义是一种特殊的阅读和传播方式.它不仅具有强化诗歌传播的作用,还有促进诗歌创作的作用.宋代"诵诗"作为一个诗学现象,不仅与宋代诗歌创作者与传播者身份合一有关,也标识着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的主体性的凸现.     

论"摘句"的诗性阐释方式

从诗学解释学的角度看,"摘句"并不像研究者通常所认为的是一种批评方法,而是一种诗性阐释方式.这种阐释方式之所以是诗性的,除了受中国诗性文化传统的影响之外,最根本的还是中国古代的说诗者和批评家们在面对诗性文本的时候先在地持有的一种与解释对象相匹配的东方民族所特有的诗意的态度和诗性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诗性的思维方式铸就了"摘句"作为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重要阐释方式的独特理论品貌.     

詹姆逊“境遇风格诗学”中的“现象学”因素——以《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为对象

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风格诗学经历发生期、形成期、拓展期三个阶段,其对应的批评形态分别是：境遇风格诗学、辩证批评、社会形式诗学,而发生期的“境遇风格诗学”是目前学界的一个“理论盲点”。从学术思想的生成看,现象学在詹姆逊批评理论萌芽发生、方法初建时具有重要影响和独特作用。以《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为起点,现象学搭建了在范畴、方法、体系上从新批评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新路径,在现象学与新批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多元话语的冲突、对话、融合中塑造“境遇风格诗学”体系。此后,境遇风格诗学演化成辩证批评、社会形式诗学,现象学也从早期话语资源的借鉴应用,转为思想、方法上的理论启示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层对话。然而,理论话语的兼收并蓄与多元杂糅,也引发了“折中主义”危险。     

从群体到个体：“诗人”一词的传统涵义及诗学内蕴

"诗人"一词是中国古代诗学领域中一个重要的批评术语.它最初主要是指<诗三百>的创作者,具有群体性、典范性等特点,承载了中国古人自觉关心宗国兴衰、社稷存亡的道义精神,并反映出古人某些特定的诗学观念.在钟嵘<诗品>之后,"诗人"的身份指向性扩大到所有从事诗歌创作的人.这是对个体价值、情感的肯定和张扬,对作诗以"抒情"的认识和实践,是"诗人"一词在东汉中、后期及魏晋南北朝时期被赋予的新的文化精神和诗学涵义.     

朝鲜古代诗家对"象"的现象学阐释

作为一个诗学范畴,"象"是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核心范畴,也是基干范畴.由于古代朝鲜与中国在历史、文化上的亲缘性关联,朝鲜诗家在诗学批评中,对源自于中国传统的诸多诗学范畴甚至不加任何诠释地加以使用.从表面上看,朝鲜古代诗学范畴在内涵等方面与中国传统几无二致,甚至成为了朝鲜半岛古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我们可以把朝鲜半岛诗学与中国传统的关系理解为,朝鲜古代诗家对中国诗学的现象学阐释,特别是对于具体诗学范畴而言.朝鲜古代诗学中"象"的范畴,就是朝鲜古代诗家对中国诗学进行现象学阐释的一个典型.     

他人学问,自家性情——由“不俗”论看陈衍诗学观念的现代转型趋向

陈衍以"不俗论"为中心的诗学观念在时代环境作用下相对于道、咸时期宋诗派发生了重要的现代性新变。陈衍以诗话、诗选的形式构建了相对完整的诗学批评体系,将宏观诗论与具体诗评相结合,对于如何应用"人与文一"的理念指导诗歌创作与批评、诗人之言与学人之言之间的深层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具体而微的探讨,进而将诗学定义为承载士人文化生命、真实细致地摹写个人生命体验的艺术活动,赋予了诗学可与经济、义理、考据等"外学"并驾齐驱的独立价值。诸种观念对日后"五四"新文学的发生发展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批评越界"与"话语振摆":文化诗学的"理论链"建构观念

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批评全面崛起于后现代文化的话语场,在与各种当代理论的相互碰撞之中逐渐形成文化诗学的学术品格.在泛文化形态的历史批评中,它提倡文学研究从历史文本转向文化形式而建构跨越学科界限的诗学概念;在历史性的文化批评中,它主张在各种批评理论之间的自由流动而实现跨越话语界限的批评理念.从文学研究的越界批评到文化理论的话语振摆,文化诗学以文化文本的概念重新引入历史文化的整体性思路,在泛文化批评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理论话语的对话体系.     

