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的政治依附性与"中国哲学"的特质

"中国哲学"作为西语东来以后对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的表达,离不开本土思想文化在历史中的意义.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创生、传承的承担者--"士"人阶层的经济地位、社会身份、价值取向等所形成的"依附性"生存方式,对其所可能采取的思想文化态度产生重要的影响; "科举""文庙"制度的施行,强化、稳定了"士"人阶层在社会角色中的"政治依附性"特征. "士"人阶层依附性的生存方式以及科举与文庙制度的规制作用,使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为哲学)以"内圣外王"的治世之道为轴心,体现为以如何治世为学术宗的的政治依附性特质. "中国哲学"作为思想文化的这种本土化特质提示我们:"中国哲学"既不能简单化为几对范畴合逻辑的排列组合,也不能以西方哲学的问题模式套用在中国传统思想的资料上. "中国哲学"应该走到中国人的生活里,回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中,以本土的现代意叉从中国思想文化历史的"旧魂"中,才可能引出属于中国的哲学"新魂".     

从“为古人申冤”到“复兴中国文化”——钱穆人生哲学发展脉络述评

中国文化历来重视人生观问题,人生哲学更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国文化史上"人"的问题的凸显,既是"救亡图存"实践的当然结果,也是近代文化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的必然。钱穆早年主要从事历史研究,对于文化问题的集中讨论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50年代始有讨论人生的专著问世,但是对人生问题的关注却贯穿于他的整个学术生涯。     

论钱穆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

钱穆一生的学问宗主,是民族、历史、文化三位一体的“大文化史观”.其治学的基本立场,决定了他对祖国传统文化充满了“温情与敬意”.钱穆毕生坚持的治学路径是史学的,而非哲学的.这与他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认知与评价有关.钱穆治学的逻辑方法,是“推寻与会通”.所谓“推寻”,就是寻求新知,发现问题;所谓“会通”,就是贯通事理,解答问题.钱穆探寻学问的重心,不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社会前进的趋向,而是“人生的内在面”,也就是余英时说的为中国人招“魂”.钱穆一向认为,学问关键处是“察”历史之“变”.他反复告诫学生,要区别大变与小变,善于从历史进程各时期的变动中,寻求历史的“大趋势”、“大动向”,从“变”中看传统、精神、力量、生命、个性.钱穆曾多次对学生论及专业训练的“出入”、“功力与智慧”问题.他认为,这里面既包含了古人的治学经验,更是自己的“做学问的方法论”.其要点是“治学当就自己性近,又须识得学术门路”.总之,概括钱穆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就是“探人生文化真谛,为千年故国招魂”.     

“德”与“智”的现代转型:现代新儒家思想中的理性主义

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转型过程中对"科学性"与科学精神的重视可溯至西方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思潮。西方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知识哲学在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本土化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学术土壤里与之相应的传统思想资源。本文选取现代"新儒家"学术群体中具有西方理性主义特征之思想为主体,旨在探索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中理性主义的形态。尽管受到西方哲学,尤其启蒙时期以来的德国哲学影响,西学东渐的接受范式仅仅为新儒家构建理性主义思想提供了框架。中国传统思想资源里的以道德实践为最后的"德"与"智"——德性与智性——取代了西方狭义理性主义范畴对立于外部经验的内在"理性",成为中国当代理性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现代新儒家注重西方哲学的抽象思维和科学精神,将西方理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与思维模式中进行重构,以实现传统儒学道德观和知识论的现代转型。     

“国学”原义断裂、跨语际挪移与流变性转换考察

"国学"这个语词经历了从中国到日本、再从日本返回中国的一个跨语际移植,以及从古至今的语义断裂及其流变性转换的历程,国学概念史可谓交织于历时性与共时性、语言史与事件史之间。"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在晚清之前其义一直是指国家的教育机构及其制度。日本人使用"国学"词始于江户时代,指日本固有之传统学问。近代"国学"概念主要可分为三种用法:遭遇西方文化冲击之前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与学术体系;以国学为传统文化的简称;近代以来以传统文化为对象的学术研究体系。新时期国学存在于全球化语境之中,在全球多元文化中进行重新定位,呈现出开放性、期待性与未来性特征,它融传承与创新于一体。     

中国人文学术的近代转型——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个案

本文以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为案例,指出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引进西方学术文化经历的特点,即对"救亡"(经世、救国、救民)关注的"现实功利"态度,压倒了对"知识、学术、真理"本身的关注.胡适的国学根底很好,但他对西方学术文化的理解很粗浅,却大力攻击传统中国文化而宣扬全盘西化;傅斯年大力推动"兰克史学",但他对兰克史学只是略知之无,他推动的其实只是清代考据学的新版;钱穆坚守中国传统学术方正博大的途径,会通文史哲学,对西学采取批判性、选择性的接受与会通,对西方文化与学术反而有异曲同工之效.钱穆很多关于学术的论说,常常比著名的重要西方学者的学说早出了二三十年.这是很值得国人反思的.     

