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完善当代中国的国家权力运行机制

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国家权力运行机制 ,需要深入考察以下几方面 :第一 ,国家权力所有权及占有、使用、支配、受益权的关系原理 ;第二 ,进一步理顺不同种类国家权力的横向关系 ,探索其运行原理 ;第三 ,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的纵向权力配置 ;第四 ,国家权力内部决策权、执行权、监察权的有效分离与合成。     

我国预算分权制度的现状研究

预算分权包括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我国当前纵向维度的预算分权的最核心问题在于中央与地方预算权力配置的不均衡。而横向预算分权的主要症结在于人大、政府与法院之间虽有职能分工,但尚未完全形成完整的监督、制约体系,影响了预算的科学性与严肃性。因此,对我国预算分权制度的完善要从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着手,既要对预算权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合理的配置,又要理顺人大、政府以及法院之间在预算权分配上的关系。     

论我国地方土地权力配置体制创新——以土地发展权配置为视角

法治建设的中国道路,在我国地方土地权力配置体制创新的实践中得到重要体现。中央与地方之间在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建立了权力分工体制。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需要,破解生态用地保护的难题,解决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问题,广东、浙江和厦门等地方政府创造性地运用土地发展权制度的思想,对现行土地权力配置体制进行了重大创新。我国地方政府土地权力配置体制创新的实践,对我国未来中央与地方之间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的土地权力分工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论地方金融监管权的理论逻辑与配置建构

金融监管权的配置包括横向层面的部门分配和纵向层面的权力分割,地方金融监管权是在金融监管权纵向配置的背景下对金融市场发展的制度回应,也是金融监管权配置理论的逻辑自洽。当前我国金融监管权纵向配置存在模式失衡、内容失当、运行失范等问题,需要重新审视地方政府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作用,赋予地方政府适当的金融监管权,构建起横向统合、纵向分权的分层监管模式,实现对地方金融监管合法规制和有效监管的目标。     

国家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权力重构

国家治理体系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地方政府权力的配置模式将产生体系性影响。“多中心治理主体”、“合作式治理模式”需要发挥不同社会主体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在地方政府职责中应更加强调服务职能的完善。所以在地方政府权力的横向配置中,要求重新划分政府与社会、市场间的权力范围,并且推动三者间关系的法治化。但是当前各级地方政府间“上下同责”、“上下同粗”的权力体系严重阻碍了地方政府权力的多中心横向配置,所以各级地方政府间的纵向分权以及增强基层政府的自主权成为地方政府权力重构的首要任务。此外,国家治理体系对行政法学的基本原则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时期地方政府权力配置法治化的道路上,应更加强调监督和制约地方政府行政权的行使,防止各级地方政府恣意逾越横向、纵向的权力边界。因此,法律保留原则和越权无效原则的价值将会更加凸显,而相关立法也应当更加完善。     

国家与制度变迁——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主体作用和局限的分析

国家作为制度变迁的主体之一 ,其功能是由组成国家横向权力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以及组成国家纵向权力的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承担的 ,这些机构在制度变迁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特点。同时 ,作为相对于个人和社会团体的制度变迁主体 ,国家具有一些明显的优势和作用 ,但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和弱点。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变迁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是国家法律体系建构中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从我国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演变看,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地方权力大小各异,但相对于中央立法权,地方立法权是逐步扩大的;在中央立法权缩减的同时,地方立法权总体上呈扩张趋势,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对国家结构形式与分权关系认识的加强、治理方式的民主化和差异性国情下的市场经济。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我们应在法制统一的原则下,适当扩大地方立法权;实现立法权的均衡下放;力求权力配置上法制化和科学化,运用立法监督制度规范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想模式:保持适当的张力

如何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横观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和纵观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演变历史经验的借鉴，试图从中央与地方关系应保持一种适当张力的角度出发，提出一种较理想的关系模式，即中央必要集权与地方适度分权相结合的纵向权力关系模式。     

中央宏观调控权力配置理据刍议

鉴于宏观调控对于我国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国家多次指示应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形成科学、权威、高效的宏观调控体系.然而,目前理论与实务界对宏观调控权力配置的基础理论问题的关注度较低,使我国宏观调控权力配置的完善缺少了重要的原则性指导和方法论依据.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借用了政治学、社会学、制度经济学等多种视角,从分权理论、政策搭配理论、系统论、冲突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探讨了中央宏观调控权力配置的理论依据,并分别阐释了这些理论与权力配置命题的内在耦合.     

