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学:多元化与现代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普遍接受启蒙现代性的指引。随着不同文学潮流的出现,少数民族文学逐渐获得主体性言说的自觉,构成了与主流文学话语对话的多元化成分,它的意义在于在通过自我表述,而成为西方式现代性话语的他者对照,包含着反哺主流话语的潜力。     

面对西方文论的学科策略--在借鉴中超越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     

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移植"切换还是"嫁接"改良?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     

西方文论在中国如何"化"?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     

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到西方文论的中国转化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     

文论失语症述评

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处于套用西方文论话语评论分析当下文学现象的尴尬境地。学者曹顺庆先生率先提出“文论失语症”的观点,并提出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以及重写中国文学概论的解决方案,推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     

中国现代自由主文文学话语之建构

在思想层面,西方文化在“五四”时主要-是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精神重构了“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话语。白话除了在语言形式和思想思维方面参与建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以外,从是否使用白话这方面我们也可看出“五四”时期文人学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相对于因救亡把文学当作武器的革命文学对于文学性本身的忽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更注重于文学本体、文学审美的追求。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除了对于创作主体自由和文学本身独立的要求外,自由原则与自由文学本身的位置和立场必然表现出对主流政治文化的疏离以及反抗和批判。本文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分为四种表现形态。此外,中国近现代自由空间没能强大和持续的原因是：中国的近现代民间发言场所是兴起于报纸杂志的,民间报纸杂志成为主流文化传播基地的角色转变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没能开创一个完善的批评空间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新青年》的激进传统使“五四”知识分子构造的文化空间容易被知识分子对于价值选择和文化选择的道德性、时效性所覆盖。本文是第一次试图从白话、文学独立意义、批评空间的开创三方面阐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话语之建构。     

儒学“独尊”之原因新探

关于儒学为什么在先秦诸子之学中脱颖而出成为雄霸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多年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言说的空间依然较大。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没有引起论者的注意 :一是儒学是古代士人阶层社会角色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话语表征 ,因而最能代表士人阶层的意愿与利益 ;二是儒家一直扮演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中间人”或“调节者”的角色 ,故儒学最符合文化霸权形成的一般规律。     

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质疑现代性主题与叙事

追求现代性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但在这主流之下还存在着“质疑现代性”的文学支流。质疑现代性文学与中国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存在着精神联系,其基本主题和叙事是刻意营造乌托邦化的生存乐园世界,美化乡村生活、乡村文明及其所体现的传统和本土文化的价值,抨击和批判现代文明、都市文明,在现代与古代、文明与野蛮、城市与乡村的价值对比中提倡逃离前者而回归后者,并以具象的方式对五四以来的现代性思想价值观念进行了背谬与拆解,表现出中国质疑现代性文学的诉求与特点。     

一本书所昭示的“转化”意义——童庆炳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解读

本文指出童庆炳先生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一书从“宏观的”、“微观的”、“中国古代文论与当代的关系”、“中国古代文论基本范畴”等四方面论述中国古代文沦的现代意义。     

反思文学史叙述与文学话语的错位现象——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为例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中国新文学中有重要影响的文学观念之一,但是这一观念在历来的文学史著中并未得到充分客观的呈现.考察60余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可以发现这些文学史著作所采取的阶级话语、人民话语或者多元话语等论述话语与周作人“人的文学”观本身蕴含的“人的话语”、“国民话语”和“启蒙话语”等文本话语总是存在错位.正是在这样一种话语“错位”之中,可以洞见到有争议人物及其观念在文学史撰写中的书写状态,这也体现了文学/文化研究在众多偏颇叙述中整合最佳理解的可能性.     

玉与中国古代文论关系初探

玉器既是礼器,也是一种物质产品.玉器的加工与生产直接关系着人类生产经验的出现与积累,也直接关系着审美意识的产生与发展.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以玉喻文”是一种普遍性的批评话语.古代文论家借助于“玉美”模子将异常抽象、难以言传的文学活动阐释得通幽入微、酣畅淋漓.美玉与美文的相互借鉴、治玉技艺与为文作诗的相互启发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奇妙景观.“以玉喻文”折射的是中国本土的、活生生的审美经验和诗性智慧,为化解当前中国文论的“失语症”提供了新思考.     

