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人才教育观述评

晚清之前,湖南学人“弁冕史册者”廖若星辰。但是以曾国藩(1811～1872年)进入统治中心为转机,湖湘士人尤其是曾国藩的弟子门生日益彰显在社会近代化的历史舞台上。出现这种现象,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湖湘学以曾国藩的成功为契机,借助曾国藩的人才教育培育出了一个较之传统士人群体更能适应社会近代化需求的具有匡世扶艰的精神和经世致用的务实态度的事功群体。     

咸同时期湖南士人的古文与事功

咸同时期湖湘士人的古文实践与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曾国藩开创的湘乡文派是建立在湖南固有的"情韵"和"义理"两个文学传统基础之上,也取决于湖南地域独特的地理和风俗.湖南士人事功视野中的天下意识、政治自觉和义贞独立之精神对湖湘古文产生了极大影响.     

屈原贾谊伤心地,通人志士世相望--论湖湘经世学风源头

两宋之际,士人"多寻空言,不究实用"①,胡宏,张枝"为无经济学,万里筑幽栖"②,为救危亡入湘讲经世之学,确立湖湘经世学风,"卒开湖湘之学统"③.湖湘经世学风的确立,尽管是湖湘文化自身发展的一个标志性阶段,但它是流而不是源.笔者以为,湖湘经世学风的源头是屈原、贾谊的经世精神及其对湘人的深刻影响.     

曾国藩核心价值观初探

曾国藩是湖湘文化的典型代表,他的核心价值观充分展示了湖湘文化的精髓.本文试图揭示在湖湘文化影响下曾国藩思想中核心价值观的实质内容,进而探究曾国藩核心价值观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此来论证曾国藩在湖湘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和进步意义.     

船山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简

王船山的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近代湖湘士人通过对船山人格精神的理解、诠释,而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重大影响。诠释船山人格精神,成为近代湖湘文化史上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     

船山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

王船山的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近代湖湘士人通过对船山人格精神的理解、诠释,而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重大影响。诠释船山人格精神,成为近代湖湘文化史上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     

曾国藩伦理思想的渊源

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伦理思想、道家的虚无伦理思想和湖湘文化是曾国藩伦理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复杂多变的社会现状、多重的社会矛盾为曾国藩伦理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此外 ,封建正统、严格的家庭教育对曾国藩伦理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     

论湖湘洋务教育思想的基本特点

湖湘洋务教育思想是在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大举入侵的情况下,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湖湘有识之士为培养洋务新才,反思传统教育并学习与探究西学的结晶.湖湘洋务教育思想以义理为体、洋务为用为核心,以务实济世、自强御侮为目的,以注重技艺、突出功利为取向,这些特点是湖湘文化与时代背景交织的表现.     

理学经世名儒：甲午战前湖湘士人与船山形象建构

晚清时期,明末清初湖南学者王船山的学说,得到了广泛而持续的传播,它从不为人知到影响渐大并扩至全国。这并非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具有多方面的文化象征意义,它涉及到晚清时期湖湘士人希图藉其以扶持名教、砥砺世风问题,还涉及到湘人用以提高湖湘文化地位和增强文化自信问题。文章试图通过分析甲午战前湖湘士人与船山形象建构来透视上述问题,并反映晚清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变迁。     

论王船山思想对湖南近代三大人才群体的影响

自湘军兴起后,近代湖湘人才荟萃,以群体优势而言,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致形成了三大群体。即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人才群,以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人才群,以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人才群。他们都较多受中国古代优秀思想家的影响,受湖湘文化的薰陶,都在中国近代风云变幻的大舞台上历经磨难。纵观这三大群体接受前人思想精华,开创事业的历程,古代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王夫之的影响不可小觑。一1840年,湖南新化人邓显鹤主持校刻《船山遗书》于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收录经部著作18种,计150卷。由于印数不多,邓刻《船山遗书》流传不广,但…     

论唐代士僧交游的政治动因

唐代士人与僧人交游频繁、关系密切,是具有时代特征的重要社会文化现象.关于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学界已有探讨,然而士僧交游背后的政治动因尚少有论及.论文从"僧借士而扬名"和"士借僧以自梯"两个方面入手,结合唐代的相关政治背景指出:唐代僧人可通过结交士人而扬名,进而获得崇佛皇室的青睐,得赐紫衣、出入禁闼、显赫一时;僧人有能力介入士人的应举和入仕过程,士人复可通过与名僧的交往来获取政治上的援引,"借以自梯".唐代的士、僧两个群体如此这般地形成了一个政治利益链,互相提携,密不可分.这一政治动机深刻地影响着士僧交游中僧人对于士人的选择和士人对于僧人的选择.     