人生理想的理性建构——论冯友兰的人生哲学

冯友兰的新理学以天道的考察为逻辑起点,而最后则归本于人道。在冯友兰看来,通过辨名析理以建构理世界,本身并不是目的。哲学的根本作用,在于引导人们进入理想的人生境界。作为近代中西哲学交融的历史产物,冯友兰的人生哲学既植根于传统哲学,又楔人了西方的实证主义。如果说实证论的融入赋予冯氏的人生哲学以某种近代的形态,那末,传统哲学的制约,则又使冯氏逸出了实证主义之辙,而在出入于两者之间的背后,则内含着多重理论意蕴。 一、超越元伦理学     

晚年定论谱新篇——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解析

冯友兰恢复学术自信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写中国哲学史。他拓宽论域,把哲学定位为精神现象学。他认为哲学史是历史学中的一门专史,研究哲学这门学问的发展的历史。他强调中国哲学史以中国哲学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应当以中国历史上三个大转变为基本线索。第一次大转变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第二次大转变时期是近代,第三次是现代,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期。以三大转变时期为关键,冯友兰把中国历史划分为四个时代,按照这四个时代安排全书的框架结构和基本内容。     

"了解之同情"--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简释

陈寅恪所作<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内容极精要,却涉及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和中国历史研究的许多重大问题,可以视作寅恪先生治中国学问的思想纲要和心得总结.本文对上册审查报告提出的学术观念和有关问题略加释证.     

冯友兰文化哲学新论

冯友兰文化哲学新论洪晓楠中国近代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时代的中心问题，这一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具体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作为２０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冯友兰以其独特的理论方式，试图从哲学上解决东西文化...     

传言与真实——读两组关于冯友兰事迹的文字联想到冯友兰研究

本文主张将冯友兰的人生和冯友兰的学说作为一个统一的过程和系统来考察．正确理解冯友兰在新中国学术工作中的动机与信念，以求取对冯友兰人格和学问的真实理解和评价。     

儒学“哲学化”向度的开拓——读程志华教授《熊十力哲学研究》

正概括地看,清末民初之学术问题可归结为两类:一类是因回应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引发之"中西"问题,具体化为中西哲学或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一类是由回应时代问题而引发之"古今"问题,具体化为传统与现代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就当时的情形来看,无论对哪一类问题,清代学术都无法圆满地予以回答。正因为如此,一意"崇洋媚外",一心"攀缘科学",将传统儒学"唾弃"、"摧残",竟然成为当时之"时代思潮"。熊十力说:"唯自海通以来,中国受西洋势力的震撼,中学精意随其末流之弊,以俱被摧残,如蒜精之美,不幸随其臭气而为人所唾弃。"②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儒家学问"理论资源枯竭",即其哲学意蕴不足。在熊十力看来,面对如此严重之困局,要应对"中西"和"古今"问题,作为文化建设之"根荄"的哲学必须要有所作为,从而带动整个学术、文化之发展。他说:"所谓本位文     

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路径选择与当代中国哲学的重建

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路径选择,应当充分考虑儒家思想自身的发展历史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戴震关于宋明新儒学所实现的儒学哲理化进程及其反社会效应的批判表明,儒家思想的哲学化诠释路径不利于作为修己治人学问的儒家思想的健康发展及其社会功能的实现和确证.现代新儒学对于宋明新儒学的路径依赖,使得儒家思想与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渐行渐远.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另一种路径选择,就是学问化.学问化路径较之哲学化路径更能有效地实现和确证儒家思想的特质.在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间良性互动、综合创新诠释范式指导下的学问化路径,有利于儒学的思想特质和元典精神的呈现,有利于作为修己治人学问的儒家思想作用于当代中国社会,有利于当代形态的中国哲学的重建.     

