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西方文学的一个永恒母题——从"俄狄浦斯之谜"谈起

《俄狄浦斯王》一经问世,便显现出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俄狄浦斯之谜"也成为文化史家和文学批评家的话题之一.本文认为,在包括俄狄浦斯故事在内的整个古代希腊文学中,"父子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弑父"行为乃是一个被不断重复的文学母题,文学中的父子之争实际上隐喻着现实中父权与反父权、专制和反专制的斗争,而随着父权文化的确立,古代希腊人对父权制持有明显的矛盾态度.后代西方文学不仅在相当程度上遵循了这一文学母题并形成一种普遍化的主题模式,而且对该母题进行了各具特色的生发和运用.     

论《俄狄浦斯王》在《诗学》视野中的典范地位

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和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分别是古希腊时代理论和作品的不朽经典。在亚里斯多德《诗学》的理论视野中阐释《俄狄浦斯王》的悲剧情节、悲剧人物和悲剧效果三方面在希腊悲剧中的典范地位,可达到理论与作品二者相互照明的目的。     

"明"和"矇"——从"俄狄浦斯的双眼"看现代性危机与文明反思

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其强烈的反叛现代性趋向,促进了对现代文明进行深刻反思。文明人的自大狂所导致的理智的盲区就在于忽略、忘记和压抑了所谓文明时代之前的原始智慧,俄狄浦斯的自刺双眼与自我流放,意味着文明的自我否定与自我批判。悲剧催生出强烈的原始主义倾向,对抗自大的现代物质主义和唯科技主义的精神压迫,打破西方传统欧洲中心主义价值观,摆脱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单一进化模式,克服西方现代性危机,在资本主义方式之外寻找更符合人类自然天性的生活理想。     

视觉、语言、秩序——《俄狄浦斯王》中的差异与同一

认识的问题是《俄狄浦斯王》一剧解释的中心和关键所在,而在古希腊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认识的问题又与视觉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俄狄浦斯王》尤其突出了这种视觉与知识的关联：剧中与视觉和知识相关的语言在情节反转的动态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语言本是秩序的工具,基于视觉分辨能力的语言本来体现着秩序所要求的差异,俄狄浦斯一开始正是凭着这种差异来确定自己在万物秩序中的位置。基于对差异的确定性和对自身眼力的确信,俄狄浦斯陷入到了对光明的热望中,但这种追求光明和清晰性的冲动在使俄狄浦斯置身于真相的光明的同时,也使他成为了一个必须被城邦排除、必须被逐入黑暗的无法言说的污染。光明的知识所确认的不再是身份和秩序,而恰恰是无秩序、无身份,是混沌未分的同一。在追求清晰性的雅典启蒙时期,这种基于视觉能力的知识的反噬因此表现出了更多批判的意涵：我们不能只从清晰、光明这种积极的意义来领会知识和视觉的价值,幻觉、假象以及由此带来的毁灭同样包含在视觉能力的不确定性中。     

管窥中西戏剧之差异——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定义谈起

:“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字字珠玑。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俄狄浦斯王》、《窦娥冤》二剧为实例,分析、比较了亚氏理论和中国清代戏剧家李渔的戏剧思想,尤其详细地分析、鉴别了亚氏悲剧的至理名言,而实现了管窥中西戏剧差异之目的     

从《学衡》到《国风》:现代中国批评史上的"东南学派"

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5年创立开始,历经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之变迁,以《学衡》、《国风》这两个学术文化批评刊物为标志,形成了现代中国批评史上的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学派:东南学派。东南学派在学术思想的渊源上,似乎一直可以追溯至南京历史上前朝历代的国学,但在现代思想学术语境中,“东南学派”却是作为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的批评者应运而生的。在思想主张的极端方面,“东南学派”几乎与五四新文化倡导者的所有主张均持相反意见,这些主张概括而言,集中于中国文化本位的坚持和民族文学的倡导,而在对于西方文化的认知介绍方面,则偏重于西方古代文化和古典文化,但对于“中世纪”西方文化的重视,亦成为“东南学派”于现代学术之独特贡献。     

略论近代外交家张荫桓对西方文明的考察

张荫桓是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在担任驻外公使期间,他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认真考察西方文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认识,他详细撰写的出使日记,是国人了解西方的宝贵资料.在晚清时期出使西方的官员中,张荫恒通过自己对西方文明的观察得出了自己的认识,这些认识对当时国人关于西方世界的认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文化冲击下《道德经》译介的“裂变”

《道德经》在西方四百多年的译介,书写了一部独特的文化传播史,各种＂裂变＂是不同文化在交流中冲击的结果,其中演义类＂裂变＂是＂《道德经》的开放性内涵＋西方文化中的发散性、功用性思维模式＂共同作用下的产物。这类译本的典型代表揭示了演义类译本的共同特点：1.译者深深被《道德经》的魅力和智慧所吸引,他们的译解似乎更合乎其所处时代、社会的需求;2.译者不懂汉语,无法对原文准确把握,但可以尽情地发挥;3.演义类译解的＂裂变＂需要研究者适当引导,促其向良性正态发展。     

出土文献与《诗经》口头和书写性质问题的争议

西方学者多有论证《诗经》产生于口述文化环境中,认为在《诗》的创作和传授过程中,书写没有起到多少作用。然而,最近出土的几种《诗经》及与《诗经》有关的早期写本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本文根据一些写本以及其他出土文字数据,论证了书写在《诗经》早期历史的每一阶段都曾起到重要作用。     

人的骄傲与人的限度——索福克勒斯忒拜剧中三组“合唱歌”释义

索福克勒斯忒拜剧中《安提戈涅》的“第一合唱歌”、《俄狄浦斯王》的“第二合唱歌”及《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的“第三合唱歌”,分别表达了“奇异的人”应当遵奉神圣正义和人世法律,人的骄傲应当服膺于虔敬,人的限度关联节制和审慎等议题.从整体上看,这三组“合唱歌”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人”的咏唱,呈现了古希腊箴言“认识你自己”和“勿过度”的伦理奥义.     

