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和文论中的Image——从比较文化和比较文论的角度看Image(形象/意象/图像)(之一)

Image(形象/图像/意象)是全球化时代文化对话和美学对话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看,其在西方主要与三个方面相关:由主客互动而来的影像,主体心理运行的意象,由主体外化而成的艺术形象.这三个方面为image在中国的三种不同译法奠定了基础.     

印度文化中的形象(Rūpa)及其展开——从比较文化和比较文论的角度看Image(形象/意象/图像)(之三)

印度文化中的形象由多个概念体现出来:色与相是西方image的相似物,境是主客合一的形象,情呈现了艺术形象的三重结构,味体现了形象的印度型本质,韵呈现了文学形象的特质。     

“神”意象：一个文学的文化批评范畴的提出——中国古典文学“神”意象研究论纲之一

"神"意象是一个文学批评理论范畴,其定位为文学的文化意象批评,与神话形象、一般的文学意象、文学原型有区别.从神话传说、哲学宗教、民风民俗等不同的文化扇面对这一理论范畴的文化批评意义进行梳理,具有重要意义.     

从“出走”到“回归”——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族长形象

20世纪家族文学中出现了一系列族长形象,他们在不同的时代被赋予了不同的意蕴内涵。由启蒙时代决绝的鞭挞到世纪末的肯定和无限怀恋,恰好完成了从＂家＂的＂出走＂到＂回归＂。     

意象“超稳定”向“非稳定”的超越——论海子的中国形象书写与“行动诗学”建构

研究海子诗歌中的中国形象,包括诗歌文本以及由此引出的有关中国的美学想象,可以发现海子短暂诗人生涯里曾有过“超稳定”与“非稳定”这两条书写与建构中国形象的路径。对于两条路径的阐发,展示了海子从诗歌书写向诗歌行动的艰难突破。联系他的哲学思考来看,这种对于诗歌行动的积极追求,反映了诗人在文本与形象之上不断冲破自身桎梏的自觉尝试,或可借用杜威的理论称其为一种行动诗学。海子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所探索的这条行动诗学之路,一方面彰显出诗人献身于诗歌的理想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则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注脚,同时又为未来的诗歌书写尤其是中国形象建构给予了启示。     

“恶之花”的重新解读——论元杂剧中的淫妇形象及其文化蕴涵

元杂剧中的淫妇形象具有符号化、概念化、模式化的特点,这些女性形象身上体现了杂剧作家积淀甚深的伦理观念和男权中心意识。虽然杂剧作家在塑造淫妇形象时,有意识抹去了她们偏离传统的合理因素,但是我们依旧能从剧中窥探到她们反叛行动背后无法言说的隐衷,以及淫妇形象的出现带给男权文化传统的挑战和突破。     

从屈宋赋象审美意识到“丽”范畴的定型——中国赋体语言审美家园的筑造

屈宋赋象审美意识见于二人的赋文本中,由于未涉及对赋言美的认知,因此只能看成是中国赋美学的萌芽形态,但后世中国赋美学皆以这个审美意识为原初的基础。对赋体文学真正的审美认知,始于“丽”这个范畴的运用和扩展。在中国赋美学史上,扬雄最早把美学范畴“丽”用为赋体文学审美范畴,用以指赋言本身之美,以及赋言所呈现的赋象之美。曹丕将扬雄命题重说为“诗赋欲丽”的观点,至刘勰《文心雕龙》把“丽”在赋美学语境中扩展为一个词群。经历这样的历史建构,“丽”最终被确立为赋美学本质论的核心范畴,赋体文学审美的家园因此得以成功地筑造。     

当代主体的建构与新时期文化图景——论新时期小说中的“新人”形象

新时期的新人形象主要由当代农村青年、城乡改革者、当代知识/都市青年三部分构成。新人形象凝聚着作家新的创作理念和新的价值观念,而他们性格的变化发展则是作者思想观念与时俱进/变的隐形表达;新人形象还体现了作家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诸如人文精神的失落、道德失范、唯利是图之风盛行等问题的困惑与焦虑。新时期小说家们借着新人形象的塑造一方面表明他们努力遗忘过去、与过去决裂意识的萌发,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们对现实的自我理解和对未来的诸种想象,并以其绘就新时期的文化图景。     

