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重之辨”——《盐铁论》的经济伦理思想意蕴

汉代的“轻重之辨”是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上对利益问题的两种关注方式即伦理学关注与经济学关注的一次重要交锋 ,它反映了儒家思想在成为封建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之后与法家思想逐渐融合的新走向 ,对后来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导向作用。     

盐铁论争与西汉文学“崇文过武”主题的形成——以《盐铁论》为考察中心

汉代文学社会批判主题的形成与嬗变与当时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应汉初吸取前朝经验稳定政权的时代要求,《新语》《过秦论》等一批作品涌现,形成了"过秦"的文学批判主题。这一主题被武帝时期作家沿承。昭帝时盐铁会上,贤良、文学对武帝弊政给予猛烈抨击,不仅借批判秦政影射武帝之失,而且借褒扬文帝时政批判武帝扰民政治,更多直接批评武帝时政,延续并深化了汉初以来的"过秦"主题,并由"过秦"转向"崇文过武",对此后汉代文学的社会批判思潮影响至深。不独昭显了古代文人参与政治的热情,更体现了独立的批判精神与深厚的忧患意识。     

《盐铁论》引书用书与西汉昭宣时期文学演进

<盐铁论>的引书用书材料丰富,其对<诗经>的引用,不仅可见出当时已有与今本<诗经>基本一致的传本,而且可窥见<诗经>在当时的传授情况及其引发的文学观念问题.其对屈原与楚辞的解读,体现了昭宣时期士人对人生际遇的思考,深化了汉初以来的文学不遇主题.<盐铁论>的引用书,还透露了<古诗十九首>中个别意象和诗句在昭宣时期的生成演进信息,以及宗经征圣的文章写作模式在昭宣时期的发展演进情况.这些在汉代文学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值得重视.     

唐顺之古文评点初探——以《文编》为中心

唐顺之是明代评点古文的大家,其选评的作品有《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十二卷、《荆川先生精选批点〈汉书〉》六卷、《唐会元精选批点唐宋名贤策论文粹》八卷、《唐荆川批点〈文章正宗〉》二十四卷、《文编》六十四卷等。其中《文编》是唐顺之古文评点的集大成之作,最能代表唐顺之古文评点的成就和特色。现以《文编》为中心,试对唐顺之的古文评点作初步探讨。     

扬雄《法言》的人物批评与西汉儒学

扬雄《法言》对历史人物多有批评,扬雄本人的思想借以呈现。以孟子、屈原、伏羲的相关批评为线索,可以看到,扬雄重视孟子提出的“孔子之道”及其“辟杨墨”之功。扬雄推尊孟子,表明其澄清并彰明“孔子之道”的价值理念。扬雄重“智”,赋予“智”以保身的内涵,以“独智”作为入圣的标准,将“智”置于“五常”之首的价值序位,并以此为基础批评屈原不够明智。扬雄发展了《易传》的观点,以伏羲为礼乐文明的起始圣王,建构了礼乐文明史的新脉络。上述观念与认识,是扬雄对思想史的贡献,也是其对西汉儒学思想的发展。     

《盐铁论》中贤良与文学思想主张之差异

《盐铁论》中记载了西汉中期盐铁会议上贤良与文学对诸多社会问题的看法。二者同处辨论一方,但贤良与文学在义利、法治与德治、农业与工商业、奢侈、匈奴等问题上的思想主张并不尽相同,分析其差异对于研究中国思想史具有一定意义。     

《盐铁论》中两种对立的经济伦理观

《盐铁论》既充分展示了当时上层社会两种不同的治国思路,也相当集中地体现了当时两种对立的经济伦理观。在理解何为治国之本问题上,贤良、文学持道德决定论的观点,而大夫、御史则持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在对待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上,贤良、文学持崇本抑末、以农贬商的观点,大夫、御史则持以末易本、以商通有的主张;在对待国家财富的管理和分配问题上,贤良、文学持无政府主义的立场,而大夫、御史则持权威主义的立场。《盐铁论》开启了儒学内部的义利之争,因而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地位。     

从“农政”到“农学”——以晚清“经世文编”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中国以农立国,农政向为国家政要之一.甲午战后,西方的“农学”知识大规模传入,“农学”一词成为19世纪末开始流行、20世纪初风行的一个概念.从《皇朝经世文编》到《皇朝经世文续编》再到《皇朝经世文三编》,鲜明地昭示了农事内容由“传统农政”到“近代农学”的变化.从“农政”走向“农学”的时代意义,彰显两千年来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架构已到了最后的自立阶段,至19-世纪中叶起向“经世之学”转变,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了“分科之学”的知识建构.     

