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症心理和莎士比亚悲剧的审美现代性

审美现代性是现代性重要的组成部分 ,体现了对人自身主体与人类理性的肯定。从捍卫主体性来说 ,审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认同力量 ,而从以生命感性价值来反抗社会理性的角度来说 ,审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异己力量。因此 ,审美现代性包含着价值设定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莎士比亚通过具有神经症心理倾向的主人公形象 ,深刻地表达了上述两种现代性对立所形成的危机感和虚无感。对主体现代性和理性现代性两难选择和迷惘 ,构成了莎士比亚悲剧超越时代的审美现代性内涵。     

资本现代性的冲突与困境

启蒙现代性把追求人类的理性进步与人类的自由解放等同起来,为资本现代性奠定了合理合法化的"元叙事".然而,作为一种价值寄托的启蒙现代性方案在转变为经验现实的现代性过程中,却集中表现为韦伯视之为人类注定的命运的现代性冲突与困境.实际上,这种冲突只不过表明资本的升值与人的生存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要解决这一冲突与困境,只有终结资本现代性.     

启蒙与现代性的生成

现代性带来的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深刻的社会转型,现代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生存样式,与依靠经验和自然的传统社会不同,它依靠的是理性,信靠的是人。现代性的生成与启蒙直接相关,是启蒙的精神品格成就了现代性的精神品格,并因此使得现代性堂而皇之地登上世俗的历史舞台。启蒙的精神品格可以简约表达为:启蒙是一种与过去告别的断裂意识,启蒙是一种朝向未来的进化意识。启蒙的这种精神品格对现代性的生成产生了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启蒙精神造就了现代性的气质、态度,即形成了现代性独特的精神内涵;第二,启蒙规定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外显形态,即现代性生活方式的特定历史——现实内涵源自启蒙精神。     

"理性"与现代性的价值依托

在梁漱溟的哲学中,"理性"是一个"重要而费解"的观念.他早期用直觉论、后来用"理性"论来解释儒家的伦理思想.这个转折不仅是词语的转换,也是意义的转换,即他主张是"理性"而不是直觉更适宜于担当中国现代性的价值依托.梁漱溟在此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韦伯式的思想现代性的发展需要有价值的依托.借助于韦伯的思想,我们认识到梁漱溟的直觉论和"理性"论之于现代性的不同意义.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用直觉论来批判西方的现代性观念,那么在30年代以后他的"理性"论在为建构中国的现代性而努力.     

现代性体验与文学现代性分期

当前有关中国现代性的研究 ,忽略了它的基础问题 ,现在应当回到现代性的地面。人的现实生存体验正构成中国现代性的地面。现代性归根结底是人的生存体验 ,其基调是怨羡情结 ,含惊羡体验、感愤体验、回瞥体验和断零体验四种类型。从现代性体验可以对文学现代性提出一种新的分期 ,看到现代 1和现代 2两种形态。     

现代性与梁启超的佛学思想

近代佛学复兴是传统中国对现代性问题挑战的一种回应。梁启超以佛教的理性化、入世化、科学化、多元化因应现代性挑战,将佛教纳入了现代性的新框架中;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过度现代性导致的精神危机,于是他又拒斥现代性,研究以佛教为主的宗教哲学与人生哲学来陶冶心性。现代性的挑战,一方面给佛教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促成了佛教的新发展,另一方面又给佛教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甚至威胁到了佛教的生存。     

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与当代中国新现代性建构

在全球发展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重新考察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真切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必须祛除历史的三重遮蔽。马克思生活于现代世界的开端,对以资本全球化为主体的现代性分析具有双重向度:一方面,马克思从历史观的高度对启蒙运动以来的一切现代性根基、特征和形态特别是自由主体化思想和理性批判精神作出积极肯定;另一方面,又在变革世界的实践的否定辩证法基础上提出批判现代性的解构向度,从而为后现代思想家所推崇。随着新旧全球化时代大转换,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随着历史关联的变化而变化。在马克思之后,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列宁、斯大林、新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邓小平等等都在现代性问题上作出过许多思考。在全球后现代性背景中的当代中国,其发展的本质理念应当是既不同于马克思和韦伯时期的经典现代性,也不同于后现代,甚至不是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或第二次现代性,而是一种以后现代引导的现代性,即新现代性。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本性。     

现代性论域中的乌托邦重构

人和社会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完美的,总是需要不断地被批判和超越",解放"因此成为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在现代性的谋划中,理性在"人的解放"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既是推动人走向解放的动力,又是衡量人的解放程度的标志。然而,现代性和启蒙理性为人寻找新的价值归宿的企图没有奏效,启蒙创造的工具理性乌托邦破灭了。对现代性的"解放逻辑"及其内在悖论进行深入的反思,成为当代最为重大的课题之一。作为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乌托邦被置于一个新的理论平台上。重建一种合理的乌托邦理论,成为超越启蒙以来的现代性的可能性选择。     

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的发端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是适应现代性以及现代民族国家双重历史要求的产物。在现代性的不同历史阶段,文学对现代性的态度也各有不同,于是就形成各种文学思潮的流变:新古典主义是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肯定性回应;浪漫主义是对现代工具理性和现代城市文明的反动;现实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灾难的揭露和批判;现代主义是对现代理性的反叛以及对生存意义的反思。“五四”以前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滥觞阶段,形成了三种倾向:争取现代性的启蒙主义、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新古典主义,反思、超越现代性的审美主义。这三种文学潮流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端,也影响了“五四”及其以后的中国文学思潮的发展。     