从文学史到思想史——中日“无产阶级小说”的形象关联和思想关联

20世纪30年代苏联、日本、中国等无产阶级文学的兴盛,是世界近代文学史也是思想史上的一大转折。近年来中国"革命文学"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开始进行了一种回归性的判断。无产阶级文学绝不是单纯的艺术运动,是带有思想解放和思想限制的双重性质的社会运动。这一属性就为人们从文本的思想主题出发,进行外在的批评提供了充分的依据。中日无产阶级小说是一种事实的关联,也是一种思想的关联。在苏联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各自文学的主题在一致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     

凝视“背影”——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父亲形象的文学塑造与文化想象

“父亲”形象在文化层面上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文化符码化的“父亲”转化为潜在想象 ,对文学中“父亲”的形象塑造产生影响 ;而文学塑造一方面突出、强化了关于“父亲”的文化想象 ,另一方面又不断将时代语境中的新文化因子注入“父亲”想象 ,衍生不同的意义元素。文学文本于此参与着文化符码的演化、积淀过程。启蒙语境下的创作为“老国愚民”式的父亲形象在原有的文化内涵上增添了“非现代”的、“反进化”的否定性元素 ;革命文学中“父”“子”形象的对应或“父子兵”的模式 ,同样具有特定的文化符码意味 ;而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中对父亲形象或神圣化或颠覆、解构等 ,也无不映现着历史流动中文学塑造与文化想象的互动过程     

重释“大我”与“人”的观念——从郭沫若、贺敬之诗中的“大我”形象谈起

郭沫若和贺敬之同为 2 0世纪中国文坛的著名诗人 ,他们的诗代表了“五四”时期和建国初期抒情诗的最高成就。在他们的代表诗作中都有一个“大我”形象 ,但二者内涵不同。郭沫若的“大我”体现了“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想和完美的人格特性 ,贺敬之的“大我”显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改天换地之豪情。两个“大我”形象折射了不同时代不同的“人”的观念     

中国古代文化中以“玉”修辞现象考察(之二)——修辞的语言表达形式

古人以“玉”修辞的范围极为广泛,几乎无所不包。其语言表达形式主要是:1、直接用“玉”作喻体,以代本体;2、在本体词前加一“玉”字,组成新词;3、先将本体词换成同义、近义词,再加一“玉”字,构成新词;4、以一个比喻词代替本体词,再加一“玉”字,构成新词;5、使用借代格,用借体词代替本体词;6、用成语或俗语作比喻,修饰人与事或说理。     

从比较哲学角度考察on(Being,有/在/是)问题(上)——从中文理解的角度看英文与希腊文中的0n(Being,有/在/是)

中文学术界对西方哲学核心概念on(Being)的理解是从英文而进入希腊文,而二者各有自己的语言结构和思想框架,英文的to be系统以及由之而来的思想结构,希腊文的eimi以及由之展开的思想结构,都复杂于中文.中文学术界对on(Being)的理解和中译,从清末的严复到民国时期的陈康,再到共和国前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及改革开放后众多学人对如何解释on(Being)的争论,展开了一个比较哲学的视域.     

从“用频”的角度看现代汉语中的“无标志词/有标志词”与“尊/卑”文化的关系

现代汉语中,词的“无标志/有标志”性与词背后“尊/卑”文化有着很强的对应关系.然而,这种对应关系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父/祖父/曾祖父”等反例,必须注意特定的“语言使用者”这一限制性条件.从“用频”的角度出发可以进一步解释“无标志/有标志”性与词背后“尊/卑”文化的具体对应关系.对“司令/总司令”和“保姆/男保姆”这两组例子的分析,可以揭示运用这种对应关系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从比较哲学角度考察on(Being,有/在/是)(中)——0n(Being)在中文与梵文中如何体现的