金斯密《道德经》译介中的跨文化操纵

1899年,英国汉学家金斯密在《中国评论》上将《道德经》译介到了英语世界,为推动19世纪《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影响作出了一定贡献。但由于受"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以及西方学术文化和基督教意识形态影响,他在译介《道德经》过程中用西方的诗学观念和意识形态指导自己的翻译过程,对原文实施了跨文化操纵。具体操纵手段表现为:文化意象替代、增添、删减和改写。     

《西方文化与近代中国》评介

《西方文化与近代中国》评介王守中胡滨教授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于１９９５年８月出版的《西方文化与近代中国》一书，是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项新成果，有不少新的创意。一、该书清晰地勾画出了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主体演化的轨迹。该书除肯定了明末清初和１９世纪传...     

理性的悲歌——重读《俄狄浦斯王》

<俄狄浦斯王>凝结着作者关于人类理性的深刻思考,折射出富于时代特征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一方面,作品通过俄狄浦斯追查凶手的过程表现了人们对知识与真理的推崇和追求,尤其是对人自身的认识与探究,从而肯定和张扬了人的理性精神.另一方面,作品还揭示了世界的非理性以及人的激情、欲望等非理性因素的存在,通过俄狄浦斯最终毁于命运的悲剧,传达出作者对非理性的贬抑和拒斥.     

《格萨尔》与萨满文化

<正>在各种版本的《格萨尔》中,都津津乐道“斗法”。法术,自宗教文化产生以来,在种种宗派文化教系中,一直是其中的观念和行为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说,法术观念和行为在《格萨尔王传》的创作中是一种现成的材料,不同的传播者们按照自身的思维定式、思想倾向、审美取向,去选择、编排它们。自然随着时代变迁、宗教文化的发展,法术表现和法术观,或被丰富、发展,或者变异、消亡。这是一种普遍规律,也是《格萨尔》与萨满教文化比较的前提。在《格萨尔》研究中,我们常     

试论《圣经》对世界文化的影响

自中世纪以来,《圣经》的影响在西方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柱,而且《圣经》对世界文化也产生了持续而广泛的影响。本文从《圣经》的史学价值、文学价值及在世界文化发展中对西方哲学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西方父权帝国话语的颠覆者——《福》对《鲁滨逊漂流记》的解构

库切的小说《福》是在西方文学经典《鲁滨逊漂流记》的基础上改写而成,但《福》并不是对《鲁滨逊漂流记》情节的简单模仿,在《福》中,库切解构了《鲁滨逊漂流记》中的父权和殖民话语;颠覆了丹尼尔·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所构建的西方父权帝国的文学神话.同时,库切也对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话语进行了质疑与深入的思考.     

“多元一体”视野下的《红楼梦》诠释——从弗朗茨·库恩对《红楼梦》的认知谈起

德国著名汉学家弗朗茨·库恩的《红楼梦》翻译在西方世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库恩秉持着"中国文化价值观",一方面力图在中国古典文本和西方读者之间建构起一道理解与沟通的桥梁;另一方面则采取多元的视角审视来自异域的经典文本。具体到《红楼梦》的解读:库恩用西方戏剧经典——莎士比亚戏剧来比照《红楼梦》,无论是情节结构还是人物塑造,甚至是主题的布局,东西方文学经典都有着"心有灵犀"般的相通之处;库恩以高于一般西方人的视点,发掘《红楼梦》的社会和文化价值,揭示《红楼梦》道教倾向的本质,为中国伦理道德的普世价值正名,并以此否定欧洲中心论,展示了东西文化在《红楼梦》认知上的平等对话。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库恩通过"改写"《红楼梦》,使之"通俗化",既打破了语言的隔阂,同时也凸显了《红楼梦》的文化精髓,赢得了西方无论是普通受众还是精英受众的心。正是透过库恩的《红楼梦》翻译,《红楼梦》得以成为世界文学殿堂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     

东西方两个个性解放的先驱形象--哈姆雷特与贾宝玉之性格比较

在一定意义上,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的作品分别代表着东西方文学的最高成就。两位文学巨匠各自的代表作《哈姆雷特》和《红楼梦》均被视为世界文学宝库中最为灿烂夺目的瑰宝,而他们在这两部不朽之作中所分别塑造的两个人物形象———哈姆雷特和贾宝玉也因其独特的性格魅力而成为东西方文化中两个个性解放的先驱形象。他们的反叛精神和个性解放思想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乃至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美好理想的追求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脱冕”的悲剧英雄——《卡斯特桥市长》浅析

《卡斯特桥市长》以《俄狄浦斯王》神话为悲剧模式,塑造了亨查德这一维多利亚时期的悲剧英雄形象。笔者结合尼采悲剧论重新解读小说主人公亨查德的悲剧命运,并从作品叙事结构出发,运用巴赫金狂欢化理论挖掘酒神原型如何具体在这部作品中通过亨查德这一悲剧形象得以重塑,意在从深层叙事结构中呈现以酒神为原型的模式具体在哈代悲剧作品中的运用及创新。     

拉康:镜像、语符与自我身份认同

在康德以降的西方现代哲学中,"自我"成了思的主题.从古希腊哲学对外部客观世界的认知,发展到近代欧陆哲学对认知何以可能的思考,再到现代哲学对"自我"的沉思,是一个理性权威逐步遭受质疑挑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