论文化现代性的指涉、样态与价值

文化现代性（cultural modernity）是伴随着启蒙时代、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时代产生的一种自觉自为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诉求，它不仅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一种价值观，同时也是对现代人的实践行为和思维方式进行反思的实践活动，达到一种适合现代人生存与发展的文化需求。如何理解文化现代性，文章从文化现代性的内涵、宏观与微观的存在样态以及价值进行解读。     

反思现代性:现代性社会基础的解构与重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学界逐渐形成了三种话语系统:后现代、多元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其中,反思现代性思潮批判高度现代性的抽象理论,它从分配逻辑、个体化进程和政治的领导角色等三个方面对现代性的社会基础提出质疑。反思现代性诉求一种"虚无的基础",这个基础是由一种新的理性所构筑的,并通过确定性判断和反思性判断同时完成解构与重建。这种反思现代性对于重新构建现代社会的基础具有积极意义,也成为风险文化的核心。     

论哈贝马斯的审美现代性思想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通过清理现代性的历史范畴,完成了对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在对审美现代性的批判与重建的过程中,哈贝马斯回答了审美现代性面临的困境及其历史根源,力主恢复理性原初的价值内涵与人文理想,走向建基于交往理性基础上的审美现代性。     

朦胧诗与现代性

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间叙事 ,它意味着从开始走向未来的时间观念 ;其次 ,现代性注重主体性和理性 ,这也是它的本质和核心。朦胧诗作为新时期文学的精神原型 ,表现出典型的现代性特征。“相信未来”是朦胧诗普遍的信仰和时间意识 ,张扬人的主体性和理性精神则是朦胧诗的内在本性 ,而建立在时间意识与主体理性基础上的修辞形态 ,则是象征性     

批判理论现代性反思经验的引入——读傅永军著《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

山东大学教授傅永军博士撰写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一书,最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在这部著作中,傅永军教授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解释为"一种从社会批判角度叙说现代社会理性建构的理论","一种典型的现代社会理论,一种关于现代社会之理性辩证法的现代性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以下引该书只注页码.)该理论通过厘清社会批判理论与现代性的关系,在韦伯合理性思想平台上,析取出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的问题意识、理解视界和反思(批判、重构)路径,详尽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的几种典型表现--解放的现代性理论、反思的现代性理论和重建的现代性理论,将延续半个多世纪的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联结成一个具有不断扩展特征的有机体系.最后,作者又将研究触角延伸到现实世界,回答了批判理论的现代性理论的普适价值以及它对后发现代性国家的意义等为大众所关心的现实性极强的问题.     

京派:现代性的另一种追寻

对自由精神的吁求使京派竭力维护精神独立和理性自主;对现代启蒙的理性思考使京派自觉批判和反思因理性的不断攀升而导致的文化危机,表现出对审美现代性的坚守,实现了对现代性的另一种追寻.     

论政治现代性的三个维度

政治现代性是围绕现代性的两大根基(主体性与理性)的展开而获得的政治旨趣,是理性在政治领域得以实现的结果.通过对政治现代性的主体性维度、现代制度维度以及现代价值三个维度的分析得出,回归人的主体性、构建科学的现代制度,倡导多元现代价值理念,使人在政治生活中的价值真正得以实现.     

邓小平与当代中国制度现代性的建构

制度是现代性"嵌入"社会生活的中介。邓小平在改革进程中对利益制度、权力制度和能力制度的思考和设计,为当代中国制度现代性的建构奠定了基础。邓小平的制度现代性建构思想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协调,市场逻辑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以及注重效率与保持社会稳定相结合的原则。     

现代性的情感逻辑:历史生成与城市调适

当代社会发展与学术研究正在发生一种情感转向.情感是人之总体性、整体性、可能性、人与世界关系的一种内向性确认与升华.情感与情绪、情感与理性既有共性,也有区别.情感是一种地理对象性、社会对象性、政治对象性存在.从神话时期、帝国时期、启蒙时期,从商业现代性、工业现代性到城市现代性,伴随人类文明的转换,人之情感也发生着深刻的历史转换.现代性、城市现代性的推进,为情感的丰富、多样化提供了条件,也使情感遭遇日益拉大的撕裂性张力.回归朴素与率真的情感、启蒙与尊重情感权利、建构与规范情感载体、重构与规范公共权力,对解决当代情感的片面世俗化、利益化、商品化、消费化等问题,建构更为合理的城市社会,具有基本的意义.     

现代性与社会批判理论

现代性已成为思想话语的中心。社会批判理论作为一种对待西方现代社会合理化过程的哲学话语,主要体现为一种现代性批判,社会批判理论接受韦伯的合理性理论作为分析现代性问题的框架,从社会批判和理性建构两个维度构筑了所谓“现代性的病理学”。尽管社会批判理论内部在现代性批判问题上有着差异,但他们共同铸造的现代理性批判却以其普遍性特征,弥漫日常生活,昭示着现代性批判的意义。     

哈贝马斯与利奥塔的现代性之争评析

在全球化时代,现代性的危机表现得尤为紧迫和严重。全球化语境下对现代性的反思表现出新的特征,哈贝马斯和利奥塔的现代性之争突出反映了这一特征。对理性的不同态度使哈贝马斯和利奥塔分别提出了重建现代性与重写现代性的不同构想;在完成各自的构想中,哈贝马斯采用了普遍语用学的方法,重建普遍交往理性,利奥塔则用语言游戏的方法解构普遍理性;哈贝马斯为现代性设计了一个美好的交往乌托邦,利奥塔则终结了现代性的乌托邦理想。马克思主义在全球普遍交往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交往理性超越了哈贝马斯与利奥塔的现代性视域,为现代性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思想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