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吏治与乡村民变——以浙江为例

本文以浙江为例,从吏治方面考察清末乡村民变蜂起的成因,认为胥吏的敲诈勒索及州县官忽视民瘼的敷衍态度加深了官府与乡民的对立,导致清末乡村民变频发。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整顿吏治,然效果甚微,其原因与不合理的制度有关。     

清末乡村民变的社会影响——以浙江为例

清末乡村民变蜂起,成为当时突出的社会问题。本文以浙江为例,分析民变造成的多元而复杂的社会影响,认为民变一方面扰乱了社会秩序,加剧了社会动荡,阻碍了新政的实施;另一方面,也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推动了辛亥革命的进程。     

清末十年民变研究述评

清末十年,民变风起云涌,构成一种十分令人关注的社会现象,加剧了社会局势的复杂动荡。对清末民变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开始,但迄今尚未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和评述,力图摆脱政治史的框架,厘清民变概念,确立民变研究的自主性。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社会史的角度对清末民变中若干值得关注的内容,如民变复杂生动的过程及其蕴涵的多方面的社会变动和互动关系作了思路上的阐述,希望有助于该项研究走向深入。     

清末庙产兴学运动与毁学民变

自戊戌维新以来,清政府推行庙产兴学运动。虽然此举对提高民智、移风易俗大有裨益,但由于庙宇是农村民众的生活重心,庙产兴学破坏了农民的传统信仰系统,兴学遭到了民众的激烈反对,毁学民变风潮迭起。清末毁学民变不仅仅是阶级矛盾的简单凸现,还是新旧社会转型时期历史的特定反映。透过此,可以观察晚清社会复杂的场景以及现代化在推行过程中的困境与阻力。     

宋朝应对民变若干措施新探

在中国帝制王朝中,宋朝持续的时间最长,其最终灭亡也与民变没有多少关联。宋朝之所以相对特殊,与其应对民变相对成功密切相关。诸如民变信息及时上报、充分依靠民间力量、对特别地区实行特殊法令等措施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使得宋朝基本上能将民变限制在政府可控的范围内。尤其是前两项措施,更是具有长远的历史影响和启发意义。     

从苏报案看晚清政府对政治危机的应对

1903年发生的苏报案激化了朝野矛盾、中外矛盾以及清政府内部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的矛盾.这三对矛盾纠结在一起,影响了苏报案的进程和处理结果.革命者借助上海租界挑战清政府,为维护政府权威,朝廷一意镇压,下旨严惩.负责处理的官员却各怀心思,导致朝廷旨意执行效率不高.章太炎等人被捕后,清政府又与列强交涉,要求交犯,出于维护既得利益和西方价值,列强以尊重已达成的程序为由拒绝清政府的请求.苏报案的发生和交涉反映出晚清政府应对政治危机的无能.     

湖广民变与晚明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

明神宗万历二十七至二十九年,湖广的武昌、汉阳、荆州、襄阳、黄州、承天等中心城市及一些市镇,连续发生以生员、商人、市民为主体的城市民变,并且得到当地官员的同情和支持。同一时期类似的民变也发生在山东临清、南直苏州,及江西、广东、浙江的多处城市。究其起因,在社会财富日渐积累、城市经济日益繁荣、大量白银通过走私贸易进入国内市场的形势下,以万历皇帝为中心的皇室、以御马监为代表的宦官和中下级赋闲军官和地方闲杂人员,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群体,结成了松散但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对城市“乡官士民”进行的一次剥夺。其后果,既唤醒了“人性”中不劳而获的劣根性和一夜暴富的财富欲,也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道德约束和良知底线,以及“乡官士民”对明朝廷的“恒心”。     

旁观者观察清末民变的视点与反应——《申报》有关长沙抢米风潮的舆论取向

<申报>作为局外旁观者,充分关注长沙抢米风潮之前因后果,以及事变过程中复杂的官绅关系,其相关报道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借此发挥其舆论功能,极力为宪政作舆论鼓吹.<申报>最后归结以速开国会为解决民变问题的根本主张,恰与当时立宪派发动的方兴未艾的国会请愿潮流相一致.这正是<申报>的舆论取向与宪政改革的时代精神相契合的一面.     

清末反户口调查风潮与政府合法性危机——以江苏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户口调查在各地引发了频繁的反抗风潮,江苏成为反户口调查事件发生频率最高、范围最广的地区.政府执政能力欠缺、苛政积重难返、官绅行径丑劣、政府宣传不力、乡民防范心理过度等,是乡民采取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反户口调查风潮等各种民变彼此交织,打击了乡村官绅权威,延缓了地方自治进程.反户口调查风潮既是清政府合法性危机的结果,又导致了其合法性进一步式微.     