为中国古代"文说"正名

中国古代留下了大量关于文学的言说和著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许多研究者都对它进行过命名,从"中国文学批评"到"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理论",再到"诗学",再到"文论",可至今都没有定论.相比较于这些外来或现代语汇,"文说"倒是一个历史的还原,它更准确地体现"中国"、"古代"说文的思维方式和表述形态,从而避免学术研究中"以西释中"和"以今释古"不良倾向.     

中国古代诗学的心学特色

诗学是关于诗(广义的文艺、美学)的理论阐释与批评。"诗本于心性"可以说是诗学的一个纲领性话题。从"诗言志"开始,到"吟咏情性"、"言,心声也"、"诗原乎心者也"、"天下无心外之物",千年承传,"心"成了诗学的精髓和探讨的中心。从而使中国古代诗学具有了"心学"性质。从本体论看,中国古代诗学有与西方诗学迥异的看法。从创作论看,中国古代诗学最重视创作主体的内在修养与审美心理作用。对于创作过程,古代诗学更是深情关注,警语妙论,精彩纷呈,不少命题至今仍使人感到深刻新鲜而耐人寻味。     

"诗言志"与"诗是某种制作"——析中西诗学理论原点之异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把"诗言志"与西方诗歌定义"诗是某种制作"作比较,二者的比较寓示了中西诗学传统在理论原点上的差异.中西诗学分别从自己的理论原点出发,沿着不同的轨辙,在文学本体规定、作者与文本之关系、批评阐释等基础观念层面,各自衍生了一套圆融自足的理论体系.中国主流文学传统强调"非虚构";西方则重视"虚构"和"想象".中国文学的文本与作者是一种物我不分的自然和谐关系;西方文学的文本则是作者意志控制的对象与产物.中国诗学批评以"作者"作为"意义"之源;西方诗学批评则以"文本"作为"意义"之源.     

从社会批判到文化祛魅:文化唯物论视角下的文化诗学批评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关系是文化诗学谱系研究的重要部分.新历史主义对文化唯物论既有社会批评的方法论借鉴也有文化诗学的理论创建:文化与社会的批评理念是两者方法论的理论契合点,"借古讽今"与"以今参古"的批评指向是研究旨趣的分歧点,而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的批评范式则体现出两者理论建构的不同诗性导向.考察这两种西方批评理论的指涉关系,可以使中国文艺研究获得一个历史与文化的诗学新起点.     

古代诗学"无迹而神"的语言策略

作为中国古代诗学范畴中一个重要的审美命题,"无迹而神"说是用"无迹"来赞颂"有神",倡导一种"求神似于形似之外"的诗学精神.其语言策略大体可归结为三种范型曲形得神;变形得神;隐形得神.     

宋代文人"谪仙"称谓及其内涵论析

"谪仙"称谓缘自道教神仙观念,这一称谓因用于李白而具有了诗人意义.宋代文人广泛借用"谪仙"称谓,这与他们的道教信仰、诗才学识以及对李白的崇拜有关.狂傲、贬谪和诗才是宋代文人对"谪仙"概念基本内涵的确认."谪仙"因此也成为宋代诗学批评的术语之一.     

"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双向阐释——试论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文化诗学作为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种文学批评思潮和流派,已然成为当今西方批评界的显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作为正宗的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模式,文化诗学以其新历史主义的学术旨趣,以其对"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双向阐释,实现了对形式主义批评和旧历史主义批评的双重超越,表现出一定的学术原创性.自上世纪末被引入中国以来,也越来越受到我国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本文对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作一简要论述.     