论张岱小品文的“以诗为文”——以《补孤山种梅序》为中心

张岱的小品文呈现出"以诗为文"的特点,诗歌对其小品文的渗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以《补孤山种梅序》为中心可看出其以诗为文表现为:以诗的形式为文,以诗的意象为文,以诗的抒情为文三个方面。其小品文具备"以诗为文"跟张岱的诗歌理论中将诗歌的高度概括化跟高度个性化的统一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以及其在高雅精美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学识修养气质有关。     

玄理在诠释之中——以皇侃《论语义疏》为中心

儒学与玄学的对立是魏晋玄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不仅提供了理解玄学变迁的思路,也为玄学的产生和瓦解提供了思考的契机。学界在研究玄学史时,较多关注玄学的产生,却较少关注它的瓦解。思考玄学的瓦解意味着思考儒玄对立的问题如何得到最终的解决。南朝梁时的儒学家皇侃通过注解《论语》,将玄学对应到义理,并将玄理内在于儒家的经典解释之中。皇侃的这个思路为理解儒玄对立之解决和玄学之瓦解提供了一些线索。     

指称对象的类比转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以《文心雕龙》为例证

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纹理＂、＂花纹＂意义上的＂文＂通常又被用来泛指事物所呈现出来的外在形貌。基于人与自然万物的基本相似性和统一性,刘勰把文纳入到对整个宇宙人生、自然界的统一思考中,由天地万物有文类比推出人也有文,人文的可理解性作为书本,作为言语道出自身。作为＂群言之祖＂,《五经》就是形文、声文和情文的统一体。这种＂文＂既指称一切用书面文字固定下来的文本,亦指历代以口头形式流传下来的话语。它提供着一种关系结构的模式,在最直接的同时也是最广泛的意义上,它在言说中使一切陈述、一切文本因为言语而联系起来。     

《宠儿》与《奥德塞》的互文解读

托妮·莫里森的《宠儿》与荷马的《奥德塞》的互相交错和衬托的互文性关系,鲜明地表现在前者对后者的依赖和影响,又体现在后者对前者的孕育和滋养。在结构上,莫里森利用了《奥德塞》的回家模式,并注入具有时代特征的女性主义观念,使《宠儿》的女主人公塞丝跻身于古希腊史诗中的英雄之列;两者在情节上的相似,则表现出在道德伦理内在价值尺度上所形成的一种暗合,凸显出精妙的艺术手法和深邃的思想内涵。     

“湘军”概念的演变——以《湘军志》《湘军记》为中心

本文认为湘军定义的演变,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指代曾国藩以湘乡勇为基础创立的新军,湘军(或湘勇)中的湘是湘乡的简称。第二,经过《湘军志》的书写,湘军定义扩大为出身湘中的将领以曾国藩所创营制,招募湘中官勇成立的新军的总称。第三,经过《湘军记》的书写,湘军成了以曾国藩为领袖的湖南籍军官率领的军队的统称。     

“实事求是”之学及其问题——以《论语正义》为中心

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集中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格,表现有三：重礼、考史与“事实至上”。但检寻刘疏,会发现他未能贯彻“实事求是”的要求,所以引证材料时有“求同略异”“断章取义”的嫌疑,甚至会牵合材料以证成先入之见,且“实事求是”之学亦有其内在问题。刘氏所援引的历代《论语》注疏,与“实事求是”的解释方案并不同质,这将招致一个悖论：“实事求是”的要求,反倒使刘宝楠无法实事求是地运用材料,追索经义。最后,“实事求是”之学作为一种解读方案,与结构松散的《论语》并不相适。集合众多零散“思想点”的《论语》,需要整全的背景或一贯的立场,这便需要“实事求是”之外的“决断”。藉由对《论语正义》的反思,可管窥清代实学之深层问题。     

《老子》中组合问及其互文辩证性

《老子》中的组合问包含二句组合问和多句组合问,体现出一定的互文辩证性。在形式上有利于语篇的衔接连贯,有助于互文见义,在内容上凸显了语篇的思辨性。在时间上相去不远的苏格拉底的诘难与老子的组合问在形式和旨趣上较为接近。     

《汉书》采摭西汉文章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本文对《汉书》采摭西汉文章研究的情况分为两个历史时期进行了回顾,撮述了古代《汉书》采摭西汉文章研究的概况,简述了现代《汉书》采摭西汉文章研究的历史,认为此项研究还有《汉书》采摭西汉文章的主要方法及选编倾向等方面需要作进一步的开拓。     

《周易》美学研究一瞥——以“《周易》经传美学通论”为中心

近代以来疑古派倡导的经传分观原则将易学强势带入了分立断裂的研究误区。在此背景之下,《周易》经传美学通论研究者提出经传通观的观点,主张将《经》、《传》作为一个发展和接受中的整体来看。经传美学通论首先将《易经》美学意蕴定位于含章之美;在此基础之上,从《传》对《经》的动态接受之美、含章从自然美到人格美的过渡、以悲为美、明美、《周易》与象思维五个向度对《经》、《传》美学之关联进行了系统梳理;并进一步对《周易》美学在中国艺术思想史上深远而复杂的影响作出阐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