归位、整合与再生——国家文学逻辑中的现代文学史写作

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进入现代社会,在多重历史性的磨砺、催生中发生的,始终包含在国家文学大逻辑中。现代文学只有纳入国家文学整体中,其文学特性、历史特性、文学史价值才会得到显现和合理评价。现代文学纳入文学通史,会带来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双向互动和话语激活,在全球化语境中有望整理出新的中国文学话语资源,对中国文学现代化和文学学术现代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与交流,应该遵循当代性和现实优选原则,充分尊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     

新时期古代文论研究与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诉求

中国百年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纳入了中国文论现代性诉求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衍生出“失语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古为今用”和“中西对话”等重要的学术命题;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中国化”、“本土化”、“民族化”与“西方化”以及“现代性”与“传统性”等概念成为高频率出现的学术行话.立足于中国文化语境与文艺实践的现状,从古代文论、西方当代文论和马列文论三种话语资源的张力中通过中西古今的对话融通,寻求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支点与趋向.     

关于解放区文学大众话语形态的历史考察

大众话语是解放区文学的主流叙事方式,但解放区文学中大众话语的浮现并不代表着“大众”已经在文化上已经占据了主体位置。在革命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笼罩下,解放区文学中的“大众”仍然只是被言说的对象,因此,解放区文学的大众话语是一种话语想象的产物。     

“原文于道”与刘勰“大文学”观念的形成

刘勰原“文”于“道”,认为“文”是“道”的外化,是人对于自然、宇宙、人生的体认,圣人能够因“文”而“明”道.这种观念立足先秦两汉以来中国古代文化文、史、哲融为一体的整体特性,形成了一种有别于现代“纯文学”观念的“大文学”观,它更加全面地反映出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特点.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哲学意义及其涉及的解释学问题

《周易·系辞》上篇所说的“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及相关话语实际上关涉到现代哲学解释学的许多重要问题 ,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语言的本质和人类理解的本质。参照哲学解释学的某些思想 ,我们将会看到它所包含的深刻的哲学内涵及其合理性意义 ,而正是由于古代思想家对这些话语中所包含的哲学解释学意义具有一种普遍的共识 ,中国古代思想才始终立足于深切的实践性上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不用之用"

作为文学功用观的"不用之用"是体现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进程的一个关键概念,是现代审美主义文学的典型话语,因而也是考察20世纪最初30多年间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进程的重要线索.在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中.文学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既统一又矛盾的关系,审美主义是现代占主流地位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念的反对派,相对于后者来说,它是一种制约和平衡的力量.对"不用之用"的强调,标志着现代美学、现代性文学观念的确立,不过也应看到,在中国现代的历史语境中,审美主叉的文学现也带有明显的局限.它满足不了急切的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     

“统一意志”：当代文学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牲质

当代文学构成共和国政治思维的重要载体,包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内容。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毛泽东创造性地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纳入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范畴,为共产党赢得“文化领导权”制造强势话语。1940年代后期,共产党及其左翼作家有组织、有计划地批判、清除各种异己的文学流派和力量,试图把多元共生的文学格局统于“一”,即一个意志、一种权力话语。新中国成立后,在意识形态领域真正建立了“旨在整合全社会观念从而达到最大思想统一性的排他性的统治性思想”体系。“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参与了当时对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种塑造,承载着建构社会主义文化蓝图的宏大叙事,但对此毛泽东并不满意而给予否定。“伤痕”“反思”文学对“苦难”的叙述是文学叙事和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共谋的产物。“改革文学”‘现实主义冲击波’“‘反腐败文学”等文学形态,是对改革意识形态的话语重申和对于改革的合法性论证。     

介入现实 化为现实——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两点思考

“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是近年来文学理论界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它蕴含着中国文学理论建立自我主体性的强烈愿望,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目前来看转化的效果不够突出。要完成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需要有更强的文学整体意识和现代意识,特别是需要有对现实文学的介入和实用性的价值观念。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让古代文论深度介入现实文学,将其话语融入现实文学批评实践中;二是科学地认识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通过对古代文论的现代性改造,实现系统化和实用化,使其精神融入现实文学创作实践中,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力,形成与西方和现实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