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文化观念”——论新月派的文化观

新月派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批判亦有承继,对于西方文化也并非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他们在批判与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不足的同时,提出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和借鉴各种文化之优长,其文化观展现了他们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努力,不能简单概之以"全盘西化"。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不断加剧,民族主义日益高涨,新月派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在理智认识与情感依归之间的纠结,折射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认同的复杂面相。     

创造观念的兴起与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对梁启超的考察

对梁启超创造观的考察表明,其最初导入与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密切相关。天下观与国家观念的冲突、群己关系原理的缺失被视为建立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阻碍因素,伯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提供了克服这两种障碍的思想资源,梁启超借此将国家与"天下"相调和,个人实现与群体进步相联结。从社会关系结构的特点来看,这些障碍是中国传统社会差序格局与现代国家团体格局之间的冲突,梁启超引入创造进化论是将将两者进行协调的一种途径。     

“文化中国”重构的知识资源与本土境遇——以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为视点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进行"本土中国"的文化重构和文化启蒙,为重构"民族文化"与建构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提供知识资源和思想策略。但是,对"现代化"中国的期待、对"国民性"的批判、对新的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往往面临了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地缘政治和权力话语的压抑、在少数族群和主流文化之间建立"文化认同"时洞见与盲视等问题,使"文化寻根"在重构"民族文化"与建构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时遭遇了重重的困境与悖论。     

当代中国社会精神气质转型的怨恨渊源

在当代中国社会精神气质的转型过程中,批判精神与正义感的勃兴是其重要特征.这与普遍存在的怨恨情态密切相关.怨恨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心理动源,它推动着新的价值结构与伦理秩序的建构.怨恨与启蒙运动共同开启并促进了中国社会精神气质的现代转型历程.当代普遍存在的怨恨心态导致批判精神的滥觞,激发着公众的正义感,并引导公众自主、自觉地参与到重构新型伦理秩序的社会共同行动中.以启蒙和自我启蒙为特征的社会共同行动的最重要意义在于重建心灵秩序,有效抑制、化解伦理冲突,而自信、自主、宽容、理性等现代型国民气质将得以普遍生成.     

在“国家”与“个人”之间——论20世纪初的宗族批判

在近现代文化转型时期对宗族制度、家族伦理的批判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流话语.重新辨析这一主题的建构过程会发现,对家族的批判不仅是"个人"独立的要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也是进行家族批判的另一个基本动力.对宗族制度的批判,对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倡导最终是在"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框架中得以确立,其中充满了歧异与矛盾,以及意识形态化的努力.     

战国策派与民族国家文学的现代建构

民族国家文学是探讨文学(批评实践)参与民族国家意识建构的文本形态。抗战时期兴起的战国策派从应对民族危机和改造积贫积弱的国民性出发,大力提倡“尚力”主义和“英雄崇拜”,提出关于民族国家的建构理想:改造旧有的柔弱衰萎民族而成生命力充沛的进取民族,改造受欺凌的民族国家而成具备强大生存竞争力的民族国家。战国策派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虽有矫枉过正的偏颇性,但其挽救民族危亡的文化重建思想仍有超越时代的历史价值。     

晚清知识分子现代国家观念的生成

可从外部的国家与世界,内部的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三重互动关系入手,即从国权、民权与人权三个维度,去梳理晚清知识分子现代国家观念的建构:从国家与世界的关系出发,趋向是在现代民族观念、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基础上,催生出建立民族国家、捍卫领土主权的"主权"观念,同时确立起通过学习世界先进文明促进国家发展的世界意识;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趋向是在现代社会观念、现代国民观念形成的基础上,彰显"民权"理念,同时培育国民的国家认同;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趋向是在引入现代性的个人观念、自由观念的基础上,催生国家尊重与保障个人"人权"的意识,同时倡导公民个人为国家服务、为国家作出牺牲的公共精神。现代国家建设是包括从普世帝国到民族国家、从王朝国家到国民国家、从君主国家到民主国家在内的现代转型。     

未完成的现代性与中国当代学术思潮

由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中国现代性建设没有完成.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当代反现代性学术思潮对现代性的批判就缺乏合理性.当代反现代性学术思潮主要为后殖民主义和国学思潮.后殖民主义认为中国的启蒙主义运动是西方殖民主义话语的产物,国学思潮认为儒家代表的中国文化可以弥补甚至取代现代文明,它们都具有反现代性的倾向.为了建设现代文化和现代学术,必须批判这两种学术思潮.     

现代国家建构与土地制度变迁——写在《物权法》讨论通过之际

本文由近年来《物权法》中土地权属问题的热烈讨论而引起,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土地制度变迁。现代国家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双重性。“土地归公”遵循的是民族—国家的逻辑,它为建构统一的主权、强大的中央权威和对乡土社会的渗透提供了基础。但是,民族—国家的持续性合法基础来自于国民认同。随着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构,农民获得土地权益的要求愈益强烈。从家庭经营到《物权法》的“地权属民”原则,是民主—国家建构的逻辑,也是现代国家建构中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达到相对均衡的产物,它可以建构起农民对国家的制度化认同。     

"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

本文认为,在当今"回归国家"的学术热点中,一种是向传统国家回归的价值取向,一种是重视国家研究的政治学分析框架.根据这一分析进路,应该着眼于现代国家建构的研究.相对于传统国家的现代国家具有两个基本特性一是民族-国家,一是民主-国家,前者是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以主权为核心;后者是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以主权在民为合法性基础.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现代国家建构中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非均衡性,及由此引起的政治整合和文化整合的矛盾.认为依靠历史记忆和"祖先崇拜"的国族建构并由此向传统国家回归的思路既不现实,更不合理.对于处于现代化全球化浪潮中的当今中国来说,更主要的任务是建构一个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相对均衡的现代国家.     