清代朴学背景下的陈衍"学人之诗"诗论

清代朴学的治学态度与研究方法,对于近代诗歌的题材内容及表现手法有极大影响.陈衍对此深为关注,并在<诗话>中提出"学人之诗"之说,揭示出了一种受清代学风影响而具有近代审美特征的新的诗学范式."学人之诗"作为对近代诗歌进行研究与总结的诗学理论,根植于当时的学术背景与诗学背景;它对于诗歌内容、形式、创作、鉴赏方面的诗论,明显呈现为受朴学影响的诗学特点;它在诗人、诗歌、诗境方面的开拓意义则显示其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与质实厚重的文化品质.     

从《文苑英华》看宋初馆阁文臣对白居易的接受

宋初诗坛推崇白居易,一般认为白居易的闲适诗或讽喻诗为宋初文士所重视,但从选本批评角度去考察白居易在宋初的被接受情况却并非如此。《文苑英华》录选白居易的诗歌数量为所录诗人之最,选录最多的是他的杂律诗。宋初崇白之风日炽,但诗风流于浅俗。馆阁文臣顺应诗潮,欲以范本形式加强创作引导,而白居易杂律诗的群体性参与、雅俗相融等特点符合范本条件,故而能为馆阁文臣所重。这显示出馆阁文臣对诗歌创作的规范意图,由此也看出馆阁文臣弱化诗之讽喻功能、题材倾向日常生活以及追求典雅秀丽诗风的诗学意识。《文苑英华》对白诗的选录可以说是白体诗派的一次诗学改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初诗学的发展。     

唐湜的诗学观

唐是创作与评论两栖的诗人兼批评家。在九叶诗人群体中 ,唐的美学追求有着鲜明的个人风彩。作为诗人 ,他积极的从事新诗形式的试验 ,作为批评家 ,他注重审美的印象批评 ,他把批评当作“一种感情的旅行 ,一种沉思的试验。”1他既重视对自己的诗歌创作探索进行理论上的总结与提升 ,又注意观察诗坛的创作动向 ,对同时代诗人的创作活动加以审美的观照 ,由这样的艺术实践出发 ,并经由与中西方文论资源的结合 ,唐形成了自己的诗学观。一、“融合”——唐诗学观的一个基本点　　唐曾说 :“诗人的最高理想该是人我不分 ,浑然一致 ,生活经…     

查尔斯·伯恩斯坦诗学简论

查尔斯·伯恩斯坦是美国语言派代表诗人和重要理论家,他的诗学思想对美国乃至西方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伯恩斯坦追求"诗学作为诗歌的其他形式延伸"的实用性和"拒绝一致性"的多样性。伯恩斯坦诗学在认知论上表现为美学与政治统一、形式与内容统一、解构主义语言观;其方法论的核心在于反叛,具体表现为"以语言为中心写作"和"反吸收诗学"。他的诗学思想提供了一扇洞察语言诗的视窗。     

论克林斯·布鲁克斯的诗学观

诗究竟何以称之为诗?好诗又是如何成就的?好诗的共同特点是什么?美国新批评派的著名人物克林斯.布鲁克斯这样为我们做出了回答:诗成为好诗的共同特点不应在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内容"或是"题材",而在于"结构"。在布鲁克斯的批评语境下,"结构"并非等同于语言的形式或者主题的顺序,也不是诗歌语言的理性陈述或者逻辑结构,而是比这一切可见的所谓文本的结构更为内在和深入的一种文本组织的原则。结构的特征为统一性,在布鲁克斯看来这种统一性可以通过戏剧性原则、有机整体论和反讽诗学观来诠释。     

"现实-象征-玄学":汉语象征诗学的内在结构--论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问题

20世纪40年代,汉语象征诗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变.以"新生代"诗人为代表的新诗创作真正确立起了"现实-象征-玄学"相结合的全新的汉语诗学形态,这一构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象征艺术的真正本性,而对这一新的诗学形态作出全面的论证和总结的正是"新生代"诗人之一的袁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