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与方法论的不倦阐释：郭豫适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六

郭豫适新时期的红学观点和红学思想较为集中地体现在2011年出版的《郭豫适文集·论红楼梦及其研究》之中,学术史与方法论这两个方面是郭豫适《红楼梦》研究的主要用力点。其中,红学史方面的新成果是郭豫适新时期之前基本成稿的《红楼梦小史稿》和《红楼梦小史稿续编》的学术延伸,而郭豫适对《红楼梦》研究方法的集中关注,尤其对半个世纪来海内外新旧索隐派基本观点、研究方法的详尽评析和批判,则力图正本清源、廓清迷雾。郭豫适关于学术史与方法论方面的学术实践已然对新时期红学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非求独异时还异 难与群同何必同:周汝昌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十

周汝昌从文本研究角度立论的代表性著作诸如《红楼小讲》、《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的魅力》(《红楼艺术》增订版)、《红楼夺目红》、《红楼十二层》、《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等,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周汝昌的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是建立在"写实自传说"基础之上的,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文化小说,《红楼梦》思想与艺术具有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尤其他的"还‘红学’以学"的倡言,曾引起广泛的学术争鸣,这一学术争鸣的深入展开无疑有助于推动《红楼梦》研究的深化和红学的发展。时至今日,"周汝昌专人研究"已然成为红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引起红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论“新红学”的历史地位

<正> 一 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刊行,掀开了“新红学”历史的第一页。继之,俞平伯先生于1923年写成《红楼梦辨》。曾以通信的方法,与俞平伯先生讨论《红楼梦》的顾额刚先生特地为《红楼梦辨》作序,鲜明地提出:“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顾颉刚先生的愿望在红学史的发展中完全实现了。《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辨》问世之后,旧红学的余音虽不绝如缕,但是,从《红楼梦》研究的全面情况看,直到1954年,新红学始终是红学园地上的主要潮流。我们可以把红学生上的1921年到1954年称之为新红学时期。     

《京华烟云》对《红楼梦》的艺术借鉴与创新简

《京华烟云》作为我国20世纪初的一部优秀小说,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初中国的历史,其成就虽不及《红楼梦》,但堪称是家族叙事小说中的杰作。《京华烟云》在人物塑造、情节设计、叙事手法、语言表达及所传达出的悲剧意蕴等方面对《红楼梦》都有所借鉴并在主题上有所深化。因此,关于《京华烟云》对《红楼梦》借鉴与继承的研究,其意义不仅涉及小说影响史研究范畴,更对文学创作及艺术风格研究具有极大借鉴意义,其中蕴含很多值得挖掘的内涵。     

清中叶北方方言的予词句演变研究

《红楼梦》、《歧路灯》和《儒林外史》分别是清中叶北京话、中原官话和江淮官话的典范著作,三部书中予词“给”和“与”的分布、替换反映了当时北方方言予词句的使用情况及演变轨迹。近代汉语北方方言中“给”对“与”的替换从北京经中原向江淮推移;予词各种用法的替换不是同步进行的;《红楼梦》具有由近代向现代过渡的语言特征,《歧路灯》和《儒林外史》仍属近代汉语的范畴。把共时异方言的特征词结合句式相比较的方法,可应用于语料甄别、版本鉴定、常用词替换、方言词汇语法语音的比较等领域,是汉语史研究中的一种操作性很强的研究方法。     

20世纪《红楼梦》主题研究综述

《红楼梦》的主题是20世纪的红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自索隐派提出“清康熙朝政治小说”,新红学派提出“自叙传说”到1949年后又提出“爱情主题说”、“政治历史主题说”、“家族衰亡史说”、“反封建主义说”、“歌颂女儿才华说”等,共有30多种不同的说法。至今对《红楼梦》的主题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     

《红楼梦》随笔——纪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

《红楼梦》是我国小说文学难以超越的高峰,曹雪芹的身世体验和学识才华,为其创作《红楼梦》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红楼梦》原型的探讨,是研究《红楼梦》的重要问题之一,"红学"的研究成为近代中国学术界的一大学术活动和专门学问,各种不同学派相互交错,形成独特的研究领域。《红楼梦》提高了后学者对封建社会的认知,否定了"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纲常,塑造了贾宝玉和林黛玉以及晴雯等叛逆者的典型。在创作的方法上,该书融诗、文、词、曲于一体,其文学造诣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位。此外,文章还讨论了后四十回的功过问题,希望能够有更多新的遗稿出现,更希望能踏着前人的脚步前进,写出有更高水平和见解的论著,使红学研究更上一层楼!     

论“金玉姻缘”的真和假

《红楼梦》探佚研究中,史湘云的结局问题是最让人挠头的一个。其研究摸索过程最为曲折艰辛,大体上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周汝昌于本世纪五十年代初出版的《红楼梦新证》中有《湘云的后来及其他》一篇专文,正式提出了史湘云在原著佚稿中实嫁贾宝玉的论点,并作了初步论证。续后他又陆续搜集了过去各种笔记杂录中有一“旧时真本《红楼梦》”是写“宝玉糟糠之配实维     

《红楼梦》文化研究的文献集成和学理建树——胡文彬先生《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评述

