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沉思与存在的勇气--论无名氏的存在主义思考

无名氏的创作极力地表现出个体对生命追求的全过程 ,试图寻找人类生存的真正价值和意义。这种存在主义思考与西方存在主义大师们的思想不谋而合。本文试图从生命的沉思到自由的追寻 ,人生的困境与存在的勇气等方面阐述无名氏的存在主义思考     

现代浪漫"传奇":与西方浪漫文学的趋近——中国现代浪漫文学一种独特形态的考察

中国作家汲取西方浪漫文学思潮,因受西潮影响太快,往往是一种"吞枣式"接受,因此中国现代浪漫文学发育并不充分,同本真意义上的浪漫主义存在很大差距。但20世纪40年代的"后期浪漫派"作家徐訏、无名氏创作的"浪漫传奇",因有较深的接受西方文学背景,创作文本蕴有传奇性、纯情性、宗教色彩等特质,拉近了同西方浪漫文学的距离。这一浪漫文学形态的生成,对审视中国现代浪漫文学整体特色颇有意义。     

无名氏的生命意识美学

无名氏的生命意识美学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种从传统美学向现代美学的跨越。这是一种中国式的以主体意识为核心的美学理论,它以个体自我为生命真实,以时间的"绵延"为生命性质,以痛苦荒诞为生命主题,以非理性的艺术方法为生命形式,并在儒、释、耶三教合一的东、西方文化的平衡互补之中实现生命本体的发展与完善。     

从古今中西的冲突浅谈钱钟书的学术思想

钱钟书是学贯古今中西的大家,既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造诣,又充分了解并掌握西方文化主潮.因此古今中西的冲突在他的身上表现的非常明显.他提倡"和而不同"的对话原则,把西方文化与中国古典文化相对应,打破文史哲各科的界线,从而寻求中西共同的文心、诗心.他认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种对人类文化的超人感悟和先见卓识,使他能够重新审视传统,建立包含文学、哲学、社会科学的大文化研究范式.     

略论无名氏与《无名书初稿》

无名氏是一位有着独特创作风格却长期被忽略了的作家。无名氏及其作品被读者所认识首先是８０年代海外华人文学的“无名氏风”吹到了国内,之后才陆续出现了对无名氏创作的较为容观的评价,并肯定了《无名书初稿》是一部具有艺术创新意义的重要作品。     

尼采的“超人”与中国反现代性思想

现代中国文化思想中的尼采有三副面孔:反抗现代性的"超人"、批判旧传统的"偶像破坏者"、人生艺术化的诗哲。本文讨论第一个方面。首先概括中国知识人对尼采"超人"所作的个人主义理解,然后分析王国维和鲁迅的在诠释尼采中所提出的"非物质"、"重个人"的文化重建纲领,最后以"群众"观为核心简要评论鲁迅尼采观的得失。     

从《无名书》看无名氏的生死观

《无名书》中透视出作者无名氏独特的生死观：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生命的呼唤;时间是生命的最高象征;生命因死亡而有意义;超越生死界限,实现生命的大和谐。这种生死观体现了无名氏对人类最本真的生存方式的思考,彰显了无名氏顽强的生命意识。     

查拉图斯特拉的政治哲学:超人的统治

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演绎出来的近现代西方政治模式和政治价值,在尼采看来,不过是一种虚无主义。尼采通过查拉图斯特拉的言说,一方面对于形而上学政治思维予以彻底的摧毁,另一方面则试图在虚无主义的废墟上重建政治生活的意义,这一努力的结果就是他的超人哲学。本文试图在一个比较完全的意义上透视尼采的超人思想,同时也指出,尼采的悲剧,恰恰在于他为克服传统政治中的虚无主义而陷入了更深的虚无主义。     

尼采的现代性批判与西方文化范式的转换

尼采通过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剖析了现代文化问题的观念基础与价值根源,对作为传统西方思想内核的唯理主义与基督教道德进行了彻底批判,用强力意志的永恒轮回思想重估一切价值,提倡以超人为化身的新的价值理想,动摇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对现代西方思想范式的转换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现代性批判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现代化运动,把握西方文化的嬗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戴舫域外题材小说的后殖民解读

戴舫小说将笔墨集中在海外具有中国血统的男性知识分子身上,在国际视野中展开了东西方关于生死、男女、救赎等命题的思考,故事带有文化投射意味。其主人公摆脱了"柔弱的附庸"的东方男性形象,转而追求成为强者和"超人"。杀兄情结隐喻了中美之间的权力宰制关系。小说讥讽了美国人试图"扮演上帝"的虚妄,颠覆了美国的救世主形象。戴舫的跨文化写作表现了民族、国家之间的对照想象关系,作者在写作中确认他者,寻找自我,构建全球化背景下的主体性。     