用中文回应西方哲学的on(Being)包括三个方面:在词义上,"是"包含了on(Being)的内涵.但未能成为哲学概念;在句式上."是"演变成了系词句式,但未能成为定义句式;在哲学上,"是"不能成为哲学概念,这是由中国哲学的性质所决定的.在梵语中,与on(Being)对应的词根有二:as和bhu.前者关系于性(质)的肯定,主要用于抽象的、静的、永恒的、绝对的方面;后者关系于情(况)的肯定.主要用于具体的、动的、暂时的、相对的方面.一词二分,透出了印度哲学的特点.     

“失独家庭”的媒介话语与形象建构分析——基于知网(CNKI)报纸全文数据库的内容研究

媒体对失独家庭的建构在大众认知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民众接收到的有关失独家庭信息大部分来自媒体,不同媒体对“失独家庭”的建构暗含着话语分歧。这一结果既是现实社会生活在媒体的投射,也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格局和各类公众心理、行为需求的多重影响。文章旨在揭示失独家庭在传统报纸媒体新闻报道与再现中是否被赋予了特定的面貌,研究发现,当前媒介在进行话语和形象建构的过程中,存在着过度报道“失独家庭”弱势的一面,而忽视“失独家庭”在解决自身面临的困难时所做的积极努力的问题。     

“大历史”观视阈中的鲁迅:贡献和局限——兼论鲁迅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运用大历史观的视角、理念和方法来审视鲁迅,也就是要把鲁迅置于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社会,乃至整个文明转型的特定境遇中来进行认识、把握,审视他的精神、思想和人格,以及他的创造性的文化实践及其价值意义,确立他在中国文化的转型进程中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以及所产生的特定的历史局限性。     

双重书写:显性与隐性的“他者”——《在北京最后的日子》中的中国形象分析

法国作家皮埃尔.绿蒂的《在北京最后的日子》是对20世纪初期遭受外强入侵后的负面中国形象的典型书写。但在这重显性中国形象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重不易为读者觉察的隐性中国形象。对“他者”中国的这一双重书写体现着对殖民主义合理性的建构与解构,代表着双重的东方主义。同时,它也是20世纪法国文学中关于中国形象书写起承转合的一个契合点。     

文化的寻根与比较——关于“古代希腊和中国的智慧和哲学”的哲学思考

一 "古代希腊和中国的智慧和哲学"第三届国际会议,于2002年6月7日,在美丽神奇的宣示神谕的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圣地的希中文化交流大厅举行.此次会议的"发起人"严格地说还是孔子和苏格拉底这两位老人.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苏格拉底与孔子的智慧和哲学.孔子伟大的"仁学"结构驱使我们到相隔万里的德尔菲去探讨古代哲学的深层意蕴,苏格拉底伟大的"认识你自己"吸引我们到爱琴海去体悟心灵的海洋.东西方的历史车轮艰难地跨越了不同的道路,这两位古代哲学老人,虽然他们都不知对方是何人也,而他们的心灵却是相通的.今天东西方的哲人们虽然在一起对话,但心灵反而是不相通的.     

“项目治国”的成效与限度——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为分析对象

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开始以“项目”的方式向下面各级政府和基层社会分配,并逐渐成为一种把中央、地方乃至基层统合起来的国家治理体制,形成了所谓的“项目治国”.国家通过项目制将中央政府关注的重点政策、重要意图传达给各级政府,并通过“钓鱼式”项目工程引导、动员地方财政以项目资金配套的形式配合中央政府行动,中央政策执行在依靠科层官僚体制线条逐层运作之外寻找到了另一种“条块统合”的运作方式.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与基层政府也可将项目资金和项目优惠政策做为项目捆绑、地方经济发展的融资平台,提高地方发展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即“项目制的地方化运作”,但这也可能使中央政策或国家意图被地方各级政府顺势利用甚至巧妙歪曲.项目制运作重构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制约着“项目治国”的成效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