晚清政府外交立法与最高决策权的演变

晚清十年,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之下进行的与外交相关的立法,推进了近代中国的外交最高权力划分的法制化进程:谕旨设立的"新政"统汇之区"督办政务处,开始全面参与最高的外交决策,并进而形成了皇权之下的军机处、督办政务处二元外交决策机制;《钦定宪法大纲》则第一次明确的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了皇帝的外交权力范围;《资政院院章》规定了资政院对外交事件的"议决"权,《内阁官制》下的外交行政权表现为皇帝主持下的内阁总理大臣与外务大臣的权力平衡,《弼德院官制》则赋予弼德院对外交事件的顾问权;《十九信条》则最终把外交决策权交给了国会。     

晚清政府以夷制夷策略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的运用

19世纪后半期,东北亚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成为列强妥协斗争的场所.晚清政府在维护自身利益及处理双边和多边关系的过程中多次运用了以夷制夷策略,先后经历了在处理朝鲜问题上联合列强制衡日本,甲午战争后联合俄国对抗日本,义和团运动后又联合日本牵制俄国,以及在晚清末期联合美英平衡日俄势力.以夷制夷作为一种外交策略,本质是一种均势战略,其实施的前提是国家的实力.晚清政府分化瓦解、相互制衡的以夷制夷策略不仅不能真正地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反而促使列强的妥协与联合,使得晚清政府更深地陷入到列强的包围之中.晚清政府"制夷"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更大程度地为"夷"所制.     

近代城市民变的传统品格——以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为中心

近代城市民变在社会转型时期,时常呈现出浓厚的传统品格,下层平民的集体抗争甚为典型。理性审视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其行为逻辑延续着传统斗争范式;群体心理依然保守,权威信仰与"清官"情结坚定而浓厚,恐惧、疑虑、易于从众等传统心理特质及正统主义观念根深蒂固;人们所广泛坚守的社会关系网络持续运作——官与民之间保持着非平等、非保护与被保护的对立关系,而新兴绅商阶层维持着旧式士绅的传统权力,倒向了官府权威,官府与商会的互动与传统基层社会官绅同盟共治格局并无异趣。     

清政府与义和团运动——以“持平办理”方针为中心

为处理“教案” ,清政府很早就提出了“持平办理”的方针 ,但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 ,处于弱势地位并只图苟安的清政府根本不可能做到“持平办理”。从清政府制定“持平办理”方针到执行不力以致失败 ,从另行出台“区分匪会”政策到降谕召募拳众 ,反映出民教交涉案件之所以逐渐发展为义和团运动 ,完全是一个规律性演进的历史过程。     

晚清政府对现代国家主权观念认知的转变

晚清中国处于西方条约体系、殖民体系与东亚朝贡体系之间,其对来自西方的现代主权㈨观念的态度,也经历了长期、复杂的转变过程。从单纯的怀疑与排斥态度,到通过主权制度捍卫权益并对之有重新认识,再到以修约为外交手段或目标进而对其适度接受。这种观念上的认知转变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外交徘徊于“变与不变”的历史选择之中所作出的适应,同时也是对主权制度是否能超越西方文明所作出的正面回答。     

从丁未黄冈起义看清政府的危机应对

丁未黄冈起义尽管历时仅仅数日,然而却暴露出清政府在危机应对方面的种种不足,这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一、预警机制的缺失.二、社会控制能力弱化.三、对舆论宣传控制不力.四、人事协调能力弱化.总之,面对黄冈起义,清政府在危机应对上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清廷最后走向灭亡,上述因素值得深思.     

日本对东沙群岛的侵略与晚清政府的主权维护

晚清时期,东沙群岛丰富的自然资源、重要的交通地理位置,以及军事上的战略枢纽地位,引起了日本对东沙群岛的觊觎,此时东沙群岛的主权问题已经较为明显地凸现出来。晚清政府围绕东沙群岛问题与日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开发建设东沙群岛,为维护我国的海洋国土主权做出了贡献。     

晚清政府劝农桑、兴水利的重农政策

晚清政府沿袭清代传统推行重农政策,至同治、光绪时期,各省、府、厅、州、县纷纷成立各种常设劝农机构,劝农桑、兴水利,使全国的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人口问题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以江苏为例

可持续发展关注的是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等诸多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和作用机理的综合系统。本文以江苏为分析个案,从理论上探讨了人口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并依据有关理论分析了目前江苏存在的人口问题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进而提出科学、系统解决人口问题、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论清末新政与江苏的教育运动

文章主要论述了清末“新政”与江苏教育运动的关系、江苏教育运动的发展进程及其对江苏社会发展的影响。文章认为清末“新政”首先是从兴办教育开始的,并且将其贯彻始终,成为“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清末“兴办教育”令颁布以后,江苏各属闻风而动,社会各界也纷纷响应,兴起了一股教育运动。在短短的10之中,先后创办了大、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实业学堂2100多所,对江苏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江苏现代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