《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理论体系的一大特色,就是《红楼梦》文化文献集成和学理建树的相结合。另一个特色是对《红楼梦》文化范畴的张力与文学的关系的系统全面的研究。依据对范畴性质的意义的认知,从历史文化语境、文化思维意识和传统文化艺术三个的角度概括文化张力对文学影响的差异。《论稿》中关于《红楼梦》文化范畴对文学的叙事功能的多方面阐释,构成了《论稿》理论体系最重要的内容。该书的文化子范畴,涉及到了历史、习俗、意识、艺术、园林、服饰的方方面面。其囊括的文化范畴之广、之全,不仅是目前《红楼梦》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而且更重要是作者着眼于文化范畴的多样性,去涵盖《红楼梦》文化的个性。胡先生的研究成果对实现《红楼梦》研究第三次转型具有重要而深远意义。     

I Am Who I Am： ZHOU Ruchang＇ s Study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he Tenth Summary of Redology by Contemporary Scholars

周汝昌从文本研究角度立论的代表性著作诸如《红楼小讲》、《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的魅力》（《红楼艺术》增订版）、《红楼夺目红》、《红楼十二层》、《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等,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周汝昌的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是建立在＂写实自传说＂基础之上的,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文化小说,《红楼梦》思想与艺术具有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尤其他的＂还‘红学’以学＂的倡言,曾引起广泛的学术争鸣,这一学术争鸣的深入展开无疑有助于推动《红楼梦》研究的深化和红学的发展。时至今日,＂周汝昌专人研究＂已然成为红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引起红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红学与20世纪学术思想

２０世纪的《红楼梦》研究史与２０世纪的世界文化思潮是互相呼应的。出现在２０世纪红学史上的学术思想、方法是当时的文化界、学术界所提供的，是中国文化界、学术界依据现实的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选择、对西方文化进行中国化而获得的。     

几人如此读红楼——以“红楼梦魇”的阐释为中心

本文以笔者的阅读体验为中心,从《红楼梦》对"真假""显隐"的设置,以及红学研究中映射机制的建立两方面入手,分析"红楼梦魇"的产生原因,涉及《红楼梦》文本在小说史上的独特性以及多元阅读命运等问题,以期对红学研究方法进行一定反思。     

《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

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学术专论《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的表征。她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时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评点和考据《红楼梦》作为间接诉情文本，消解其时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张爱玲的《红楼梦魇》给了我们一个解构其人其文的新视觉。     

从《红楼梦魇》看《红楼梦》对张爱玲的影响

《红楼梦魇》是文学家张爱玲情节化操作之外的特例，这部关于《红楼梦》的考据和评点专论，是她穷毕十年精力的后期作品。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这部学术专论的表征，而她与《红楼梦》及其作者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是这部专论的非学术隐义。张爱玲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红楼梦魇》作为自己的间接诉情文本。《红楼梦魇》的完成过程，是张爱玲消解其对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表达情感最后归宿的过程。同时，《〈红楼梦魇〉自序》为审视张爱玲与《红楼梦》及作者的情感渊源，考察她与曹雪芹在精神特质、审美传达等方面的契合，深入研究张爱玲的创作意识和文本意义，提供新的考察视角。     

《〈红楼梦魇〉自序》的非学术隐义

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学术专论《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的表征。她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评点和考据《红楼梦》作为间接诉情文本,消解其对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张爱玲的《红楼梦魇》给了我们一个解构其人其文的新视角。     

论《红楼梦》索隐研究

索隐研究被广泛应用于文献典籍及文学作品的释读，在《红楼梦》研究中则形成了索隐红学。人们对《红楼梦》产生索隐的兴趣，既是出于文学批评的传统，也是由于作品本身的提示或暗示。索隐派所索隐的红楼本事通常都关乎“本朝”的现实政治。考证派的出现导致了红学的索隐与考证之争以及随后索隐红学的衰微。通过蔡胡论争，索隐红学的研究方法之弊被凸显了出来，“新索隐派”亦由是而改弦更张。但评价索隐红学的功过是非还要考虑到特定的时代环境，不能否定它的历史价值。     

现代学术视野中的红学学科架构

学科体系之重建，是“红学”与现代学术接轨并与国际学界对话的前提条件。如果说“红学”是独立于文、史、哲等人文基础学科之外的“一级学科”，现代学术视野中的这门中华固有专学，至少应包括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作者及其家世研究、版本文献研究、文本研究、红学史、红楼文化、翻译与比较研究、海外红学研究八个“二级学科”。     

《红楼梦》的最高评价:“宇宙之大著述”──评王国维《红楼梦评论》

本文针对当前红学研究中不少人误入歧途的现状，重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深入地讨论了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高度肯定了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第一次用文学、美学和哲学的观点系统地研究《红楼梦》的态度、方法和方向，并着重指出，王国维从文学、美学的视角切入，排除掉种种“红外线”式的谬误，抓住了它的根本性特征，在今天来说，依然是高屋建瓴、胜人一筹的。     

《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

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学术专论《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的表征。她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评点和考据《红楼梦》作为间接诉情文本,消解其对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张爱玲的《红楼梦魇》给了我们一个解构其人其文的新视觉。     

论脂评之“狱神庙”是平凡庙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狱神庙”研究回顾及质疑

历来红学界对“狱神庙”均莫衷一是,最有影响的是吴世昌的“监狱论”,从20世纪80年代红学研究提倡“还红楼梦以红楼”,旨在回归文本起至今,对它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息。综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前人之成果,并表示质疑,结合史料及前80回内证,“狱神庙”只是普通而平凡之庙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