商朝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早期性特征及其历史地位

在周朝的国家制度架构中,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是其最基本和主导的部分,而作为地方势力的诸侯国在受周王朝控制的同时仍具有很大自治性。那么商朝的国家制度是否也存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这种两面性?经过论证,商王作为中央权力的支配者对地方势力或人群具有某些支配权,但其中也存在很多不确定成分。也就是说,商朝为西周更为成熟和稳定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奠定了基础,商周国家制度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问题上存在延续性。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资源配置研究——基于国家治理的考察视角

探讨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资源配置是否合理,关键是看多党合作的制度建构与价值诉求是否匹配.由此出发可以看出,当前,对民主党派的资源配置还处在“量”的扩张阶段,民主监督还没走出参政议政的制度范畴,已不能适应国家治理的需要.解决上述问题,核心是超越资源配置的革命逻辑,回归国家治理的制度建构.为此,需要创新党派干部选用机制,建构党派监督的制度平台.同时,拓宽渠道,让民主党派参与社会管理.     

当代中国法律体系形成过程中的权利观变迁及其启示

从权利观念变迁的视角出发,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工具性权利观阶段,第二个是个体化权利观阶段,而个体化权利观阶段又可以被划分为意志论的权利观阶段和利益论的权利观阶段。不同的权利观反映了其所属阶段的社会生活状态,并将这种状态通过权利话语表达在法律体系中。权利观变迁的背后是在形塑主体性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变化,而权利冲突、权利滥用现象的普遍化所表征的利益论权利观的失灵恰恰源自主体在追求利益时对自身的遗忘。发展一种适合我国国情和法治实践的共同体权利观是解决权利冲突、权利滥用问题,完善我国法律体系的可行路径。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变迁分析

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自建国后至今,经历了初建街居制、人民公社、文革、重建街居制、社区制五个时期。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对此进行分析,发现国家力量是变迁的主导力量,社会变迁是变迁的重要动力,变迁过程则体现了政府模式的转变。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未来的改革与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转变政府职能是改革的关键,突破制度依赖是改革的难点,治理过度行政化是改革的突破口,促进社会发展是制度变迁的长远之计。     

孙中山行政法思想研究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行政法文化建设的第一人。他以其"民权"理论为基础,主张民权与政府权力的平衡,明确提出法治政府建设理论,强调治吏,重视行政监察制度。他在多方面行政法理论问题所作的探索,对中国近现代行政法制度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     

列宁的苏维埃代议制民主思想研究

工兵代表苏维埃是苏俄的人民代表机构,即国家最高的权力机构。这标志着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制的形成,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列宁的代议制的思想由人民代表制思想、人民主权思想、选举制度思想、人民代表机关思想、民主监督思想等几个方面组成。列宁的苏维埃民主思想不仅奠定了无产阶级真正实现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理论基础,而且以伟大的革命实践证明了一条真理,即只有建立能够代表人民意志的政权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     

政体的模式与选择——以近代中国政体变迁为例

政体的本质是国家权力之间关系,即权力在国家机关之间的分配及各权力机关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认识、尊重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政体的选择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完全可能的;政体的选择是政治制度创新中的一种,政体选择的动力与制度创新的动力大致相同,取决于政体选择者与政体需求者各自对选择的收益和成本的估价;最理想的政体应该具备一定的"素质",将政体所应具有的"素质"视为政体模式的评价指标,以此衡量政体的良善与否。     

从彰显到消失:集体主义时期的家庭劳动(1949-1966)

集体主义时期,为追求经济超速发展实行高积累低消费"以生产为中心"的发展策略。国家有意识地把性别化分工编织进大生产体制,由妇女无酬承担起绝大部分的再生产职责。国家对于妇女的家内劳动并非完全"看不见",而是努力对家务劳动进行理论化,以确立家务劳动及其承担者在社会主义生产体制中的位置。女工、农妇、职工家属/家属工三个妇女群体与生产的关系决定了国家对于她们家内劳动的不同态度以及她们的政治地位。     

理性与反思判断力在科学中的作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与《判断力批判》的一项比较研究

康德哲学中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是对科学的证成。《纯粹理性批判》中理性的理论用途及《判断力批判》中的反思判断力对经验性规律的系统统一性的作用,这两者与科学的体系性之间不仅存在一定的关系,而且这两种认识能力之间具有承接和角色转换。理性或反思判断力对科学的真正确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反思判断力对理性的这种承接关系表现在,反思判断力取代了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理性理念的"图型"这个较为模糊的说法,并且通过审美判判断力奠基起来的合目的性原则,将理性的"终极目的"的先天原则在经验世界中表达出来,并成为作为高级认识能力之一的判断力的先天原则。合目的性原则的确立保证了反思判断力对科学的系统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