论教育家冯友兰

本文从实践、思想、贡献三方面论述教育家冯友兰.认为冯友兰始终在传播和维护"五四"以来由蔡元培所倡导的"学术至上"、"为学术而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传统.认为除培养一代又一代哲学与哲学史专家学者以外,冯友兰在教育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倡导并促成在全国独树一帜的清华学派.认为清华学派的特征是中西贯通,古今融汇,兼取京派与海派之长,做到宏观与微观结合,在此基础上进行"释古"与创新,既合理解释传统文化,又努力创造新的文化.认为清华文科的这一共同的学术风格是在文学院时期才真正形成的.     

儒学的当代诠释——读《教化的哲学:儒学思想的一种新诠释》

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儒学的发展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开显当下生命存在的形上意义而实现的。近代以来,伴随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儒学在思想学术上也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学术转型。但那种把儒学作为一种思想学问从具体的历史过程中抽离出来,以西方哲学的概念模     

日本近代经济文化思想形成与发展之研究

近代以来在各种外来学术和思潮的影响下,日本的经济文化思想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日本最初的经济文化思想基础是中国的儒教思想;明治维新时期,诸如德国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新古典经济思想、保守主义思想等思潮先后涌入中国,并与日本的学问传统和经济环境融为一体,为以后日本的经济思想的更新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论钱穆的人文主义历史存续观

钱穆对人文主义有系统的学术观建构,并以其生命实践印证着自己对人文主义的独特理解。在钱穆的人文主义思想构成中,"存"与"续"的意识由传统文化层面的信仰、伦理和知性自觉,辩证地贯穿于日常的生命实践活动之中。这使得钱穆的人文主义显示出迥异于西方人文主义的品格:它不是以发掘个人感性、理性的价值驱力及公共性文明机制为其思想原创的基点,而是力求使个体与社会在纳入一种文化的统绪中,实现文明的价值增殖和外延扩张。钱穆的人文主义是超越学术个性的历史主义与超越历史境遇的生命哲学的统一,是博大淳厚的民族精神与个体生命实践的统一。这种人文主义在内涵上具有较鲜明的儒学人文主义特质,但在内在机理上,它超越了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观念,而呈现为面对另外空间视域而求取文化"存续"的人文主义。     

断裂与传承:中国现代学术的学统问题——以冯友兰、蒙培元、黄玉顺为例

中国几千年的统绪在近代被打断或扰乱了.伴随着政统的裂变,学统也发生了裂变,道统也就无法不裂变.以"中国哲学"界具有师生关系的冯友兰、蒙培元、黄玉顺三代学者为个例,分析"五四"以来学者面对这个巨大断裂,在不依托旧制度的情势下如何努力重建、赓续学统,赓续斯文,赓续历史.但是,由于中国现代学术建构方法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问题,即无法摆脱时西学的依傍而自立,使它既无法在其产生与处身的现代建立学统,也无法有效赓续古代历史.学者之努力与斯文之断裂,也就相互交织,并陷入困境.     

道德、民主与科学的融摄——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

熊十力的道统思想包括道统内涵的现代阐释、道统传承历程的梳理、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发掘以及道统、治统与学统的全面重建等多方面内容。他的“一国学术思想的中心”与“立国精神”的道统观,相对于第一代新儒家群体中冯友兰和钱穆的道统观具有更为合理自洽的思想价值,但是,他关于中国文化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现代诠释及其力图从儒家心性之道的践履中发展出民主与科学的理论建构又有自身的缺陷。全面梳理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不仅对于深入认识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演进脉络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而且对于批判性地汲取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合理价值以推进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传承也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时代价值。     

将方法收归内容——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反思

哲学作为一种对人的存在及周围世界的形上思考,总是要通过自身充分的个性化方式来呈显其普遍性的理念。哲学的这种特质决定了哲学的方法必须是内在于其思想内容的方法。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它的方法与内容的分离;与之相应,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亦在于将这方法收归于其自身的内容。中国思想学术本有它内在"通"性的奠基,表现为一个生命的整体;而方法与内容的疏离,则使其碎片化为一种历史知识或客观资料,丧失了传统学术的精神特质与生命整体性的意义。我们主张"将方法收归内容",即现代中国哲学的方法须于中国思想学术传统中整体性和创造性地转出,由此找到属于中国哲学自身的方法,建立真正属于中国文化自己的当代中国哲学。