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席勒到马克思

马克思和席勒是两个先后诞生在德意志国家的伟人,后者对前者有着深刻的影响,诸如: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全面发展、艺术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以及美学中美的规律、自然美的本质、主体自然的人化和美感等方面的观点。当然,马克思对席勒的接受是批判继承的,他对席勒某些观点的丰富和发展也就更科学。     

现代·当代·后现代──从现代哲学到后现代哲学

西方哲学近三百年来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大体可分为现代、当代和后现代三个阶段，前两阶段属于广义的现代阶段、现代哲学（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的特征是突出镜相说的认识论和本质与现象二元化等级制的本体论、当代哲学（19世纪中叶至本世纪60年代）分为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思潮，人文主义思潮推出非理性主义的本体论，科学主义思潮推出图象说的语言哲学。后现代哲学（本世纪60年代至今）以解构主义为代表，从语言观出发．批判理性中心论，否定语言符号代表它之外的存在的观点，否定所有现当代哲学。     

历史性: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历史性是事物在历史中现实地存在的特性。黑格尔力图从本体论角度探究历史性,但并未给予历史性以立足的现实根基。他以理性辩证法理解历史性,流于逻辑牺牲历史的结局。马克思批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哲学唯心主义本质的根源在于割裂自然与历史的统一关系。马克思不再沿袭对历史思辨探讨的路径,而是将历史纳入存在论之中,从现实出发理解历史。历史是人与自然在感性活动中都被改变的过程,历史主体是现实的个人。生产物质生活是第一个历史活动,感性需要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感性意识不是现成地被给予,而是由劳动生产出来。正是马克思确立了真实的历史性原则——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还开启了存在论新视域,成为真正深入到历史本质之中的思想学说。     

布封“论风格”误读辨正——兼谈中西风格论差异

自从240年前法国博物学家布封发表了“论风格”的著名演说,后世谈及风格无不奉为圭臬,然而真正认真对待这篇演说的并不多,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往往只是其中的那句著名格言:风格就是人。 这是不折不扣的误读。 首先,误解了这篇演说的主旨。要想了解这篇演说的主旨,开头第二节关于“口才”与“雄辩”的辨析是个关键。布封认为这是两个不同概念,“口才”不过是“—个     

无产阶级功利主义:从马克思到邓小平

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功利主义价值观念的同时 ,提出了无产阶级功利主义。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 ,结合中国实际 ,对无产阶级功利主义作了新的阐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邓小平结合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功利主义。     

从传统本体论到马克思哲学本体论

近年来,关于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讨论大有方兴未艾之势。这场讨论无意中引出了一个原本以为已经解决的问题:马克思哲学究竟有没有本体论?一种由来已久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哲学已经抛弃了旧哲学的本体论,也不再保留本体论这一概念。但是,更多的人提出物质本体论、实践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等,从而又引出了第二个问题:“究竟什么是马克思     

主体辩证法：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主体是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结点,马克思用现实的人代替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扬弃过的辩证法也就变成了以人为主体的辩证法,即人学辩证法.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应作主体的和人学的理解.     

人·实践·历史感──简论马克思人道主义的特征

人·实践·历史感──简论马克思人道主义的特征蔡函甫马克思哲学诞生以来所产生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但同时对马克思的误解也是最严重最惊入的。马克思是一个杰出的人道主义者，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到底有什么不同于马克思以前或以后的人道主义者们的理...     

大周圆后的新纪元──《从马克思到邓小平》读后

孟令伟同志所著的（从马克思到邓小平）书，已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论述社会上义市场料济发生与发展的部专著，阐述精到，条理分明，颇有新意。孟今伟同志开卷提山关了商品生产与市场经济问题，在整个共产上义运动史上即产个认识与接受的过程。早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世时，就扭山共产主义革命本能首汇在个国家胜利，金少在英国、大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取得胜利。向胜利后“商品生产将被消除”。也就是说，新兴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能搞市场经济。这是马、恩两位导师对干商品生产与市场经济的认识。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列宁宽断…     

马克思与卢梭:从启蒙到异化

以往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研究,十分强调其德国古典哲学的来源,从而忽视了马克思思想与其他哲学,特别是与法国启蒙思想的联系。通过对马克思和卢梭有关异化的思想进行比较,寻找马克思思想与启蒙思想的联系,从而为全面理解马克思思想做出努力。从比较中不难看出,马克思从启蒙思想家卢梭那里接受了异化观念,并且将之发扬光大,作为其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力武器。这揭示了马克思思想和启蒙思想的联系。     

青年马克思从浪漫主义到理性主义的变迁

研究青年马克思从浪漫主义向理性主义的思想转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完整品格、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从德国浪漫主义传统及马克思个人经历,从启蒙思想的影响到浪漫主义,对浪漫主义的扬弃及完全成为一名理性主义者几个阶段来分析青年马克思逐渐从浪漫主义到理性主义的转变,有助于我们整体、系统地把握马克思主义。     

