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刑案件的权力配置

中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集权式死刑控制模式,而西方采取的则是分权式死刑控制模式。集权式死刑控制有其自身的优点,但也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我国在死刑控制方面应适当分权,调整现有的权力配置格局,并据此重新分配司法资源。     

中国行政体制纵向权力结构调整30年——经验、教训与趋势

行政体制纵向权力结构调整是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本文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30年我国纵向权力结构调整的历程,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并对未来中国纵向权力结构调整的趋势进行展望.     

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一个未完成的历史课题--兼论国家政权建设中的集权与分权

自晚清以来,国家政权建设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公社体制初步完成了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但由于该体制固有的缺陷,它必然是非稳固的.公社解体后,在"乡政村治"体制下,国家政权建设任务又凸显出来.总结建国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国家政权建设不仅是一个集权的过程,而且也应是一个分权的过程.     

集权与分权的均衡:国家管理模式的机制创新

合理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关系是大国治理的根本问题.作为体现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两种基本形态,单一制和联邦制具有各自不同的优势和不足,各国应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国家管理模式.在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经历了持续的改革,但仍存在着高度集权、权责不明晰、差异性分权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推进我国国家管理模式创新,应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建立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分权格局、适度扩大地方分权、健全监督制约机制,推进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走向法治化.     

论完善当代中国的国家权力运行机制

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国家权力运行机制 ,需要深入考察以下几方面 :第一 ,国家权力所有权及占有、使用、支配、受益权的关系原理 ;第二 ,进一步理顺不同种类国家权力的横向关系 ,探索其运行原理 ;第三 ,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的纵向权力配置 ;第四 ,国家权力内部决策权、执行权、监察权的有效分离与合成。     

国家权力与城市空间: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变革

确立和调整城市治理的空间策略是现代国家的重要任务。改革前中国的单位体制,使国家能够依靠单位实现“单元分隔”式的治理模式。改革以来,这种整齐划一的空间战略无法适应新的城市社会变迁。在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国家空间战略,即“政党国家”,“行政国家”和“社会化国家”模式。当前城市社区改革的困难和复杂性体现了以上三种空间战略的对立和冲突。     

权力配置与权力监督——兼评《政治文明建设与权力监督机制研究》

在政治权力体系中,权力配置关注结构,权力监督关注功能;结构制约功能,功能过程牵动结构体系。《政治文明建设与权力监督机制研究》一书在这个框架下,对中国特色权力配置和监督制约的内在机理做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其不照搬西方政制,不因循传统体制,而是借鉴其中有益的文明成果,立足当代中国国情,探讨优化权力结构、构建中国特色权力监督机制的有效路径。     

网络式权力结构与我国行政应急主体权力配置

行政应急权是极为特殊且重要的行政权力,构建行政应急权力体系应满足效率与公平的价值需求。行政应急权力体系虽然特殊,但是是以现有的行政体制为基础而建立的,鉴于我国行政体制的独特性,引入网络式权力结构的概念,从行政权力结构自身进行制度建设,着重行政主体及其权力配置,则能达到发挥行政应急权力效率、约束行政应急权力滥用的效果。     

国家审计与国家监察的协同监督:现实基础与实践路径

国家监察与国家审计虽然分属两种不同的监督体系,但都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结构上的"监审分离",导致了两者职能上的"分工"和权力上的"分权",这构成了国家审计与国家监察协同监督的现实基础。基于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监察和审计的监督效能,形成两者的监督合力,必须要逐渐构建党统一领导下的统一机制和统一平台。     

历史视野中的中国国家权力

在历史视野中,国家权力的变迁具有丰富的含义。古代中国,国家权力的大小是有一定弹性的,统治集团对于王权的扩张与否掌握一定的主动权,他们首要关注的是帝业是否稳固,一切政策的旨归都以安定为导向。近现代以来,国家权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但这种扩张的趋势并不是呈线性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力量的生长,国家权力对社会的作用方式将更加多元化,国家权力对社会的作用效果将更为有效。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变迁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是国家法律体系建构中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从我国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演变看,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地方权力大小各异,但相对于中央立法权,地方立法权是逐步扩大的;在中央立法权缩减的同时,地方立法权总体上呈扩张趋势,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对国家结构形式与分权关系认识的加强、治理方式的民主化和差异性国情下的市场经济。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我们应在法制统一的原则下,适当扩大地方立法权;实现立法权的均衡下放;力求权力配置上法制化和科学化,运用立法监督制度规范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     