武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上世纪末近20年的时间,对武训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从1980年《齐鲁学刊》第四期发表张经济《希望给武训平反》的读者来信,到1986年国务院《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的批复》的下达前后为第一个阶段;从1986年前后到1995年召开第二次全国武训研讨会前后为第二个阶段。就武训和武训精神的研究来说,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进行深入研究。其一,对鲁西北大运河沿岸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做进一步综合性的考察和分析,以深入研究武训及其精神产生的必然性和真实性。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应该采取政治学的、历史学的、社会学的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客观地分析武训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夯实武训成就义学事业的社会基础。     

“千古奇丐”武训与西方“教圣”裴斯泰洛齐

武训“兴学于未废科举之时”,实属近代教育之先驱。他兴义学的实质是让学校的大门向城乡社会低层子弟开放,其对兴义学事业的执着的原动力来自于中国传统人道主义思想的文化精神;裴斯泰洛齐是略早于武训的“近代教育理论和近代义务初等教育的奠基之父”,其终生献身于平民教育的无私精神源于自幼受新教文化熏陶而形成的对人类的虔诚的爱。裴斯泰洛齐是新兴的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他的事业有着较好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武训毕竟不能超越时代而不受其文盲农民的主观条件和清末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然而,恰恰因为这一点,更衬托出武训的高大,展现出他所代表的中国农民和中华民族勇敢、耐劳、刻苦的精神。     

“吴用“形象的性格美学意义探讨

吴用是《水浒传》中的线索式人物,是众人物的灵魂。作者在对他的塑造上注重其性格的双重性、矛盾性,即美丑的对立统一,赋予他平民、凡俗的色彩。因此吴用的形象不同于诸葛亮的高大全形象,他性格上的“不可爱”、缺陷正反映了真实的人性,他的形象是真实可感的。这正是吴用形象的性格美学价值所在。     

论康有为与吴佩孚之交往

民国时期,吴佩孚和康有为这两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的名人,在张勋复辟事件中由对立而相知。康之所以对吴极力拉拢、借重,一是希望借助其军事力量实现他君主立宪的美梦,二是由于两人都对儒家文化情有独钟,三是康认为与吴有一些相投之诉求。吴对康若即若离的原因,一是对当时局势有着清醒认识,二是对康的政治主张不敢苟同,三是借康＂文圣人＂的名望装点门面。康、吴二人冲破文人、军人之界域践行理想,尽管均以失败告终,然其中所昭示的借鉴意义和价值,如吴佩孚的一统主张、康有为的军权认知等等,都在历史演化之中成为隐含的积淀,合力铸就民国进程。     

武训精神论纲

一百多年来,对武训的评价经历了一个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今天,我们应当用全面的科学的观点,认真总结对武训评价中的历史教训,还武训以本来面目,挖掘武训精神的科学内涵,理直气壮地弘扬武训精神。     

《圆圆曲》主题之争及思考

对吴伟业《圆圆曲》的主题,争议向来较多,大致有讽刺说、同情不幸说、歌颂爱情说、兴亡感慨说等诸种。通过对吴伟业生平思想、《圆圆曲》的创作背景以及作品内容真实性等各方面的探讨,认为《圆圆曲》的主题仍然是表现对吴三桂的讽刺与批判以及对其降清价值的否定,而非同情或歌颂吴三桂。     

吴福辉现代文学史研究述略

吴福辉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学术小品，显示出他对研究对象新旧驳杂特质的把握能力与体察同情；其在海派文学研究领域内的沉潜与拓展历程，展示出一位学人如何“寻找自我”的经历，吴福辉的个案为深入了解20世纪80年代学者这一特定时代中特定一群的独特价值提供了一个典型例证。     

吴宓新人文主义的"道德"的文学观

吴宓文学观中最核心的思想是"道德".他深受儒家文化和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形成了新人文主义的"道德"的文学观,这一文学观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哲学背景.这一文学观贯穿在他的文化思想和文学批评论著中,涉及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人生与道德的关系、文学的道德功用等方面.吴宓文学观有很强的前瞻性和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因此,在当代中国文学转型期,研究吴宓文学观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重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论吴宓的古体诗写作

研读新版《吴宓诗集》,结合吴宓的文化立场与诗歌见解进行考察,可以见出,吴宓的古体诗写作系近代诗界革新的继续努力,是他“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主张的自觉践履,也代表了20世纪白话诗以外的另一创作方向,文学史与诗歌史研究均不应回避。吴宓诗作表现了他在抒写感情方面的现代特征,及贯穿其中的文化理想的精神。     

乌兰夫经济思想的几个特点

乌兰夫的经济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以人民群众为本的唯物主义思想,始终凸显的是国家观念、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他视经济建设为一个系统工程,一贯强调各行各业的相互支援和共同发展,而不是要使某个领域孤立地发展。他还把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同举并重,力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乌兰夫经济思想中表现出的这些鲜明特点,同时也体现出了乌兰夫进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基本思路,深刻领悟这一点,对今天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