全球化时代呼唤新的湖湘人才群体——一个人才学研究者的思考与谋划

"造就新形势下的湖湘人才群体",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性命题。人才强则湖南强,人才盛则湖南盛。新的湖湘人才群体,既包括不同层次的人才,也包括不同类别的人才;既包括湖南籍人才,也包括海内外为湖南发展作出贡献的人才,而且是一个数量大、素质高、结构合理的新的人才群体。造就新形势下的湖湘人才群体,就要努力营造人成其才、人尽其才和人才辈出的体制环境。一要重视抓好人才"第一资源",二要建立符合社会需要和各类人才特点的培养机制,三要建立竞争择优的人才选拔机制,四要建立开放灵活的人才流动机制,五要建立有利于人尽其才的激励机制,六要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和人才辈出的良好环境,七要营造有利于人才创新的文化环境。     

近代湖湘学风与湖南人才群体的结构及特质

近百年来,湖南人才荟萃,如群星璀灿,形成了一个影响近百年乃至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人才群体。这一现象的出现,固然是近代湖南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使然,但与湖湘文化的关系甚大。本文即从湖湘文化的一个角度——湖湘学风来探讨湖南近代人才群体形成的原因及其群体结构的人才素质,并就在这种学风背景中成长的湖南人才对湖南乃至中国的近代与当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诸种影响作一探讨,从中求得当代湖南人才培养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湖湘学风与湖南人才群体形成的机制作为文化史意义上的学风,是指一个时代或一个地区的学术传统和学术风格。同时,它     

唐鉴讲学京师与晚清理学群体的形成

清成同年间,曾经衰弱不振的程朱理学一度出现复兴的局面。而这一复兴局面的出现肇始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鉴内召为太常寺卿、讲学京师,以他为核心,从其问学的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窦塘等在京士人形成为一个理学群体,开启了晚清程朱理学复兴的风气。     

湖湘诗派与近代宋诗派之关系

作为近代诗坛上的两大诗歌流派,湖湘诗派主"诗缘情"说,以《骚》心《选》旨为宗;宋诗派好尚理趣,长于议论.然二派诗歌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咸丰、同治间,曾国藩好古尚雅,兼取魏晋之诗,并与王闿运等有过密切的交往;"同光体"诗人陈衍所谓的"荒寒之路"与王闿运"不关载道"之言相通,沈曾植破"三关"说又上及元嘉之诗;湖湘派诗人诗歌为求新奇,时发议论,也旁资考证,邓辅纶之学老杜诗、邓绎不废以文为诗、龙汝霖之好韩孟皆与宋诗相近.湖湘诗派与宋诗派在倾向上的接近,反映了近代诗歌逐渐走向融合的趋势.     

王船山实学思想与毛泽东实践观论略

王船山实学是湖湘文化中实学思潮发展的高峰。以王船山为代表的湖湘实学思潮经魏源、曾国藩、谭嗣同至杨昌济而传予青年毛泽东,对毛泽东实践观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探讨不同时期毛泽东实践观与船山实学的渊源关系,可以更好地把握到湖湘实学的历史走向。     

"道统"与"政统"张力中的依附和超越——从冯从吾论"讲学"说起

在中国历史上,士人所代表的"道统"与君王所代表的"政统"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士人竭力维护道统的尊严,使之摆脱对"政统"的依附,成为独立的精神力量.冯从吾在晚明提出以讲学"独行其道",体现了晚明士人面对"政统"的压迫,其政治意识发生转变,期望以"内圣之学"挺立道统.儒家"内圣之学"是道统超越政统的内在依据;而确立士人群体独立的生存方式,是超越的现实条件.     

东汉党人与士大夫精神

东汉党人是中国政治舞台上首次出现的官僚士大夫群体形象.党人实践了儒家"士志于道"的教义,极大地弘扬了时代精神,充分昭示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特质,不仅推动了社会的文化进程,更给后代士人以深远的影响.     

从"以文为诗"到"以诗为画"——北宋士人画体的形成

中国古代与院体画(或称作家画)相对的文人画或士人画体形成于北宋.北宋以苏轼为首的文人在创造了"文章之余事"的"以文为诗"的宋诗体;同时也以书画为诗余,创造了以诗为画的"墨戏"一体.以苏轼为领袖的文人画群体超功利的艺术观念与创造活动,使"墨戏"形成北宋的士人画一体.     

理想与权力的互动——湖湘理学群体与晚清内轻外重政治格局的形成

晚清时期,面对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湖湘理学群体利用"湘军网络"逐步建构起自己的文化霸权,并凭借所获取的权力来推行平素所信仰的儒家政治理想.湘军的兴起,代表着国家的一些重要权力逐渐由中央移向地方,转入汉人手中.清廷当然不甘心中央权力的流失,湖湘理学群体能够取得多大的权力,实际上与太平天国给清廷带来的危机程度,以及清廷在解决此危机时对湘军依靠的程度密切相关.在湖湘理学群体与清廷的交互作用下,督抚专权现象初现,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