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的重牡丹风气

本文考证了唐代长安开始种植牡丹的时间，描述了长安城中自上而下栽种及赏玩牡丹的盛况，并分析了唐代长安形成重牡丹风气的原因．     

龙脉、水脉和文脉——唐代曲江在都城长安的文化地位

从《忆长安》等唐诗证明,在唐代诗人的城市印象中,唐都长安最具代表性的区域是曲江,因为曲江系盛唐文脉所在,那里有全体长安人共同参与创造的崭新而又开放的文化。龙首原是唐长安城的龙脉,曲江是唐长安城内最大的湖池,构成长安城的水脉。曲江之所以能成为唐长安城文化中心(文脉),是因为她正位居唐长安城的龙脉与水脉的交汇处。     

唐代文人与旅游文化论略

唐王朝的恢弘气度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昌盛等层面,也通过兴盛的旅游活动得以表征.在这个最富有创新精神的朝代,旅游迎来了新的高涨.唐代的旅游活动不再完全是政治、经济活动的附属物,旅游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愿望支配旅游活动.唐代旅游活动类型丰富多彩,各阶层人士参与广泛,进而促进了旅游文化的发展.旅游文化构成了盛唐文化的组成部分.     

唐代长安道教

唐代长安道教是全国道教的中心。文章对唐代长安道观设置及其规模进行了考察,并从长安道士弘扬道学、与文士的交往等方面论述了唐代长安道教的兴盛,指出唐代长安道教文化是长安文明的组成部分。     

唐代长安地区的寺观与其对环境的影响

如果说陕西西安地区在当今世界所具有的知名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都城史,它的历史文化,对此,恐怕无人会予以置疑。更何况,时至今日,西安还是全国范围内唯一一座具有上千年都城史的著名古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人将会把目光更多地投向这里,因为这里可以为当代人的现实思考和历史沉思,提供用之不竭的经验性素材。一句话,现实问题越严重,人类历史就会越发受到关注。2006-2007年之交影响全球范围的暖冬天气,由于有极为准确的观测记录及因之而产生的诸多担忧,将注定被记入预示全球变化重大自然事件的年表之中。世人一方面在忧虑今年、今后可能的天气走向,另一方面还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思考:人类借以起源和寄身的地球星球,是怎样走到了今天这种地步,人类究竟在无意或无知中做错了什么事情?面对环境与发展的偌大主题,我们该怎样反省和反思人类的过去。对于西安地区而言,我们首先看到了汉唐时期频繁而规模空前的人类活动,看到了已经出现的环境变化及其相关问题。为了进一步揭示它的变化过程,尤其是人类活动的作用,本刊特地举办了这次以“汉唐时期西安地区环境变迁研究”为题的笔谈活动。     

再论唐代长安人口的数量问题——兼评近15年来有关唐长安人口研究

唐代长安人口的问题是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近十多年来学界对长安人口数量及相关问题讨论甚多,这些成果是我们继续进行研究的基础.如果结合当时人的记载并考虑到那个时代长安商业的发展水平,那么,在中唐至唐末大乱以前这段时间内,唐长安拥有百万人口是比较可信的事实.     

长安学榷议

地域文化的研究在今天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以及徽学等概念的提出,也随着对古都文化遗产的保护的认识和西安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人们思索作为十三朝古都的长安,从周、秦到汉、唐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这种文明的背后有一种理性的文化符号,对此可以将它升华到一种系统的理论的层面来认识。     

长安的槐树景观与唐代的科举文化——以白居易为中心的研究

槐树是唐代长安一道颇具都城色彩的自然景观,在其形成的过程中逐渐浸染上帝都文化色彩而具有特定的人文含义。文章以白居易为中心,通过其不同时期诗歌中槐树意象所具有的不同含义,来考察中唐新兴知识分子在长安的生活经历及生存状态。由此进一步研究在科举文化背景下槐树所具有的时代含义,以及由此反映的科举士子在长安的生活情状,从一个特殊的视角观照中古时期由以经学为中心的贵族文化到以文学为中心的科举文化转变的过程。     

从野蛮到文明——汉唐长安动物戏的发展演变

动物戏是杂技的一种,表演难度很高,具有极强的艺术性、观赏性和娱乐性。汉唐长安的动物戏有其明显的发展演变过程,差异较大。汉代的动物戏种类较多,大致包括马戏、斗兽、驯兽、斗禽、驯禽以及弄蛇等,其中,有关驯兽和驯禽的记载相对较少,而较为原始的斗兽则颇为盛行,虽然比较刺激,但却显得血腥残酷。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演变,唐代长安的动物戏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血腥残酷的斗兽表演鲜有所闻,而驯兽、驯禽却至为繁荣,成为唐代长安动物戏的主流。     