重复:从风格塑造到符号消费

重复在文学创作与生产中兼具多重含义。它是文学表达与风格塑造的方式,也是文学史结构的潜在思路。部分当代小说创作的重复蜕变为技术性的复制,既削弱了文学主题的复杂性,也折射出审美建构能力的弱化。某些重复仅停留于文化符号的消费性复制;而另一些文本的持久性复制,既可能得益于现代文化的多样形式,也是审美惯性与文化权力建构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宗教神秘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试论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哲学转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哲学发展经历了一个从黑格尔思辨辩证法哲学到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再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 (亦即辩证人学 )的正 -反 -合的圆圈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扬弃超越前二者哲学的关键点在于其历史向度的引入 ,从而彻底摆脱了宗教对哲学的束缚 ,使哲学走上了独立发展之路     

从伊·伊·考夫曼评述看马克思经济学说体系

马克思经济理论揭示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资本社会生产方式发展趋势与一般规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形成了以物的依赖性关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化,但同时也存在着联合劳动对物的依赖性关系。这就使人类社会形态从物的依赖性社会向自由人联合体社会演变过程中,并存着一个资本关系物的依赖性和异化资本关系物的依赖性的社会时代。科学领会马克思经济思想体系,认清社会生产方式发展走势,巩固和发展新的物的依赖性社会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在历史的演变中发展,在发展中完善。     

“以意逆志”:从读书方法到解释学境界

到了孟子的时代,在《诗经》的几种应用形式中,“听《诗》”十分罕见了,“赋《诗》”日渐式微了,惟有“引《诗》”硕果仅存.孟门师生“引《诗》”相当普遍,孟子由此在批评“断章取义”的基础上,提出解读《诗》篇必须“以意逆志”.“以意逆志”迟早地、必然地聚焦于“逆”之一环,只要这个时刻来了,“真切”就是对于“逆”最真切的“翻译”.践履孟子说的“以意逆志”,于一般读者而言,理当放弃“中心”之类概念,让更有理解力度的“互动”概念挺身而出;但是,当读者化身作者之后,其真切地逼近《诗》篇之“志”,也只是作为自己的“支援意识”,它们终归要服从于自己的“集中意识”——所谓“意”也.惟有这样理解,“以意逆志”才会成为一种上乘的读书方法,更是一种心向往之但又未必能够抵达的解释学境界.     

辩证法与社会变革理论:从马克思到罗蒂

马克思和罗蒂两人的哲学都是希望哲学,即试图通过对社会的理性批判和对历史发展实质的再认识来为人类生活创造希望,其思想中都包含辩证法和社会变革理论.但社会历史的变迁使罗蒂仅仅在思想气质上而不是在社会变革的思想方针和行动方案上认同马克思.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意味着发展的社会历史有其必然的前进方向,而在罗蒂这里,辩证法却是一种灵活的、随时可调整的、类似文学修辞的社会策略;基于各自对辩证法的不同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变革理论更强调远大的社会理想和为此进行革命,而罗蒂则更强调从现实出发对社会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革和完善,并为此而不断摸索和实验.     

从尼采到马克思： 鲁迅的思想转变

鲁迅的尼采式“反启蒙的启蒙”的个人主义具有启蒙与反启蒙的两歧性以及“排众数”与“觉民众”的内在紧张,其以“超人”为典范的“立人”理想难免带有浪漫主义审美乌托邦的虚渺。五四以后,从《娜拉走后怎样》起,鲁迅开始疏离尼采及其早年任个人、重精神的启蒙主义,并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尼采的个人主义位于现代思想光谱的左右两极,作为资本主义19世纪文明的批判者,他们都提供了各自矫正与补救现代性的方案。鲁迅是一个启蒙者和现代性批判者,他批判“至偏而伪”的资本主义19世纪文明,而冀望于20世纪新文明。当鲁迅的尼采式个人主义幻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提供了可替代的人类解放的新理想。     

政治的道德基础:从卢梭到马克思

在对现代性的批判性理解中,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存在一种本质联系。在面对文明时代人类的不平等以及社会腐败问题时,卢梭率先发动了对启蒙学者的批判,认为现代政治处于非道德化状态,使政治与道德处在紧张与对立之中。面对这一现状,卢梭首倡建立"道德政治"这一研究主题,试图通过公意来重建社会普遍性的伦理原则,进而重塑公民的政治道德,以此重新唤醒人们对共同体和公共精神的重视。卢梭的这一思想经由康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在德国哲学中得到充分体现;最终,马克思把卢梭的普遍性形式落到了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