论中国哲学的前近代启蒙

明末耶稣会士引入的西方学术文化，与当时中国社会崇尚实学的社会思潮相结合，引起了中国哲学在天道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一系列具有近代性质的变革，孕育出中国哲学在向近代形态转型之前的近代性气质，从而构成了这一转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性环节。     

论中国文化现代发展的三大阶段

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包括了“外在冲击”、“内在转化”与“综合创造”三大阶段。“外在冲击”是指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产生全方位冲击的阶段,它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历史起点;“内在转化”阶段是指在经过外在冲击后,现代化与现代性内化为中国文化自身的理想目标;“综合创造”阶段是指中国文化通过“综合的创造”与“创造的综合”,既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又超胜于西方式的现代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哲学的“文化生态模式”将有可能为当代人类提供有益的启迪。在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之后,中国文化不仅将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而且必将成为人类多元现代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影响力的一元。     

本土现代性: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中孕育生长——反思近三十年的传统文化之争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命运一波三折.从"五四"以来就在外来的现代性的重压下左冲右突.新时期三十年以来,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历经曲折,现在终于在"本土现代性"的呼唤下重归正途.中国人在传统基础上的精神重建与现代性的历史性要求并不相悖."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超越了以往偏狭的社会发展目标,为传统与现代性的对接提供里新的意识形态基础.     

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当代价值

中国文化的自觉使人们对传统文化产生深重的依恋,而文学理论作为现代学科也是一个不容抹杀的生命,“传统文学理论”的提法,可以使文学理论学科摆脱现代性的种种困惑,使传统文化的治学精神给文学理论带来新的能量。中国传统文学理论,能使文学理论借文化自觉之机实现其本土化,能以“通”为途径解决学科中出现的交叉学科泛滥、对象泛化等问题。要使传统文学理论的当代价值得以充分发挥,就必须深入文本,以新的眼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对传统文学理论进行还原,这样,更多的文学理论问题将随之而开启。     

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发展的路径抉择及其反思——以钱穆与冯友兰为中心

近年来,在中国哲学界出现了"中国哲学"是否合法的疑问,此问题的背后可能缘于依什么样的思考框架来治中国思想作为历史的学问的问题。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作为历史的学问,学术界有多种做法,如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哲学史等。本文以钱穆与冯友兰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及其择取根据为例,以期窥探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因缘、问题、轴心、轨迹。钱穆不主张以分科之学特别是"哲学"来梳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精神作为历史的学问;而冯友兰则是以西方"哲学"的框架来重新清理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重要代表,其所著之"三史"、"六书",就是以"哲学"史的框架叙述传统,以"新理学"的框架开新。在对钱、冯二位先生的学术乃至哲学观的比较中,我们似乎可以体会到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生长发展的问题与特点。     

论西方现代生态伦理学的"东方转向"

西方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基本思想全然不同于传统伦理观,其吸收、借鉴东方传统文化中丰富的生态智慧,呈现出“东方转向”的趋势。这种“东方转向”是西方现代生态伦理学对造成现代生态危机的西方文化传统的批判否定之后所做的文化选择和价值转换,是对东方传统文化的丰富意蕴和价值的再发现。但它在方法论和价值取向上也存在意识决定论、以道德话语代替制度变革等局限性。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对中西文化的互动、传统与现代的撞击做深入的思考。     

中国社会共同体的演变与重构：以民间组织为视角

共同体是西方学者用来分析现代性影响下西方社会变迁的一个学术概念。本文借用这一概念,系统梳理了中国社会共同体的演变轨迹,并在民间组织视角下探讨了当今中国社会共同体的重构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生态及其现代性道德资源意义

现代性道德哲学话语中的＂道德＂意蕴并非让人不去＂得＂,而是教导人如何＂得＂,但是,现代性道德存在着主体有限性带来的困境。与西方文化＂预定的和谐＂思维方式不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由多种价值理念构成的生态文化,这种生态文化对于解决现代性道德困境具有资源性意义。     

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人的和谐人格构建

"现代性"推动了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同时带来了人的分裂和异化,也因此产生了和谐人格的构建吁求。西方"和谐人格"思想源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对人类命运的关切;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是中国人和谐人格塑型的理论基石,也是中国人现实人格发展的理想目标;中国人"和谐人格"的构建需要在中西现代性语境比较之中,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与文化传统展开。     

一部国际学术史——《儒学国际传播·序》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的国际传播,代表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明交往。《儒学国际传播》一书,实际上就是一部国际文化交往史,一部国际学术交流史,一部国际人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