唐代西北藩镇与地域社会

唐代西北藩镇,又名京西北藩镇,即唐都长安之西北的藩镇集团。唐朝藩镇之肇始即在西北设置的河西节度使,随之自东北至西南沿边又设立了陇右、朔方、安西、北庭等十镇,号“开天十节度”,其中有五大节度置于西北,所谓“精兵猛将,皆聚于西北”,突出体现了唐朝的“关中本位”政策。安史乱后,唐廷被迫调西师内地平叛,以至河西、安西、北庭、陇右等西北大部沦入吐蕃之手,国都长安暴露在异族强敌面前。     

唐人侠风略论

有唐一代，侠风炽盛，咏侠诗的创作空前繁荣。本文系统论述了唐人任侠风气的成因、声势及其流变，认为唐代社会上层贵族及其子弟的游侠热和侠在中下层文人、民众中的异常活跃这一社会文化现象，不仅为那个时代提供了所需的精神力量，而且作为一种时代风尚、气质精神和行为方式，影响了一代诗人及其创作。     

从风骨到政教：盛唐中唐对建安文学的接受

盛唐人对建安文学的接受注重风骨,中唐古文家和新乐府诗人对建安文学的接受则强调政教。这种接受差异表明接受者的心态发生了"向内转"的深刻变化。     

唐代刺客文化考

刺客发展至唐代出现了新的特点 :数量多 ,影响大 ,政治色彩越来越明显。唐代刺客的产生和兴盛是由种种因素导致的 :胡化胡风是宏观的隐性因素 ,因为它造成了唐人尚武习武、崇拜侠刺的心理和行为 ;两者结合又造成了唐代法律的松弛和社会治安的紊乱 ,这些都是唐代刺客兴盛的宏观的社会背景和外部条件。而政治的需要才是唐代刺客兴盛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 ,唐代上层盛行豢养刺客之风 ,这就给刺客的产生和兴盛提供了最直接最有效的刺激。     

唐代进士科“以诗赋取士”辨析

唐代进士科从初唐的策问取士,到武则天的始试杂文诗赋,再到盛唐时期单纯试诗甚至律诗,充分表明了进士科考与唐代诗歌文学之间愈来愈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关系推进了唐代科举于文学的偏重,同时刺激和催发了唐代诗歌的发展与繁荣.     

唐代妾侍问题研究综述

2 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 ,学术界对于妾侍问题的研究已积累了不少成果 ,然而至今无人细细耙梳 ,表述成文。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多属粗线条的勾勒 ,深入细致的断代研究并不多见 ,不少地方仍有继续发掘的潜力。唐代妾侍问题的研究因此有待综述     

浅析唐代选取驸马的标准

根据现存史料与文献,对唐代选取驸马的标准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唐代即使贵为天女、公主的婚姻仍摆脱不了父母之命,对驸马选择标准的变化,事实上也随着帝王政治需要的变化、帝王兴趣爱好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存在一个围绕着政治因素变化的曲线:初唐之时为政治联姻,政治标准为首要标准;身处盛世、政局已稳之时仍为政治联盟,但政治性相对能弱些;末世之时这一政治性特点又随之增强。只是处在盛世之时,公主会幸运些,除政治、姻亲血缘标准外,还会以亲族、才学、品德等作为一定标准。     

唐代物价制定及其作用

在唐代,市估不但对官方行为具有强制性作用,是官方买卖、收付折算、平赃定罪、控制物价必须依据的价格标准;对一般民间(私人)交易也有着不同程度的约束(指导、调节)作用,且在有人请求、发生争执、立券公证等情况下也不排除依市估而定。笔者以为对唐代国家的物价管理政策及“官市依估,私但两和”的交易原则,不宜做绝对性理解。     

浅说唐代人的经营理念

在经济活动中 ,唐代人表现出了非凡的经营才能和经营理念。在节约劳动时间 ,把握商机 ,研究消费心理 ,以及诚信经营等方面 ,都有着可以启示后人的经验。     

唐代商人婚姻发微

唐代士族与新兴贵族均不屑与商人结为婚媾,表明商人与社会上层联姻之难;中唐以后民营妓馆日趋兴盛,娼妓随之渐趋向近代意义的妓女转化,商人在与娼妓通婚的同时也彰显了自身之贱;在以上商人婚姻两股细流而外,与地位相同或相近之人联姻则是包括唐代在内的中国传统社会商人婚姻的主流。唐代商人婚姻状况是商人阶层弹性较强的体现之一。     

唐代灾害奏报与监察制度略论

中国的灾害奏报与监察在经历了秦汉魏晋的发展之后,在唐代已经基本成熟,灾情的申报,官员的检覆、监察都已形成了固定的程序,在救灾中得到了执行,并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唐代的报灾制度中一直存在着救灾与中央财政控制之间的矛盾,唐政府一直在为提高受灾地方政府应对灾害的主动性和效率而努力。唐代的报灾与灾情监察制度为宋元明清救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