身体政治:国家权力与民国中山装的流行

服装是人类文明发展以来重要的文化产物,是一整套文化的象征系统,它所反映的历史与时代精神是服装作为符号的本质内涵。中山装因由孙中山设计并率先穿着而得名,随着国民党统一中国、推广孙中山崇拜而成为公务员制服。在国家权力的推广与影响之下,中山装在全国各地广为流行,逐渐成为代表中国形象的国服。中山装具有规训身体的重要政治功能,影响着人们的观念意识,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出现的具有特别意义的服装,既体现出民族性,又具有现代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山装是时代的镜子,它折射出中华民国作为新兴民族国家力图通过推广国家服装重塑中国人的身体政治。     

剩余权最优配置探寻与国有企业改革

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企业合约不可能是完全的,因此,将无法完全的部分称之为剩余,而与剩余有关的一些权力,称之为剩余权。假定剩余权分为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是针对不确定性产生的利润而言的,而剩余控制权是企业的一些生死攸关的决策,并将这两种权力统称为剩余权。既然剩余权力面临着配置问题,那么在理论上可能存在最优。我们通过对一元产权企业、二元产权结构企业与多元产权结构企业的分析得出企业剩余权的配置可能存在最优解,即当所有要素对应的剩余权力变化至要素的剩余权边际贡献相等时,企业的剩余权配置达到最优,而要素剩余权力边际贡献的改变则要依赖于要素的相对重要性,从而形成了由要素相对重要性为起点的均衡剩余权配置的关系,而由此得出的结论对国有企业改革可能会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意义。     

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

依法治国是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本文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大背景下,从市场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法治文化建设三个方面论述了依法治国的历史必然性,分析了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和实践发展,明确提出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必须推进依法执政。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资源配置研究——基于国家治理的考察视角

探讨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资源配置是否合理,关键是看多党合作的制度建构与价值诉求是否匹配.由此出发可以看出,当前,对民主党派的资源配置还处在“量”的扩张阶段,民主监督还没走出参政议政的制度范畴,已不能适应国家治理的需要.解决上述问题,核心是超越资源配置的革命逻辑,回归国家治理的制度建构.为此,需要创新党派干部选用机制,建构党派监督的制度平台.同时,拓宽渠道,让民主党派参与社会管理.     

论当代中国行政权价值取向的转变

公正和效率是行政权的两个基本价值取向。一个合理的行政过程应兼顾公正和效率。当代中国行政权为最大化地追求其价值取向,在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转变。这些转变对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依法行政、政务公开、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等。     

论我国财政收入权纵向配置格局的调整

政府间财政收入权的配置格局对整个公共经济体制的功能发挥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我国目前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仍存在诸多缺陷,亟待从根本上进行调整优化。本文就此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关的理论见解和方案设计。     

“天下为公”是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

公天下论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政治理论之一。它的主要内容是君主论,着重回答设君之道、为君之道和择君替君之道等重大政治理论问题。"天下为公"既论证了治权在君的合理性,描绘出"圣王之制"的理想政治蓝图,又为君权的存在与行使设置了条件和规范,还为政治批判提供了价值尺度。立君为公、君位为天下之公器、君道尚公、天下非一家一人私有等思想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帝王观念有其精致、周到之处,甚至包含着许多超越时代的政治理性。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对这个特点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这是需要改进的。     

1927—1937年京津地区国家政权与民间慈善组织的互动关系

近代以来,民间慈善组织在社会慈善与救助事业的建立与发展方面,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国家权力对民间慈善组织在人事任免、日常事务管理、资产支配等方面都表现出日益强烈的干预态势,使民间慈善组织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受到了极大压抑,出现了所谓的＂国进民退＂局面。在此过程中,国家通过对社会慈善救助资源的整合,也加速了社会保障法制化的建设进程。     

论洛克与孟德斯鸠分权思想之差异

洛克和孟德斯鸠分别是近代西方分权理论的首倡者和集大成者。论者一般认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是对洛克分权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但是对二者的差异却很少提及或一笔代过。本文从分析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入手,比较他们在权力的划分方式、制衡方式以及理论重点等方面的不同,指出他们各自的理论缺陷,同时对一些流行的观点提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